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和东汉面对匈奴的态度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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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西汉与东汉）皆是刘氏王朝，刘氏江山，而匈奴边患，贯穿着两汉历史全过程，双方恩怨日久，你来我往的冲突持续时间之长，历史少有。但是西汉和东汉面对匈奴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的是防守与退却。
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开创了撤退防守的先例，将边郡百姓内迁，放弃部分边郡地区，在西域诸国多次请求汉朝派军队进驻西域对抗匈奴时，光武帝都给予拒绝。诚然，刘秀考虑的是内地的统一和安宁，但对外的武力，以当时东汉的国力，完全可以主动一些，尤其是完全没有必要将边郡放弃。
但刘秀还是这样做了，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以至于汉军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在西域地区，多次出现该战时不战，不该撤时而撤的事件，给匈奴以喘息机会，由此给东汉边民带来更大的苦难。
两汉对军事战略研究的成果不同。
两汉由于同样面临匈奴边患，都出现了对军事战略的研究者，但效果各不相同。
在西汉，有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他们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成为西汉对匈奴、西域战争最初使用的指导原则。
东汉也出现了对匈奴的有价值的研究，但深度与广度都远不如西汉。况且，即便是正确的战略，东汉的皇帝、背后的太后、身边的宦官也不会同意，使得东汉对匈奴的战略研究成果，更加肤浅。
对屯田战略重视程度的不同。
汉初对边境地区的军需供应都是从内地运输来解决，这种运输方式在途中的损耗量很大，成本自然很高，内地运往边地，“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景帝时代，晁错提出《制匈五策》中，详细提出应把屯田当作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此后，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汉朝陆续在朔方、新秦中、河西四郡、西域进行屯田，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军需供应，又建立了后勤基地，减少了百姓负担，还提高了军事行动的效率。后期的军事良才赵充国在《屯田十二便》中，更是将屯田的益处详细述。值得肯定的是，西汉的皇帝，从武帝时，直到西汉灭亡，都非常重视西域屯田，保证西域驻军存在。
再看东汉，有前汉的良好示范作用，按理说应该做得更好，不过，很遗憾，东汉对边区和西域的屯田重视并不够，甚至更为过分的是，东汉还放弃了西域屯田。如窦固北伐匈奴后，汉朝本应该趁追击，但正值章帝新立，汉朝就不肯出兵西域，援助西域都府，反倒主张放弃屯田，舍掉西域，著名的“耿恭二十六勇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发去救兵，更多的西域都护府战士就能生存下来，只可惜，当战士们在西域奋勇作战、抵抗匈奴时，东汉朝堂之上，皇帝与重臣们就是否派援兵、是否强化西域军事存在之事，争得不可开交，贻误战机。
到汉安帝初年，东汉就“罢西域都护”，放弃西域正式驻军，改派长史管理西域，军事影响力大大降低。
练兵与选将标准不同
西汉晁错在《制匈五策》中提出，军队行动步调不一致，是军官不会练兵之过，那样的士兵缺乏战斗力，“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不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此不习勒兵之过也”。（《汉书.晁错传》）西汉对主将的选拔不拘一格，骑奴出身的卫青，未满二十的霍去病，贫民出身的赵充国、赵破奴等，都是皇帝大胆提拔起来帅才、将才，在《史记》、《汉书》中，将星云集，选择范围较为广泛。《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对匈奴作战的将领，能封侯的，得到重用的，大多是出身豪族世家的外戚，能力强如班超者，到老了还是西域都护，立下赫赫赫战功，受到的奖赏也不及功劳。
同样面对匈奴这个敌人，为什么西汉与东汉会有这些不同之处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之所以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的是防守与退却。
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开创了撤退防守的先例，将边郡百姓内迁，放弃部分边郡地区，在西域诸国多次请求汉朝派军队进驻西域对抗匈奴时，光武帝都给予拒绝。诚然，刘秀考虑的是内地的统一和安宁，但对外的武力，以当时东汉的国力，完全可以主动一些，尤其是完全没有必要将边郡放弃。
但刘秀还是这样做了，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以至于汉军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在西域地区，多次出现该战时不战，不该撤时而撤的事件，给匈奴以喘息机会，由此给东汉边民带来更大的苦难。
两汉对军事战略研究的成果不同。
两汉由于同样面临匈奴边患，都出现了对军事战略的研究者，但效果各不相同。
在西汉，有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他们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成为西汉对匈奴、西域战争最初使用的指导原则。
东汉也出现了对匈奴的有价值的研究，但深度与广度都远不如西汉。况且，即便是正确的战略，东汉的皇帝、背后的太后、身边的宦官也不会同意，使得东汉对匈奴的战略研究成果，更加肤浅。
对屯田战略重视程度的不同。
汉初对边境地区的军需供应都是从内地运输来解决，这种运输方式在途中的损耗量很大，成本自然很高，内地运往边地，“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景帝时代，晁错提出《制匈五策》中，详细提出应把屯田当作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此后，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汉朝陆续在朔方、新秦中、河西四郡、西域进行屯田，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军需供应，又建立了后勤基地，减少了百姓负担，还提高了军事行动的效率。后期的军事良才赵充国在《屯田十二便》中，更是将屯田的益处详细述。值得肯定的是，西汉的皇帝，从武帝时，直到西汉灭亡，都非常重视西域屯田，保证西域驻军存在。
