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夏朝存在吗 知乎

Answer 1

首先澄清一点：

学界对「夏朝」的质疑，并非由于考古没有发现「夏朝」的遗迹，而是直接来自中国文献的内证。

「质疑（否定）夏朝」的想法本来就挂在清代学术的逻辑链上，这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当年看清代今文学派著作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唐虞夏」的真实性了，而我也曾对夏朝的质疑嗤之以鼻。所以质疑夏朝实在是非常自然的想法，绝非二三学者故作惊人之语，更无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至于后来西方考古学介入，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稍显复杂，是因为所谓「否定夏朝」中的「夏朝」经常指代不明：是禹建立的夏朝？是商灭掉的那个夏朝？还是指商朝以前的某个文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虽然会交叉，但实质是两码事，不应该混淆。人们常把几个问题杂糅起来讨论，有时还夹杂着民族情绪，当然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史记》里的夏朝至少得分为三段看，一是禹，二是启至于少康，三是后期包括汤灭夏，乃至周朝的杞曾诸国。前两段神话气息较重，拼凑痕迹明显，第三段可能则有事实遗存，但目前没有发现直接的对应。

本文可能会多次引用下面这篇回答：

大家相信尧舜禹传说中近乎童话的「禅让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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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繁复，下文提到此回答时，皆简称《禅让制》。

〇.《史记》记载
按例先复述一下《史记》的记载。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
……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
……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
……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於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史记·夏本纪》
《史记》中的夏是一个和商周并称的朝代，所谓「三代之记」。先祖维禹，以治水有功，帝舜禅为天子。厥后禹子启即位，传十五帝至于帝桀。帝桀愆德，成汤伐之，遂失其命。周初，封其后于杞。

（没啥好讲的……(￣∇￣)

一.「禹」
我在《禅让制》一文中已述及：禹本为天神形象，亦不与「夏」相关，至春秋末左右降格为人王。所以这里只拣其要讲一下，具体细节可参看彼文。

p.s.再强调一下，以下是叙述不是论证，中学生们不要拿着「天命」杠。

现在最早关于禹的记载来自西周末的「豳公盨」：

天命禹敷土，隳山，浚川。《豳公盨》
禹在这里是一个天降的创世神形象。

其次是目前断为西周文献的《清华简·厚父》：

……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为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清华简·厚父》
竹简有残，文意大概是说：天帝命禹治水，然后建立「夏邦」，并立「启」为君后。这里虽然同时出现了「禹」和「夏」，但「命禹治水」、「建立夏邦」的主语都是上帝，是禹平完水土后，上帝命启作人间夏邦的王。禹既不是夏的国君，启也不是禹的儿子。「禹」和「夏」实际上还没有产生直接关联。

至于为什么这里的「天」和「帝」都指「上帝」，可参看这个回答：

请问一下为什么周朝君主称「王」，汉朝君主称「帝」，唐、宋君主称「宗」呢？另外封号尊号谥号有何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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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说法不能不视为《史记》记载的前身，于是在后期的传说里，禹成了夏朝的始祖，并做了人间的王。所以禹和夏扯上关联，本是后世传说的融合，那么简单的逻辑问题来了：「禹不存在」能推出「夏不存在」吗？——不能。

「禹」和「夏」本是两个问题，现在得把他们先剥离开。

附带提一下禹传说的来源问题，与本文主线无关，读者可自行跳过。(￣∇￣)

汉朝对禹的记载都一致指向西羌，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大禹出於西羌。《新语》
故禹兴於西羌。《史记·六国年表》
皇甫諡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史记集解》
大禹出西羌。《后汉书·逸民列传》
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後。鲧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吴越春秋》
禹的功绩除治水外，还有一项「征有苗」。

