Question

《堂吉诃德》的主要价值表现哪里

Answer 1

《唐·吉诃德》提出了一个人生中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原因有二：第一，人类从精神层面上总有一对矛盾：理想和现实。这是第一位的。《唐·吉诃德》利用文学形式将这对矛盾揭示得深刻而生动，可说淋漓尽致，使得每代人都感受到果真如此，予以认同。第二，塞万提斯早在17世纪就写出了《唐·吉诃德》，可说他是现代小说第一人，正因为他是第一人，所以他的《唐·吉诃德》对西班牙文学、欧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这样的作品，不仅当时会被译成多种文字。而《唐·吉诃德》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塞万提斯写《唐·吉诃德》时，为的是反对胡编乱造、情节离奇的骑士小说及其在人们中造成的恶劣影响。塞万提斯在《唐·吉诃德》中一方面针砭时弊，揭露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一方面赞扬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扶贫济弱等优良品德，歌颂了黄金世纪式的社会理想目标。

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时，骑士早已绝迹一个多世纪，但主角阿隆索·吉哈诺（唐·吉诃德原名）却因为沉迷于骑士小说，时常幻想自己是个中世纪骑士，进而自封为“唐·吉诃德·德·拉曼却”（拉曼却地区的守护者），拉着邻居桑丘·潘沙做自己的仆人，“行侠仗义”、游走天下，做出了种种与时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径，结果四处碰壁。但最终从梦幻中苏醒过来。回到家乡后死去。

