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菲茨杰拉尔德不能成为更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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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杰拉尔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 海明威的同时代人。身前小有名气,身后却一度被评论界吹捧为“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甚至被称为“第二伟大的美国作家”(第一是海明威)。他创造了“爵士时代”Jazz Age这个词,后世根据这个词把1920年代的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想象成为一个充满了暴发户、纸醉金迷和无忧无虑的声色享乐的时代。而他最著名的作品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无疑是对Jazz Age这个词的一个充满眷恋的超长注解。像所有“名著”一样,《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各个年代都有源源不断的读者,而前两年好莱坞重新拍摄的、小李子出演的同名电影再次让这个IP浮上流行文化的水面。
菲茨杰拉尔德总共只出版了四本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他的第三部,在这之后是最后一部《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作为一个一字不落看完了这两部原著的读者,我感到有话要说。
先说结论:
1. 菲茨杰拉德的确是个天才
2. 菲茨杰拉尔德过于有限的作品没有能够让他的才华焕发出最大的光彩,也难以支撑他后来所享有的文坛地位
其实我最早读的是《夜色温柔》,当时觉得这部小说的“气”特别不顺,迟滞顿塞,步履犹疑,几乎可以确定作者在写的时候一定是经过了多次修改,可能还有长时间的停滞不前。读完之后觉得很疑惑,这就是“伟大的菲茨杰拉德”吗?实在没看出有什么过人之处。
后来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才明白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短小精炼、一气呵成、流光溢彩、才气纵横。你几乎可以感觉到一个天才青年在二十多岁时的那种少年意气。的确是少年意气,因为那里面的情绪——那种年少轻狂,那种恃才傲物,那种不可自拔的自恋,有一点过火,有一点刹不住车的感觉,绝不是陈年老酿的味道。抛开文字的流光溢彩、叙事的行云流水和剧情的精彩设计(尤其是结尾),抛开电影中所谓爵士年代的奢靡魅影,只把故事线抽出来看的话,你会令人惊讶的发现,这是一个老套的、甚至有点“庸俗”的故事。而从原著的字里行间,我时时刻刻感到的不是刻骨铭心的爱情,而是深入骨髓的自恋。
有意思的是,每次《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流行,都会带来对菲茨杰拉德的兴趣,而每次大众对菲茨杰拉德的兴趣,都会滑向他的人生,他的个人魅力,他的恋爱和婚姻。也许正是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夜色温柔》都带有明显的自传式痕迹。
事实上,把这两部小说的内容和创作经历联系起来回头来看,我们大致可以编织出菲茨杰拉德的人生故事,甚至能够看清为什么菲茨杰拉德不能成为更伟大的作家。
菲茨杰拉德的人生离不开一个女人,成也为她,败也为她。她就是泽尔塔Zelda。
菲茨杰拉德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后来进入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并且开始有了成为一个知名作家的野心。他虽然出身平平,但是相貌俊美,又善言谈,在普林斯顿这个年轻才俊和富家子弟云集的舞台上,他的目标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时髦的绅士”。由于热衷写作和社交,菲茨杰拉德的学业出现问题,被普林斯顿大学停了学,1917年,他辍学参军。被分配驻扎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军营。
泽尔塔是阿拉巴马高等法院法官的女儿,她年轻貌美,天资聪颖,出身名门,是当地的社交名媛和青年们竞相争宠的对象。菲茨杰拉德和泽尔塔坠入爱河,并求婚成功。1918年,一战结束。菲茨杰拉德离开军队,来到纽约,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同时继续写作。他收入不高,前途不明,泽尔塔取消了婚约。很明显,泽尔塔的形象和嫌贫爱富的爱情经历成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女主角“Daisy”的原型。