分北三苗。《尚书·尧典》
何迁乎有苗。《尚书·皋陶谟》
苗顽弗即工。《尚书·皋陶谟》
三苗丕叙。《尚书·禹贡》
禹曰：「济济有群，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禹誓》
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於庙，犬哭乎巿，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袛，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後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墨子》
《尚书·吕刑》的作者是西周的吕王，叙述了一个「上帝遏绝苗民」的传说：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尚书·吕刑》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尚书·吕刑》
又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家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尚书·吕刑》
所谓天降「三后」：伯夷、禹、稷。伯夷是姜姓的祖先，《史记》云：「姜姓，伯夷之後也。」稷亦出自姜原，都是西羌的祖神。吕氏本出于西羌，这自是吕王讲述西羌的传说，并称的禹自然也与西羌关系密切。

《后汉书》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后汉书·西羌传》
所以禹当为西羌的神，故和西羌灭苗的传说关联。

另外，禹平水土，制画九州，《书·禹贡》序云「禹别九州」，又云「九州攸同」，「九州」一词与禹自来联系颇密。但古人意识里的「九州」，却不一定像今天一样指「中国」。《左传》云：

晋籍谈、荀躒，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帅，以纳王于王城。《左传·昭22》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左传·哀4》
晋地有所谓「九州之戎」，「九州」自是一地之称。「九州之戎」即「陆浑之戎」[1]，又名「允姓之戎」[2]，本居瓜州[3]，范宣子称之「姜戎氏」者[4]，可知亦出自西羌。

禹在古书中亦多称「戎禹」，故可推测所谓「九州」本指一区划而言，禹则为其地居戎之宗神。之后禹渐变为天下之共神，「九州」亦扩大为天下的代称[5]。而「九州」确指哪九个，自是后来附会上去的，所以当然从来都没有确切的说法。

至于禹的父亲鲧治水被诛、鲧化黄熊、鲧的肚子剖开生禹这些故事，则又是另外一些不同层次的传说的糅合。不想写了，还是说「夏」的问题吧……(￣∇￣)

二.「夏」
质疑夏朝的文献动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文献中的「夏后」，一个是文献中「夏」所指代的疆域。因为这些事情细究起来，其实都不太正常。

在讨论前，先明晰一下概念。当我们提到文献中「夏」的时候，它一般有两种指代：一个是指与「商」「周」并称的「夏朝」，一个是「夏朝」所辖的区域。

1.「夏后」

「夏」如果是和「商」「周」同为朝代名，就应该和「商」「周」一样，但称「夏」即可。但事实上，文献中「夏」和「商」「周」并举时，常常称「夏后」或「夏后氏」，而不言「夏」，这其实很奇怪。传说中「夏」之前的「虞代」，也从来没这个毛病。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孟子》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
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墻置翣。《礼记》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牺象，周尊也。《礼记》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周礼》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
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墨子》
这样的文例非常多，不烦枚举，皆以「夏后」、「夏后氏」与「殷」「周」并称，这个现象并不正常。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夏朝称王为「后」，所以「夏」可以称「夏后」。但这个解释其实相当糊弄，文献中商王亦称后，但绝无「商后」、「殷后」的叫法。而且用「夏王」这样的词和「商」「周」朝代并举又是几个意思？《史记》中还有「夏后帝启」、「夏后帝相」、「夏后帝少康」的说法，「后」与「帝」并举，竟不避赘复。这只能说明「夏后」为一连语。

所以「夏后」的叫法需要一个解释，并不能简单当一个朝代名处理。

2.「夏」的疆域

「夏」所指代的区域实际有两个，一个是后来的晋地，一个几乎泛指整个中国[6]。

《左传》所谓「夏虚」者，实为古唐国所在，亦是周初晋国初封之地：

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左传》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左传》
另一方面，「夏」的指代范围又极广：

文献中有「诸夏」：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
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左传》
诸夏从戎，非败而何。《国语》
有「华夏」：