再看东汉，有前汉的良好示范作用，按理说应该做得更好，不过，很遗憾，东汉对边区和西域的屯田重视并不够，甚至更为过分的是，东汉还放弃了西域屯田。如窦固北伐匈奴后，汉朝本应该趁追击，但正值章帝新立，汉朝就不肯出兵西域，援助西域都府，反倒主张放弃屯田，舍掉西域，著名的“耿恭二十六勇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发去救兵，更多的西域都护府战士就能生存下来，只可惜，当战士们在西域奋勇作战、抵抗匈奴时，东汉朝堂之上，皇帝与重臣们就是否派援兵、是否强化西域军事存在之事，争得不可开交，贻误战机。
到汉安帝初年，东汉就“罢西域都护”，放弃西域正式驻军，改派长史管理西域，军事影响力大大降低。
练兵与选将标准不同
西汉晁错在《制匈五策》中提出，军队行动步调不一致，是军官不会练兵之过，那样的士兵缺乏战斗力，“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不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此不习勒兵之过也”。（《汉书.晁错传》）西汉对主将的选拔不拘一格，骑奴出身的卫青，未满二十的霍去病，贫民出身的赵充国、赵破奴等，都是皇帝大胆提拔起来帅才、将才，在《史记》、《汉书》中，将星云集，选择范围较为广泛。《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对匈奴作战的将领，能封侯的，得到重用的，大多是出身豪族世家的外戚，能力强如班超者，到老了还是西域都护，立下赫赫赫战功，受到的奖赏也不及功劳。
同样面对匈奴这个敌人，为什么西汉与东汉会有这些不同之处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之所以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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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的是防守与退却。
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开创了撤退防守的先例，将边郡百姓内迁，放弃部分边郡地区，在西域诸国多次请求汉朝派军队进驻西域对抗匈奴时，光武帝都给予拒绝。诚然，刘秀考虑的是内地的统一和安宁，但对外的武力，以当时东汉的国力，完全可以主动一些，尤其是完全没有必要将边郡放弃。
但刘秀还是这样做了，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以后汉军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在西域地区，多次出现该战时不战，不该撤时而撤的事件，给匈奴以喘息机会，由此给东汉边民带来更大的苦难。
两汉对军事战略研究的成果不同。
两汉由于同样面临匈奴边患，都出现了对军事战略的研究者，但效果各不相同。
在西汉，有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他们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成为西汉对匈奴、西域战争最初使用的指导原则。
东汉也出现了对匈奴的有价值的研究，但深度与广度都远不如西汉。况且，即便是正确的战略，东汉的皇帝、背后的太后、身边的宦官也不会同意，使得东汉对匈奴的战略研究成果，更加肤浅。
对屯田战略重视程度的不同。
汉初对边境地区的军需供应都是从内地运输来解决，这种运输方式在途中的损耗量很大，成本自然很高，内地运往边地，“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景帝时代，晁错提出《制匈五策》中，详细提出应把屯田当作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此后，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汉朝陆续在朔方、新秦中、河西四郡、西域进行屯田，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军需供应，又建立了后勤基地，减少了百姓负担，还提高了军事行动的效率。后期的军事良才赵充国在《屯田十二便》中，更是将屯田的益处详细述。值得肯定的是，西汉的皇帝，从武帝时，直到西汉灭亡，都非常重视西域屯田，保证西域驻军存在。
再看东汉，有前汉的良好示范作用，按理说应该做得更好，不过，很遗憾，东汉对边区和西域的屯田重视并不够，甚至更为过分的是，东汉还放弃了西域屯田。如窦固北伐匈奴后，汉朝本应该趁追击，但正值章帝新立，汉朝就不肯出兵西域，援助西域都府，反倒主张放弃屯田，舍掉西域，著名的“耿恭二十六勇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发去救兵，更多的西域都护府战士就能生存下来，只可惜，当战士们在西域奋勇作战、抵抗匈奴时，东汉朝堂之上，皇帝与重臣们就是否派援兵、是否强化西域军事存在之事，争得不可开交，贻误战机。
到汉安帝初年，东汉就“罢西域都护”，放弃西域正式驻军，改派长史管理西域，军事影响力大大降低。
练兵与选将标准不同
西汉晁错在《制匈五策》中提出，军队行动步调不一致，是军官不会练兵之过，那样的士兵缺乏战斗力，“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不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此不习勒兵之过也”。（《汉书.晁错传》）
西汉对主将的选拔不拘一格，骑奴出身的卫青，未满二十的霍去病，贫民出身的赵充国、赵破奴等，都是皇帝大胆提拔起来帅才、将才，在《史记》、《汉书》中，将星云集，选择范围较为广泛。
《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对匈奴作战的将领，能封侯的，得到重用的，大多是出身豪族世家的外戚，能力强如班超者，到老了还是西域都护，立下赫赫赫战功，受到的奖赏也不及功劳。
结语
同样面对匈奴这个敌人，为什么西汉与东汉会有这些不同之处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之所以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大多数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的是防守与退却。