Answer 2

　一
　　塞万提斯被称作“现代小说之父”，
他以作品独特的美学表现形态建立起了自己的小说叙事美学。在其经典小说《堂吉诃德》里，我们不难发现其多重叙事视角，这与20世纪以来倡导的叙述学革命遥相呼应。在塞万提斯之前，尚无成文的小说理论，尽管已出现了小说——这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但理论却是沿用《诗学》中提出的准则。在这些小说中，书中的叙述者一般是无所不知或知之甚多的，他们对所叙述的人和事无所不知，而且从不离开他们，是一个无时不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而在《堂吉诃德》中，叙述者的叙述就不那么自信和万能了。
　　在叙述过程中，这位第一叙述者杜撰了写这本书的一个阿拉伯作者，一个名叫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这位不懂阿拉伯语的第一叙述者请了一位摩尔人将这个故事从阿拉伯文译成了西班牙文，第一叙述者除了杜撰出这位史学家写的传记外，还引用了在西班牙的拉·曼却地区保留的传说。除了史学家这位第二叙述者，还有第三叙述者，他就是将阿拉伯语译成西班牙语的摩尔人。这位摩尔人译者尽管怀疑下卷的第五章是假造的，却仍然将它译了出来，并在原著上加上了批语。除此之外，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作者还别有用心地造出叙述的空缺或不足，插入其他颇有可信度的史料。如在上卷的最后一章中，当传记作者找不到真实的记载时，引用了拉·曼却保留的传说，得知了堂吉诃德的行踪，又从偶然遇到的一位老医生的铅皮箱（这个铅皮箱还是医生在翻造隐士的破屋时从废墟中发现的）里的羊皮纸的手稿上发现了用西班牙文写成的有关堂吉诃德的许多事迹，以及杜尔西内娅、桑丘·潘沙等人的许多故事的诗歌。传记作者翻阅了曼却地区的所有文献才使得这部传记问世。这样，在作者、叙述者、原书的作者、译者、地方传说和地方文献之间存在许多层面的不确定性，文学的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作者几乎成了故事的参与者，读者便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进入文学创作的迷宫（或曰文学创作的陷阱），共享文学的现实。
　　多重叙事视角的运用，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看，是为了增加“传记”的真实性。塞万提斯在小说中说道
：“诗人写诗是一回事，史家写传又是一回事。诗人所述所咏并非事情本是什么模样，而是应为什么模样。史家却不该按应是什么模样来写，而按本是什么模样来写，不能对事实有丝毫增减。”正是多重叙事视角的转换和跳跃，造成了一种真实与虚构的悖论。一方面，作者处处想使自己的小说如同“信使”，完全忠于现实；另一方面，则又在提醒读者不要太相信书中文本的可靠性。
　　这种叙事方式可以说是小说叙事学上的突破，显示了塞万提斯对审美形式意味的重视。小说中安排的许多不同身份的人物，他们除了是堂吉诃德故事的见证人，还是质疑者、解答者、评判者。这种多层次叙事的特色，使得小说的主体和客体常常相互变换，提供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在此意义上，小说在模仿与真实、虚构与现实、创造的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和深度。
　　在《堂吉诃德》中，既讲堂吉诃德的故事，也讲其他人的故事。而到第一部的第23章，堂吉诃德到了黑山，作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情节几经迂回，屡屡中断，终于开始讲述堂吉诃德如何在山中跟另一个疯子相遇。直到卡尔德尼奥与多洛苔亚相遇，才把交叉叙述的两个故事捏合起来，同时又描写了小故事中四个人物不同的个性特点。最后还是多洛苔亚以自己的聪慧和滔滔辞令圆满解决了四人之间的纠纷。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还穿插了一个短篇小说《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其间有插进堂吉诃德与酒廊的大战。正如R·O·琼斯所言：“这种相识和虚构、滑稽和庄重的故事编织在一起的错综构思，其实是在炫耀叙事能力。”①
　　我们发现，小说中的人物经常讲故事。其中有些是很值得回味的。例如，在小说的第一部的第19章，桑丘为大家讲了一个羊倌的故事。故事的有趣性在于，羊倌要将他的三百只羊摆渡过河，钓鱼船只能每次在一只羊过河，所以，叙述者不能将这种重复发生的事有一句话一笔带过，而要一只一只地说下去，“多会儿把过河的山羊数错了，故事也就完了”。
　　这种叙事与热奈特提出的“频率”或“出现率”不谋而合。它指的是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之间的关系。②桑丘讲的故事属于热奈特提出的四种类型中的“讲述若干次发生若干次的事”。从根本上说它只是单一叙事的反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文本中讲述一次与故事中发生一次仍然是一一对应。在这个故事里，情节的趣味性被叙述本身的趣味性所取代。桑丘不关心“后来”怎么样，他只关心叙述者和听众是否记住了渡过河的山羊的只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故事对传统的叙述进行了揶揄。即它将传统的“讲故事”和“听故事”只关注叙述下的所指的意义和内容进行了颠覆，同时提出这样的假设，叙述本身与故事的内容同样具有了趣味和价值。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对于不同叙事方式的大胆尝试和探索，以及对于小说“形式感”的内在追求使小说本身充满了生命活力。
　　二
　　叙事角度、叙事方式决定着小说整体叙事结构的变化。塞万提斯的“叙述人”不同于传统小说“全知全能”叙述视角中叙述人的角色。《堂吉诃德》我们还看到整部小说叙事结构的变化，在视角的转换、叙事的方式的选择上不断造成了小说的“距离叙事”，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叙述的手法，也正如韦恩·布斯所言的“审美距离”，“这些和许多别的因素用来控制我们涉及审美对象时的感觉，就像某些现代戏剧的纸月和其他非真实的舞台效果具有“间离”作用一样。”③
　　第一，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的离开小说的作者。叙述者宣称，“我”不是小说的“作者”，这部关于堂吉诃德的传记世由阿拉伯历史学家记载下来了，从而有意地拉开了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而造成这种距离的目的，是表明小说中的叙述人“我”与“作者”在道德上或智力上的绝对差异。如小说的第一部的第九章，叙述者对阿拉伯作者提出了质疑：“我们这个故事究竟真是不真实，唯一让人不放心的就是他的作者是阿拉伯人。这个民族很善于说谎……如果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看都是作者那个狗东西的过错，决不能怪罪我们的主人公。”
在这里，叙述者显然与“作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而将故事本身的不合理之处推到的“作者”的身上。 　　此外，不仅叙述者直接对“作者”进行质疑，而且还以“译者”的身份对“作者”进行的离间。在小说的第二部第五章，谈到“传记译者怀疑这段文字是伪造的，因为桑丘·潘沙说话的口气一下子变了……不过他考虑到译者的责任，还是照译不误”。
　　第二，叙述者也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我们看到，作者对主人公堂吉诃德的态度总体上是一种戏谑的口吻，他的被骑士道同化过的精神世界，在现实的世界里总是表现出荒唐和滑稽的效果。但是，尤其是第二部中，我们发现叙述者对唐吉诃德的长篇大论不再仅仅是一种戏谑的态度，在堂吉诃德的荒诞中，我们看到了理想的光辉。堂吉诃德对于骑士道具有宗教徒般的虔诚，他要走遍世界去恢复骑士道，实现人人平等、和谐自由、扶弱除强的誓愿。他挨了打、吃了苦、受了罪，却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他坚信自己的主义，坚信正必压邪、善必胜恶。以他的瘦马和长矛固然无法使这些理想变成现实，但是他这种不产生任何效果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比勇猛的行为更有震撼力。所以当他在公爵府上受尽了嘲弄时，塞万提斯不得不借贝嫩赫里之口评论道：“公爵夫妇那么起劲地捉弄两个傻瓜，自己也就和傻瓜相差无几了。”而在堂吉诃德与狮子“大战”时，作者也被置于前台，评论书中的人物的勇敢。作者的声音出现，将原本既定的讽刺手法进行了反拨，发掘出人物身上的另外一些品质。
　　第三，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读者自己的准则。在《堂吉诃德》第二部中的人物几乎都以读者的目光来“阅读”小说本身。这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的阅读经验：把小说当成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摹写和再现。因此，当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小说所写的人物、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实存在。其实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被他们指认为“疯子”的堂吉诃德殊途同归。不过堂吉诃德表现得更加极端，它不仅把小说当作现实来读，而且还要亲身实践，重新走小说中的主人公所走的道路。而堂吉诃德想建立的与其说是“骑士道”，不如说是《圣经》中耶稣描绘的末日审判后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彼岸天国。这虽然虚幻，却表达了人类最普遍、美好、崇高的理想。当我们看到这些内容时，不禁要怀疑：真正讽刺的是堂吉诃德吗？在这里，“读者”和现实中的人成了被讽刺的对象。
　　我们看到，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于是人物、作者、读者三者之间发生了智慧或趣味上的“较量”，或认同或拒斥。这使小说的阅读过程和价值取向充满了极大的审美魅力，起到了拓展读者想象空间的作用。
　　《堂吉诃德》也是一种自反式的作品：阅读的行为、读者的反应、阅读的暗示——既在叙事内又在叙事外，是这部书的实质。正像堂吉诃德改变了他周围的世界，塞万提斯改变了我们对于小说、小说的叙事的传统的、过分简单化的观点。这使《堂吉诃德》更具超前意识，它开了现代小说的一代新风，在小说的形式上开创了新颖的叙事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