楚失华夏。《左传》
有「区夏」：

用肇造我区夏。《尚书》
有「东夏」：

闻君将靖东夏。《左传》
抚征东夏。《左传》
实谗败楚，使不规东夏。《国语》
「商」「周」并非后世的大一统王朝，实际控制疆域不能覆被中国，但「夏」指代的区域极广，中国地域皆可称「夏」，后来也常作为与「蛮夷」相对的概念出现。如果「商」之前有一个叫「夏」的朝代，其区域绝不当如此之广。「诸夏」的叫法就更奇怪了，一个国族名前加「诸」，是在暗示有多个「夏国」不成？

反证法：

现在我们假设「夏朝」存在，并忽略「诸夏」这种称呼的诡异之处，那么要么这两种区域指代有关，要么无关。

如果有关，我们需要解释这种关联，比较自然的猜测是：「夏」本是一个立都于晋地的朝代，但后世悠远，逐渐认为这个「夏」的疆域覆盖极广，所以又用「夏」指代中国。那么这样首先就承认了「夏朝」至少在疆域上是有构拟的成分，其次也会出现难以解释的问题：文献中提到「夏虚」的时候，似乎只是在叙述一个建都于此的国家，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大统一王朝对待过，这样两个概念实际出现了割裂。而且「区夏」、「诸夏」这样的概念出现得相当早，远早于「大一统」思想的出现，那个时候既没有国家曾经有过统一的事实，也没有统一的征兆，所以对一个事实存在过的王朝进行这样的构拟是很不自然的，但同时期也没有相似的概念产生。

如果认为无关，也同样让人难以接受。「夏」同时指代一个朝代和中国，概念上有极大的交叉，却又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解释。

这自然指向了「夏朝」可能不存在，并启发人寻找新的解释。

3.周人自称「夏」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一个稍显奇异的现象。

周人在《尚书》里对「夏」的记述实际也有两种，一方面把「夏」当作「商」之前的朝代，一方面又把自己叫作「夏」，比如《周书》常自称「我有夏」。

传统的解释倒也很合理，说周人自认为是夏的后裔，故自称夏，也没毛病。这种解释确实非常通顺，不过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周王自称「夏后」，这就又稍显奇怪了。

今本《尚书·顾命》云：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
「在後之侗」一句古文本作「在夏后之詷」[7] ，审前后文可知这里的「夏后」指的就是周王。今本这句的「夏后」被改为「後」，只能说明后人不理解为什么周王可以称「夏后」，所以对文本进行了篡改。

4.「夏」==「下」

以上诸现象并非完全不能解释，比如将「夏后」拆解为「夏王」，比如「夏」广阔的地域指代是对「夏朝」的疆域构拟来的，比如认为周是夏人后裔，故可自称「夏」，周王亦可称「夏后」。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统一而简单的解释？

我们可以把上古史的构拟视为一个建立模型的过程，文献是其数据。这个模型不能太复杂，随文释义是总能附会出一个解释的，但这明显容易过拟合。我们希望找到的是一个简单正则、解释力又强的模型。


好的模型

过于复杂的模型，对于已有数据能完美解释，但预测效果极差（过拟合）。

过于简陋的模型，已有的数据都不能解释（欠拟合）。

a.夏国

回到《清华简·厚父》：

……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为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清华简·厚父》
文中说，上帝命启为夏邦之后（姨，这不就是「夏后」吗？）。古文献「邦」今本常作「国」，「夏邦」即「下国」，而「下国」乃《诗经》常用语：

奄有下国、俾民稼穑。《閟宫》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长发》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长发》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殷武》
皆言「下界（人间）之国」，常与「上帝」对举，所以这里的「夏邦」当与《诗经》同，理解为「下国」更合理。出土的秦公器也能为之佐证。

秦公钟：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造有下国，十有二公不堕在下。
秦公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有二公在帝之坏。
在同样的格式里，一作「禹迹」，一作「下国」，所以「禹迹」和「下国」实际上是对等的概念。「禹迹」即禹平水土后的世界（见《禅让制》），联系《厚父》所载：上帝命禹平水土后，建立「夏邦」，命启为后。两相对比，这里的「夏邦」就是「下国」，实指「下界之国」。

b.夏民

文献中「夏」「下」混用的现象很多，「下阳」或作「夏阳」，「下邑」或作「夏邑」。《山海经》云：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经》
「夏后开」即夏启，言夏启上天界得《九辩》与《九歌》之乐后回到下国。《离骚》云：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王引之即引《山海经》的故事，读此句为「下康娱以自纵」。因为在早期传说里，夏启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墨子》云：