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开创了撤退防守的先例，将边郡百姓内迁，放弃部分边郡地区，在西域诸国多次请求汉朝派军队进驻西域对抗匈奴时，光武帝都给予拒绝。诚然，刘秀考虑的是内地的统一和安宁，但对外的武力，以当时东汉的国力，完全可以主动一些，尤其是完全没有必要将边郡放弃。
但刘秀还是这样做了，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以后汉军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在西域地区，多次出现该战时不战，不该撤时而撤的事件，给匈奴以喘息机会，由此给东汉边民带来更大的苦难。
两汉对军事战略研究的成果不同。
两汉由于同样面临匈奴边患，都出现了对军事战略的研究者，但效果各不相同。
在西汉，有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他们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成为西汉对匈奴、西域战争最初使用的指导原则。
东汉也出现了对匈奴的有价值的研究，但深度与广度都远不如西汉。况且，即便是正确的战略，东汉的皇帝、背后的太后、身边的宦官也不会同意，使得东汉对匈奴的战略研究成果，更加肤浅。
对屯田战略重视程度的不同。
汉初对边境地区的军需供应都是从内地运输来解决，这种运输方式在途中的损耗量很大，成本自然很高，内地运往边地，“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景帝时代，晁错提出《制匈五策》中，详细提出应把屯田当作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此后，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汉朝陆续在朔方、新秦中、河西四郡、西域进行屯田，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军需供应，又建立了后勤基地，减少了百姓负担，还提高了军事行动的效率。后期的军事良才赵充国在《屯田十二便》中，更是将屯田的益处详细述。值得肯定的是，西汉的皇帝，从武帝时，直到西汉灭亡，都非常重视西域屯田，保证西域驻军存在。
再看东汉，有前汉的良好示范作用，按理说应该做得更好，不过，很遗憾，东汉对边区和西域的屯田重视并不够，甚至更为过分的是，东汉还放弃了西域屯田。如窦固北伐匈奴后，汉朝本应该趁追击，但正值章帝新立，汉朝就不肯出兵西域，援助西域都府，反倒主张放弃屯田，舍掉西域，著名的“耿恭二十六勇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发去救兵，更多的西域都护府战士就能生存下来，只可惜，当战士们在西域奋勇作战、抵抗匈奴时，东汉朝堂之上，皇帝与重臣们就是否派援兵、是否强化西域军事存在之事，争得不可开交，贻误战机。
到汉安帝初年，东汉就“罢西域都护”，放弃西域正式驻军，改派长史管理西域，军事影响力大大降低。
练兵与选将标准不同
西汉晁错在《制匈五策》中提出，军队行动步调不一致，是军官不会练兵之过，那样的士兵缺乏战斗力，“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不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此不习勒兵之过也”。（《汉书.晁错传》）
西汉对主将的选拔不拘一格，骑奴出身的卫青，未满二十的霍去病，贫民出身的赵充国、赵破奴等，都是皇帝大胆提拔起来帅才、将才，在《史记》、《汉书》中，将星云集，选择范围较为广泛。
《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对匈奴作战的将领，能封侯的，得到重用的，大多是出身豪族世家的外戚，能力强如班超者，到老了还是西域都护，立下赫赫赫战功，受到的奖赏也不及功劳。
结语
同样面对匈奴这个敌人，为什么西汉与东汉会有这些不同之处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之所以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大多数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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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西汉与东汉）皆是刘氏王朝，刘氏江山，而匈奴边患，贯穿着两汉历史全过程，双方恩怨日久，你来我往的冲突持续时间之长，历史少有。
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西汉中后期疆域图）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东汉安帝时期疆域图）
（东汉后期疆域图）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汉匈之战）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
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西汉中后期疆域图）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
（东汉安帝时期疆域图）
（东汉后期疆域图）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
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汉匈之战）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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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西汉自武帝开始对匈奴一直是进攻姿态，东汉时期因为匈奴已经被打服了，因此对待剩下的匈奴，朝廷你只是用怀柔安抚分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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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大多数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大多数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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