1920年,著名的出版社Scribner公司出版了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This Side of Paradise,是一部自传式的小说,描写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的岁月。小说一经出版就大获成功,菲茨杰拉德和泽尔塔重新订婚并在纽约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菲茨杰拉德和泽尔塔成为纽约社交界的金童玉女,他们美貌、时尚、风趣又有品位,人人都想认识他们。当时的一位作家如此写到“他们俩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太阳上下来,他们的青春让人感到震撼”。
像其它20年代的时髦的美国文艺界人士一样,菲茨杰拉德夫妇来到法国,他们在巴黎和蔚蓝海岸结交名流,尽情享乐。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成为了好朋友。但是海明威非常不喜欢泽尔塔,在他关于巴黎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里,他说泽尔塔“非常疯狂”,他还认为泽尔塔不希望丈夫花过多时间写“大作”,而鼓励他多写些一些肤浅的短篇小说卖给杂志,以便有“快钱”支持他们奢侈的生活。海明威管这种行为叫做“卖身”。虽然菲茨杰拉德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可是只有一部是畅销书,(《了不起的盖茨比》在菲茨杰拉德死后才成为畅销书),的确很难支持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纽约社交界人士”的生活。菲茨杰拉德开始经常向他的经纪人和出版商借钱。而泽尔塔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这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1932年,泽尔塔被诊断为“人格分裂”,住进了精神疗养院。同时菲茨杰拉德开始写他的第四部小说《夜色温柔》。这一时期,泽尔塔开始写一部她自己的小说《Save Me the Waltz》,菲茨杰拉德对此非常不满,因为她写了很多关于他们共同的生活——而这也正是他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用他的话来说,是“他的素材”。在他的要求下,泽尔塔对自己的手稿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后出版,只卖出了三千多本。
后世的评论家认为泽尔塔的精神分裂正是她和菲茨杰拉德的婚姻生活造成的:一方面她生活在一个光环之中,作为他小说的缪斯和女主角,她感到需要时刻表现出那种完美和在人们幻想她所过的那种娇奢的生活,一方面她又是一个非常具有才华的女子,可是在她的时代,在她的“艺术家之妻”的身份上,她的才华却无法得到施展和得到认可——她是一个近乎专业的芭蕾舞者,她也热爱写作——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里经常借用来自她的日记和信件里面的文字。这样双重的压力最终导致了她的崩溃。
1934年《夜色温柔》出版,评论界褒贬不一,许多人早期的支持者都觉得非常失望。这本书的情节正是菲茨杰拉德和泽尔塔后期浸透了相互不满和幻灭感的婚姻生活的写照。
从普林斯顿的时代开始,菲茨杰拉德就是一个有名的酒鬼。30年代后期,长期嗜酒对健康的影响逐渐显露出来。1940年,年仅44岁的菲茨杰拉德死于心脏病突发。数年之后,泽尔塔在疗养院死于一场火灾。
从菲茨杰拉德的创作编年表我们可以看到:四部长篇,第一、二部是在22到24岁之间写的,最巅峰的第三部(《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在27岁出版的,而之后的9年,他竟然没有写过一部重要作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写剧本——正如他在《夜色温柔》中所透露的,奢侈生活的腐蚀、酗酒和财务困难似乎是菲茨杰拉德没有写出更多优秀作品的原因。
后世的人们对于泽尔塔也抱有深刻的同情,不止一位作家写过泽尔塔的传记,其中法国作家吉莱斯·勒华写的《阿拉巴马之歌》还得了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的提名。
除了作品数量的有限,菲茨杰拉德没有成为更伟大的作家也在于他的作品内容的局限性,《This Side of Paradise》是一个年轻人的自传,《夜色温柔》算是一个中年事业发展停滞、婚姻走下坡路的男人的自传,只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算是写出了一些“时代风貌”,创造了Jazz Age这个概念。而我个人认为,与其说菲茨杰拉德用Jazz Age凝炼了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精神,不如说他用这个词给后世渲染了关于20年代的美国的玫瑰色幻想。
20世纪20-40年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的物质和心灵世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迁。和菲茨杰拉德同时代的海明威用《永别了,武器》反映了一战,《太阳照样升起》和《流动的盛宴》是关于20、30年代的巴黎,《第五纵队》和《丧钟为谁而鸣》是关于西班牙内战。虽然海明威的小说也明显地基于他自己和周围其他人的生活故事,但总是更强烈地投射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而他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个人对当时世界的积极参与和关切也强有力地支撑了他的作品。相比之下,菲茨杰拉德始终在他个人的私人世界中兜兜转转,用今天的话来说“格局”未免有限。