於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
夏启「淫溢康乐」的定位和他上天窃取《九辩》《九歌》，《离骚》所谓「康娱自纵」的形象其实是一致的。

《山海经》又云：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海内经》
云上帝命羿降于下国，治恤民难。而《天问》云：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联系《山海经》所载，此处「夏民」即「下民」，言「下界之民」。「下民」亦《诗经》常用语：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捋采其刘、瘼此下民。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
「下民」亦常与「上帝」对举。

c.夏都

《山海经》云：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巖。
颇疑所谓「夏都」即「帝之下都」。

第二条提到羿，亦当为羿与夏朝故事的神话背景。

所以「夏邦」即「下国」，「夏民」即「下民」，「夏都」即「下都」，皆指「下界」而言，与「上帝」相对。文献中「后」亦常与「上帝」对举，杨宽先生因而指出：「因疑「夏后」即「下后」，为「上帝」之对待名称，而夏代之名即由此出。」[8]

故「下后」原指「下国之王」。神话中夏启是上帝命为下界的王，故能名「夏后启」，《厚父》所谓「建夏邦，启为后。」者正用此义，这也是为什么周王也能自称「夏后」的原因。因凡人间皆为「禹迹」（见《禅让制》），实为「下国」，当然哪里都可以称「夏」，以故「夏」的指代区域能如此之广。人间万国皆为「下国」，自然也能称之「诸夏」。于是上文所说的三个现象都可以得到统一的解释。

由于这种传说和「禹」的传说似出一源，所以「夏」亦常指「西方」，前文「东夏」犹言「东西」。

三.「夏朝」
继续整理一下逻辑，前文提到过，「夏」所指一是时间线上历时的朝代，一是一小一大的地域指代。

文章第一段把「禹」从时间线上拿出去，第二段解释了朝代名「夏后」、并将「启」从夏朝的时间线上剥离开，同时解释了「夏」的地域指代中大的那一部分。现在还需要解释朝代中启以后的部分和地域指代中小的那一部分。

1.夏朝前期

夏启后面有太康、中康、少康，其间还掺杂着后羿夺位的阴谋故事，这个故事细究起来非常混乱。首先「三康」的名字非常齐整，与后面诸夏王的名字不类，其中涉及的各种名字在不同书里说法都不太一样，后羿也有好的坏的两种形象，解释为一个部族中时代不同的两个后羿太过牵强。

总之这里真是乱成一锅粥[9]，我实在不想写了。但看看这些故事似乎都和夏启的神话有关系，所以我决定把这一段夏史和夏启打包在一起丢掉，那么我们开心的发现，只用解释夏朝后期的故事了。

2.夏朝后期

但这其实并不让人开心，因为没啥好的解释。

《史记》中夏代的世系是有的，我们目前做的是把前面一段（从夏禹到少康）视为神话，从信史里踢开，但后面那些夏王名字还在那里，总不能都丢到神话里吧？实际应该解释的也不止于夏桀，周初封建的杞国也应该算到夏的历史里考虑。

陈梦家有一个想法，认为夏世系是从商世系中分化出来的[10]。但这个解释不好，有点强行，而且在的地下资料，印象里没有什么支持的证据。

所以我决定把这一段世系和还剩下没解决的那个「地域指代中小的那一部分的夏」的问题裹在一起处理。即在后世晋国的那个地方，确实有个国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就叫「夏国」了。

这个国家的迁徙不太清楚，王城岗，大师姑，偃师，东下冯，二里头等等不知是否有关，这些遗址在考古上可以看到其中的传承演变。也可能就是《夏本纪》里后一段的世系，包括商诛夏桀的事情都是这个国家。

