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当前中美关系趋冷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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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
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
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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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如临大敌,民众风声鹤唳,在中美几十年的交往史上实属罕见。
近几月来,特朗普政府围绕疫情、香港、南海、华为等一系列议题向中国极限施压,蓄意挑动意识形态对立,甚至不惜制造军事上的擦枪走火。以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为标志,美国政府将对抗上升为重大外交事件,为两国加速“脱钩”的邪火添加了新的干柴。
国务卿蓬佩奥更是走到了极端的边缘。他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演讲,大肆炒作所谓“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四十年来的所有历史。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政客们拒绝沟通、不由分说,把中国塑造成危险敌人的冷战态度愈加强硬。尽管中方屡次表示愿敞开大门,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但美国政府对经营中美关系的冷淡态度,以及不断宣称“对话无用论”的抵触行径,让中方的诚意屡屡碰壁,善意付之流水。
由此造成中美官方的各种对话机制基本停摆,两国交往大幅缩减。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出招施压,中国对等反制”的互怼模式,中美关系剑拔弩张,回旋余地愈加狭小。无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接连发出诘问:“如果没有对话,两国之间怎么沟通?怎么拓展合作?怎么管控分歧?现在连对话都没有,这很不正常。”
所幸在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风浪下,中美仍有一些人始终没有放弃沟通与合作的努力。
7月14日,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与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美国和平研究所共同举办了首次中美学者视频交流会。面对政坛上的偏见杂音,来自中美十余家智库、高校的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廓清舆论,共同发出“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才是正确选择”的理性呼声。与会学者们特别呼吁,在中美关系的困难时期,两国民间力量要积极有为,从共同利益出发,推动建立两国关系新的战略框架。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作为中美分歧最小、共识最多的领域,社会与人文交流长期以来都是中美关系的润滑剂和重要支柱,扮演着两国关系发展的“探路者”与“助推器”。中美建交40余年来,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执法等领域交往频繁,合作成果丰硕。目前,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277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每年人员往来达500万人次;美国每3名留学生里就有1人来自中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共生共存着。此外,从“乒乓外交”到“熊猫外交”,从姚明到马布里,民间友谊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不仅丰富了两国关系的内涵,也使其更有温度、更具韧性、更添活力。
今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中美两国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专家和一线工作者,坦诚务实地交流抗疫经验体会,共享病例数据资源,以“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的价值坚定,共同为挽救生命分秒必争。中国疫情严重之时,许多美国企业、团体和民间各界纷纷伸出援手。随着美国疫情发展蔓延,中国也尽己所能为美国人民提供抗疫支持。全球抗疫的宏大场景中,千万两国民众以守护生命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名义,一路向前,无问西东,与反华仇华的逆流形成强烈反差。
世界大变局把中美关系推向漩涡。共和党政府试图通过全面对抗中国挽救自身危局,两国关系因此急转直下,且还将经受更加严酷的考验。但历史证明,无论在中美关系多么艰难的时候,两国民间的友好合作力量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牵制着两国关系的巨轮不至倾覆于汪洋。
近几月来,特朗普政府围绕疫情、香港、南海、华为等一系列议题向中国极限施压,蓄意挑动意识形态对立,甚至不惜制造军事上的擦枪走火。以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为标志,美国政府将对抗上升为重大外交事件,为两国加速“脱钩”的邪火添加了新的干柴。
国务卿蓬佩奥更是走到了极端的边缘。他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演讲,大肆炒作所谓“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四十年来的所有历史。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政客们拒绝沟通、不由分说,把中国塑造成危险敌人的冷战态度愈加强硬。尽管中方屡次表示愿敞开大门,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但美国政府对经营中美关系的冷淡态度,以及不断宣称“对话无用论”的抵触行径,让中方的诚意屡屡碰壁,善意付之流水。
由此造成中美官方的各种对话机制基本停摆,两国交往大幅缩减。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出招施压,中国对等反制”的互怼模式,中美关系剑拔弩张,回旋余地愈加狭小。无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接连发出诘问:“如果没有对话,两国之间怎么沟通?怎么拓展合作?怎么管控分歧?现在连对话都没有,这很不正常。”
所幸在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风浪下,中美仍有一些人始终没有放弃沟通与合作的努力。
7月14日,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与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美国和平研究所共同举办了首次中美学者视频交流会。面对政坛上的偏见杂音,来自中美十余家智库、高校的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廓清舆论,共同发出“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才是正确选择”的理性呼声。与会学者们特别呼吁,在中美关系的困难时期,两国民间力量要积极有为,从共同利益出发,推动建立两国关系新的战略框架。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作为中美分歧最小、共识最多的领域,社会与人文交流长期以来都是中美关系的润滑剂和重要支柱,扮演着两国关系发展的“探路者”与“助推器”。中美建交40余年来,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执法等领域交往频繁,合作成果丰硕。目前,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277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每年人员往来达500万人次;美国每3名留学生里就有1人来自中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共生共存着。此外,从“乒乓外交”到“熊猫外交”,从姚明到马布里,民间友谊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不仅丰富了两国关系的内涵,也使其更有温度、更具韧性、更添活力。
今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中美两国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专家和一线工作者,坦诚务实地交流抗疫经验体会,共享病例数据资源,以“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的价值坚定,共同为挽救生命分秒必争。中国疫情严重之时,许多美国企业、团体和民间各界纷纷伸出援手。随着美国疫情发展蔓延,中国也尽己所能为美国人民提供抗疫支持。全球抗疫的宏大场景中,千万两国民众以守护生命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名义,一路向前,无问西东,与反华仇华的逆流形成强烈反差。
世界大变局把中美关系推向漩涡。共和党政府试图通过全面对抗中国挽救自身危局,两国关系因此急转直下,且还将经受更加严酷的考验。但历史证明,无论在中美关系多么艰难的时候,两国民间的友好合作力量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牵制着两国关系的巨轮不至倾覆于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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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为起点 ,中美关 系开始向所谓“新常态”过渡。中美关系“新常态”之新,一是新在结构:中美之间”老大”与“老 二”的关系规定了双方看对方时,将相对“平视”而非昔日的一俯一仰;二是新在战略模式:双方在处理与对方关系时,将更多地以如何处理与对方关系为政策目标而不眼于将之视为战略手段,即是说,对双方而言,中美关系的工具性下降、目标性上升,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对于中美双方都越来越成为相对独立的最高外交目标;三是新在内容:中美之间竞争面与合作面同时扩大,更加无所不包,且在目前结构性调整及相互探索如何调适阶段,两国关系将有一个烈度较大的震荡期,竞争性更引人注目;四 是新在其国际影响力: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演变,将对国际局势产生更直接、更全局性 的影响、甚至更加直接决定世界发展模式、前景及战争与和平等全局性问题。如果 说在奥巴马笫二任期,中美关系还处在由“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阶段,双方均面临如何进行政策选择的问题,则特朗普上任后,中美关系就真正进入了“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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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于维护自身的霸权,从扼制中国的角度出发,做出很多疯狂的举动。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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