与此同时,我还私自觉得,不论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还是在《夜色温柔》里,男主角的那种自怜心态也是他不能变得更伟大的障碍:在他的叙述里,男人似乎都是被女人给耽误了。我们看不到对自己的反省、解剖和鞭笞——一个狭窄的心灵,也许正是从天才到伟大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也许我对菲茨杰拉德太过严厉了,也许每个作家都只能是他自己的样子,就像每种花只能开出自己的样子。
菲茨杰拉尔德总共只出版了四本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他的第三部,在这之后是最后一部《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作为一个一字不落看完了这两部原著的读者,我感到有话要说。
先说结论:
1. 菲茨杰拉德的确是个天才
2. 菲茨杰拉尔德过于有限的作品没有能够让他的才华焕发出最大的光彩,也难以支撑他后来所享有的文坛地位
其实我最早读的是《夜色温柔》,当时觉得这部小说的“气”特别不顺,迟滞顿塞,步履犹疑,几乎可以确定作者在写的时候一定是经过了多次修改,可能还有长时间的停滞不前。读完之后觉得很疑惑,这就是“伟大的菲茨杰拉德”吗?实在没看出有什么过人之处。
后来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才明白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短小精炼、一气呵成、流光溢彩、才气纵横。你几乎可以感觉到一个天才青年在二十多岁时的那种少年意气。的确是少年意气,因为那里面的情绪——那种年少轻狂,那种恃才傲物,那种不可自拔的自恋,有一点过火,有一点刹不住车的感觉,绝不是陈年老酿的味道。抛开文字的流光溢彩、叙事的行云流水和剧情的精彩设计(尤其是结尾),抛开电影中所谓爵士年代的奢靡魅影,只把故事线抽出来看的话,你会令人惊讶的发现,这是一个老套的、甚至有点“庸俗”的故事。而从原著的字里行间,我时时刻刻感到的不是刻骨铭心的爱情,而是深入骨髓的自恋。
有意思的是,每次《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流行,都会带来对菲茨杰拉德的兴趣,而每次大众对菲茨杰拉德的兴趣,都会滑向他的人生,他的个人魅力,他的恋爱和婚姻。也许正是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夜色温柔》都带有明显的自传式痕迹。
事实上,把这两部小说的内容和创作经历联系起来回头来看,我们大致可以编织出菲茨杰拉德的人生故事,甚至能够看清为什么菲茨杰拉德不能成为更伟大的作家。
菲茨杰拉德的人生离不开一个女人,成也为她,败也为她。她就是泽尔塔Zelda。
菲茨杰拉德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后来进入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并且开始有了成为一个知名作家的野心。他虽然出身平平,但是相貌俊美,又善言谈,在普林斯顿这个年轻才俊和富家子弟云集的舞台上,他的目标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时髦的绅士”。由于热衷写作和社交,菲茨杰拉德的学业出现问题,被普林斯顿大学停了学,1917年,他辍学参军。被分配驻扎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军营。
泽尔塔是阿拉巴马高等法院法官的女儿,她年轻貌美,天资聪颖,出身名门,是当地的社交名媛和青年们竞相争宠的对象。菲茨杰拉德和泽尔塔坠入爱河,并求婚成功。1918年,一战结束。菲茨杰拉德离开军队,来到纽约,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同时继续写作。他收入不高,前途不明,泽尔塔取消了婚约。很明显,泽尔塔的形象和嫌贫爱富的爱情经历成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女主角“Daisy”的原型。
1920年,著名的出版社Scribner公司出版了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This Side of Paradise,是一部自传式的小说,描写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的岁月。小说一经出版就大获成功,菲茨杰拉德和泽尔塔重新订婚并在纽约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菲茨杰拉德和泽尔塔成为纽约社交界的金童玉女,他们美貌、时尚、风趣又有品位,人人都想认识他们。当时的一位作家如此写到“他们俩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太阳上下来,他们的青春让人感到震撼”。