《商颂》称颂商汤功绩的时候，实际灭了四个平行的国家：

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长发》
即韦国、顾国、昆吾和夏桀，这里也并没有给人一种夏是宗主国、大王朝的感觉。

而周初封夏的后裔于杞，也是这个国家的后人。

四.总结
好像把挖的坑填完了……( ´▽｀)

总结一下吧：

1.禹本为西羌的创世神。

2.「夏国」来源于「下国」，「夏后」来源于「下后」，皆出自上帝命启为下后的传说，夏朝前期的「史事」都与这段神话有关。「区夏」、「诸夏」等广泛的地域指代亦源于此。

3.禹和夏后启的故事后来发生了融合，禹成了启的爹，启的形象也从昏君变成了明君，共同成为夏朝的先王。

4.夏朝后期的史事可能来源于山西那边的一个小国，后来辗转迁徙，不知和王城岗，大师姑，偃师，东下冯，及二里头等等有无关系。再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个小国的故事和禹启的传说拼接起来了，共同成为了现在意义上的记载的「夏朝」。

五.「二里头」
说一下「二里头」吧。

先考虑一个问题，在「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后，且其中没有与夏朝任何直接相关的证据的前提下，「夏朝存在」的概率会不会因为「二里头遗址」而增大？

用  表示概率，由贝叶斯定理：



注：其中  表示在A事件发生的条件下，B事件发生的概率。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二里头」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文化」的概率大不大？

太大了。

不管是从地望来说，还是现在对其的考古发现来说，这里出现一个这样的遗址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那在夏朝存在的前提下，二里头这里存在一个遗址的概率大吗？当然也大。所以  这一项能得出它远大于1的结论吗？不能。

所以我们并不能在「二里头这里存在一个遗址」的前提下，得到「夏朝存在」的概率  比单纯考虑「夏朝存在」的概率  大很多的结论。

这个概率相当于什么呢，比如我家谱说我的祖先是商汤，现在挖出来一具生活在亳地的尸体，验一下DNA发现真的可能是我祖先，于是我高兴地拿出家谱宣称 ：「这就是商汤啊！」有人质疑我，我就说：「你敢质疑我没有祖先？难道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荒谬的点在哪呢？该质疑的不是尸体，不是DNA检验，更不是我有没有祖先。我能在今天出生，我有个祖先这tm是废话，问题在于我的祖先是不是商汤，也就是说最应该质疑的是我的家谱是不是真实的。

现在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家谱中写着祖先是「夏朝」，所以质疑的点并不在于商朝之前是不是有文化，商朝发达的文明当然有继承，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毋庸置疑。问题在于这前面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夏」。

我们需要在考古中找到一个真正能和「夏朝」对应的东西，这才能证明「夏朝」的存在。就像殷墟出土的东西，是完全能和商朝的记载对上。现在常说甲骨文里没有「夏」[11]字，其实就算有「夏」字也没鸟用，因为他和文献中的「夏朝」还隔着十座南山必胜客。同理，把「陶寺文化」说成「尧都」，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更没有丝毫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给个猜测，禹、启及夏代前期的东西要找到基本是没戏的，后期的东西还有可能，但需要坚实的证据，而不是拉郎配。

我也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真正的「夏」啊……(⌒▽⌒)

六.一些琐语
我在以往评论区，总看到有人宣称「疑古」已经被现代考古啪啪打脸的，这真是看了些考古记录片，读了些公号浮夸文，竟不知天高地厚了。「疑古」是一种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裘锡圭先生云：「如果说「走出疑古时代」意味着有了新的资料，应该不要再受到「疑古」学派一些不正确的具体看法的束缚，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如果是从「疑古」变成「信古」，我就完全不同意了。这是一个根本的态度问题。」林沄先生更是直截了当：「我们根本无须走出疑古时代。」

还总有人操心，觉得否定了夏朝，中华民族就失去了向心力。难道我们热爱中华是因为我们有夏朝？

请好好学习「四个自信」。(￣∇￣)

参考
^《左传》杜预注：「九州戎，在晋隂地陆浑者。」
^《左传》杜预注：「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
^《左传·昭9》：「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
^《左传·襄·14》：「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
^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
^文中「中国」与「中原」不加区分。
^《说文解字》：「《周书》曰：「在夏后之詷。」」
^杨宽《夏后解》
^可参考顾颉刚《夏史三论》
^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
^甲骨文里可能是有「夏」字的

Answer 2

夏朝是中国历史中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距今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大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成为世袭制的"家天下"。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然而真正有年代记载的历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虽然其中部分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而且各不相同，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没有记录具体在位年代。所以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年表。
因此出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却只有三千年历史记载的现象。夏代、商代是否存在？具体在哪里出现？一直是笼罩在中国考古界头上的一团阴云。
随着上个世纪，安阳殷墟以及甲骨文的考古发掘，直接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我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到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考古调查。洛阳偃师二里头逐渐被纳入学者的视线。此后，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诸多大型宫殿基址、青铜冶铸作坊、制陶遗址以及与祭祀有关的宗教建筑，出土了很多青铜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年代早于商代的都城规模的文明遗址。中国青铜器时代始于夏代，传说大禹铸九鼎，考古工作者在偃师二里头和洛阳东干沟遗址中发掘出陶范、炼渣、炼铜坩埚残片，这些也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了冶炼和制作青铜器的作坊。二里头文化地域分布和史书中夏代版图相对符合，二里头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都在夏积年的范围之中，因此二里头遗址和文化成为国内外学者公认的夏文化遗址。
一般情况下，学术界认为的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为青铜器的使用、成熟的文字体系、大型祭祀中心和城市。但是符合上述标准的只有殷墟，因为按照这个标准，只有到了殷墟时期，中国才算是进入到了文明。而中国学术界认为的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下来，已经有了初级青铜器的使用和城市聚落，可却没有成熟文字的发现和记载。而且文明断代无论如何断代怎么也到不了夏代积年，最多只能到夏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750年左右。我们中国通常习惯称自己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是实际上能考出来的只有三千七百年，早于商朝的年代似乎只能称之为文化，而不是文明。记得著名的易中天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说道：“目前中华文明最多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年。”
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周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是周人为了灭商战争的合法性而有意为之。
夏代在我国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若不能考证出来就无法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争议，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至今没有发现夏朝文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几十个文字状的符号，被认为同甲骨文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这些简单的字符，无法证明夏朝存在。著名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将这些符号视为文字，直接指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刻木、结绳记事。
百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尤其是出土的文字资料，特别是考虑到商代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间接说明了甲骨文定然是由一种更为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而来。人们希望找到“夏代”的文字来为有关夏朝的文献记载提供考古证据，可令人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甲骨文的文字记载，已经考古出来的商代甲骨文中也没有提及过关于夏的记载，似乎夏朝真的犹如缥缈烟云般，只是虚幻的存在。
不过也有很多相信夏朝存在的学者，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尚书·周书》中出现了最早关于夏朝的记载，那个年代距离史书记载的商灭夏不过600年时间，如果夏朝是周人杜撰出来的，用于宣传周朝取代商朝和商朝取代夏朝，是正义克不义，周朝秉承天命而代商，那么如何能取信于当时的商遗民。而且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已得到后世甲骨文的证实，那司马迁的史记有关夏的记载定然是有一定真实性和依据。另外，通过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遗址，跨越约6个世纪，（前23世纪—前17世纪），基本和史记中的夏朝纪年相当。从这三点来看，夏的存在可能性很大。
通过一系列论证和考古发现，现在国内的学者大部都认同夏朝存在，二里头文化遗址是为夏朝都城遗址，不过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对此存在质疑，一些学者认为，至今未在商人的甲骨文中发现夏朝存在的证据和记载，以及文献中对夏朝的记录也都年代久远或者模糊不清，推测“大禹治水和禹传启家天下，三皇五帝禅让的传说是早期商人的神话故事流传演变下来的”。“同时，一个文明的是否存在，需要有文献资料作为证明，而且文献必须是当时用本民族文字书写记录而成，而非口口相传。”如果神话演变成为历史，那么跟某邻国棒子吹嘘8000年文明有何区别。虽然目前中国大多数学者对夏文化遗址的存在表示认同，但是并不等于夏朝的历史就已经得到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国内学者目前在夏朝的定论上也只是大体论断了年代框架范围，要确实证明夏朝的存在，还需大量文字和考古的证据。