像其它20年代的时髦的美国文艺界人士一样,菲茨杰拉德夫妇来到法国,他们在巴黎和蔚蓝海岸结交名流,尽情享乐。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成为了好朋友。但是海明威非常不喜欢泽尔塔,在他关于巴黎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里,他说泽尔塔“非常疯狂”,他还认为泽尔塔不希望丈夫花过多时间写“大作”,而鼓励他多写些一些肤浅的短篇小说卖给杂志,以便有“快钱”支持他们奢侈的生活。海明威管这种行为叫做“卖身”。虽然菲茨杰拉德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可是只有一部是畅销书,(《了不起的盖茨比》在菲茨杰拉德死后才成为畅销书),的确很难支持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纽约社交界人士”的生活。菲茨杰拉德开始经常向他的经纪人和出版商借钱。而泽尔塔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这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1932年,泽尔塔被诊断为“人格分裂”,住进了精神疗养院。同时菲茨杰拉德开始写他的第四部小说《夜色温柔》。这一时期,泽尔塔开始写一部她自己的小说《Save Me the Waltz》,菲茨杰拉德对此非常不满,因为她写了很多关于他们共同的生活——而这也正是他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用他的话来说,是“他的素材”。在他的要求下,泽尔塔对自己的手稿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后出版,只卖出了三千多本。
后世的评论家认为泽尔塔的精神分裂正是她和菲茨杰拉德的婚姻生活造成的:一方面她生活在一个光环之中,作为他小说的缪斯和女主角,她感到需要时刻表现出那种完美和在人们幻想她所过的那种娇奢的生活,一方面她又是一个非常具有才华的女子,可是在她的时代,在她的“艺术家之妻”的身份上,她的才华却无法得到施展和得到认可——她是一个近乎专业的芭蕾舞者,她也热爱写作——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里经常借用来自她的日记和信件里面的文字。这样双重的压力最终导致了她的崩溃。
1934年《夜色温柔》出版,评论界褒贬不一,许多人早期的支持者都觉得非常失望。这本书的情节正是菲茨杰拉德和泽尔塔后期浸透了相互不满和幻灭感的婚姻生活的写照。
从普林斯顿的时代开始,菲茨杰拉德就是一个有名的酒鬼。30年代后期,长期嗜酒对健康的影响逐渐显露出来。1940年,年仅44岁的菲茨杰拉德死于心脏病突发。数年之后,泽尔塔在疗养院死于一场火灾。
从菲茨杰拉德的创作编年表我们可以看到:四部长篇,第一、二部是在22到24岁之间写的,最巅峰的第三部(《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在27岁出版的,而之后的9年,他竟然没有写过一部重要作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写剧本——正如他在《夜色温柔》中所透露的,奢侈生活的腐蚀、酗酒和财务困难似乎是菲茨杰拉德没有写出更多优秀作品的原因。
后世的人们对于泽尔塔也抱有深刻的同情,不止一位作家写过泽尔塔的传记,其中法国作家吉莱斯·勒华写的《阿拉巴马之歌》还得了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的提名。
除了作品数量的有限,菲茨杰拉德没有成为更伟大的作家也在于他的作品内容的局限性,《This Side of Paradise》是一个年轻人的自传,《夜色温柔》算是一个中年事业发展停滞、婚姻走下坡路的男人的自传,只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算是写出了一些“时代风貌”,创造了Jazz Age这个概念。而我个人认为,与其说菲茨杰拉德用Jazz Age凝炼了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精神,不如说他用这个词给后世渲染了关于20年代的美国的玫瑰色幻想。
20世纪20-40年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的物质和心灵世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迁。和菲茨杰拉德同时代的海明威用《永别了,武器》反映了一战,《太阳照样升起》和《流动的盛宴》是关于20、30年代的巴黎,《第五纵队》和《丧钟为谁而鸣》是关于西班牙内战。虽然海明威的小说也明显地基于他自己和周围其他人的生活故事,但总是更强烈地投射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而他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个人对当时世界的积极参与和关切也强有力地支撑了他的作品。相比之下,菲茨杰拉德始终在他个人的私人世界中兜兜转转,用今天的话来说“格局”未免有限。
与此同时,我还私自觉得,不论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还是在《夜色温柔》里,男主角的那种自怜心态也是他不能变得更伟大的障碍:在他的叙述里,男人似乎都是被女人给耽误了。我们看不到对自己的反省、解剖和鞭笞——一个狭窄的心灵,也许正是从天才到伟大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也许我对菲茨杰拉德太过严厉了,也许每个作家都只能是他自己的样子,就像每种花只能开出自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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