Answer 3

夏朝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年代。
夏朝（约前2070~前1600 ）是我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共传14代，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我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因此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河南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
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我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文字记载。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斟鄩（河南洛阳偃师夏都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是夏朝都城的遗迹。
夏朝建立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源自三皇五帝时代泛滥的黄河，由于洪灾长期影响着周边人民的生产生活，而大禹动员华夏各族展开的历时二十年的治水工作不仅空前的团结了华夏先民，也极大的提升了自己的声望。洪灾得到根治后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首个统一王权的产生也就得以奠定。

Answer 4

夏朝是中国历史中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距今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大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成为世袭制的"家天下"。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然而真正有年代记载的历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虽然其中部分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而且各不相同，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没有记录具体在位年代。所以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年表。
因此出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却只有三千年历史记载的现象。夏代、商代是否存在？具体在哪里出现？一直是笼罩在中国考古界头上的一团阴云。
随着上个世纪，安阳殷墟以及甲骨文的考古发掘，直接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我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到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考古调查。洛阳偃师二里头逐渐被纳入学者的视线。此后，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诸多大型宫殿基址、青铜冶铸作坊、制陶遗址以及与祭祀有关的宗教建筑，出土了很多青铜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年代早于商代的都城规模的文明遗址。中国青铜器时代始于夏代，传说大禹铸九鼎，考古工作者在偃师二里头和洛阳东干沟遗址中发掘出陶范、炼渣、炼铜坩埚残片，这些也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了冶炼和制作青铜器的作坊。二里头文化地域分布和史书中夏代版图相对符合，二里头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都在夏积年的范围之中，因此二里头遗址和文化成为国内外学者公认的夏文化遗址。
一般情况下，学术界认为的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为青铜器的使用、成熟的文字体系、大型祭祀中心和城市。但是符合上述标准的只有殷墟，因为按照这个标准，只有到了殷墟时期，中国才算是进入到了文明。而中国学术界认为的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下来，已经有了初级青铜器的使用和城市聚落，可却没有成熟文字的发现和记载。而且文明断代无论如何断代怎么也到不了夏代积年，最多只能到夏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750年左右。我们中国通常习惯称自己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是实际上能考出来的只有三千七百年，早于商朝的年代似乎只能称之为文化，而不是文明。记得著名的易中天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说道：“目前中华文明最多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年。”

绿松石熊形铜牌
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周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是周人为了灭商战争的合法性而有意为之。
夏代在我国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若不能考证出来就无法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争议，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至今没有发现夏朝文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几十个文字状的符号，被认为同甲骨文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这些简单的字符，无法证明夏朝存在。著名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将这些符号视为文字，直接指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刻木、结绳记事。
百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尤其是出土的文字资料，特别是考虑到商代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间接说明了甲骨文定然是由一种更为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而来。人们希望找到“夏代”的文字来为有关夏朝的文献记载提供考古证据，可令人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甲骨文的文字记载，已经考古出来的商代甲骨文中也没有提及过关于夏的记载，似乎夏朝真的犹如缥缈烟云般，只是虚幻的存在。
不过也有很多相信夏朝存在的学者，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尚书·周书》中出现了最早关于夏朝的记载，那个年代距离史书记载的商灭夏不过600年时间，如果夏朝是周人杜撰出来的，用于宣传周朝取代商朝和商朝取代夏朝，是正义克不义，周朝秉承天命而代商，那么如何能取信于当时的商遗民。而且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已得到后世甲骨文的证实，那司马迁的史记有关夏的记载定然是有一定真实性和依据。另外，通过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遗址，跨越约6个世纪，（前23世纪—前17世纪），基本和史记中的夏朝纪年相当。从这三点来看，夏的存在可能性很大。
通过一系列论证和考古发现，现在国内的学者大部都认同夏朝存在，二里头文化遗址是为夏朝都城遗址，不过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对此存在质疑，一些学者认为，至今未在商人的甲骨文中发现夏朝存在的证据和记载，以及文献中对夏朝的记录也都年代久远或者模糊不清，推测“大禹治水和禹传启家天下，三皇五帝禅让的传说是早期商人的神话故事流传演变下来的”。“同时，一个文明的是否存在，需要有文献资料作为证明，而且文献必须是当时用本民族文字书写记录而成，而非口口相传。”如果神话演变成为历史，那么跟某邻国棒子吹嘘8000年文明有何区别。
虽然目前中国大多数学者对夏文化遗址的存在表示认同，但是并不等于夏朝的历史就已经得到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国内学者目前在夏朝的定论上也只是大体论断了年代框架范围，要确实证明夏朝的存在，还需大量文字和考古的证据。
笔者认为，夏王朝存在的可能性很高，不过目前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支持，还是无法断言夏朝存在，还需要国内考古学者加大勘探力度，期待有更多期待和发现。

Answer 5

夏朝是中国历史中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距今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大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成为世袭制的"家天下"。
夏朝疆域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然而真正有年代记载的历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虽然其中部分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而且各不相同，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没有记录具体在位年代。所以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年表。
因此出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却只有三千年历史记载的现象。夏代、商代是否存在？具体在哪里出现？一直是笼罩在中国考古界头上的一团阴云。
随着上个世纪，安阳殷墟以及甲骨文的考古发掘，直接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我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到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考古调查。洛阳偃师二里头逐渐被纳入学者的视线。此后，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诸多大型宫殿基址、青铜冶铸作坊、制陶遗址以及与祭祀有关的宗教建筑，出土了很多青铜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年代早于商代的都城规模的文明遗址。中国青铜器时代始于夏代，传说大禹铸九鼎，考古工作者在偃师二里头和洛阳东干沟遗址中发掘出陶范、炼渣、炼铜坩埚残片，这些也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了冶炼和制作青铜器的作坊。二里头文化地域分布和史书中夏代版图相对符合，二里头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都在夏积年的范围之中，因此二里头遗址和文化成为国内外学者公认的夏文化遗址。
一般情况下，学术界认为的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为青铜器的使用、成熟的文字体系、大型祭祀中心和城市。但是符合上述标准的只有殷墟，因为按照这个标准，只有到了殷墟时期，中国才算是进入到了文明。而中国学术界认为的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下来，已经有了初级青铜器的使用和城市聚落，可却没有成熟文字的发现和记载。而且文明断代无论如何断代怎么也到不了夏代积年，最多只能到夏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750年左右。我们中国通常习惯称自己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是实际上能考出来的只有三千七百年，早于商朝的年代似乎只能称之为文化，而不是文明。记得著名的易中天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说道：“目前中华文明最多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年。”

绿松石熊形铜牌
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周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是周人为了灭商战争的合法性而有意为之。
夏代在我国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若不能考证出来就无法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争议，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至今没有发现夏朝文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几十个文字状的符号，被认为同甲骨文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这些简单的字符，无法证明夏朝存在。著名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将这些符号视为文字，直接指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刻木、结绳记事。
百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尤其是出土的文字资料，特别是考虑到商代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间接说明了甲骨文定然是由一种更为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而来。人们希望找到“夏代”的文字来为有关夏朝的文献记载提供考古证据，可令人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甲骨文的文字记载，已经考古出来的商代甲骨文中也没有提及过关于夏的记载，似乎夏朝真的犹如缥缈烟云般，只是虚幻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