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包含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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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当前，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与理想人格的传播与教育，而这些内容则大概可归纳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崇德向善的道德追求和“内圣外王”的人格修养。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来自儒家哲学，来自儒家所提倡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思想态度。孔子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重视刚毅，表现了积极有为的态度。”这种积极有为的态度便是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体现，是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动力。自强不息出自《易经·象传·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天体（日月星辰）刚强劲健地运行，君子也应该像天体运行一样，刚毅有为，努力进取，永不停息。“《周易大传》中的‘刚健’、‘自强不息’的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进取精神的集中表示，也就是古代文化发展的内在思想基础。”这种自强、刚健有为的信念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推动历史文化向前发展。
就社会政治生活而言，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在对内反抗压迫，对外抵御侵略上。张岱年先生认为：“一、中国人民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对外来侵略不能容忍。”“二、中国人民对内有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传统”。“这个优良文化传统,可以用《易传》中的四个字‘自强不息’来概括”。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中华儿女一次次地推翻暴政，建立新的政权，推动历史发展；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中华儿女一次又一次抵御了外来侵略，保卫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
就对个人品格塑造和人生态度而言，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在坚守独立人格，不畏艰难、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上。孔子十分重视“刚”的品格，他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并用自己不懈奋斗的一生诠释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仁政思想，周游列国十四年，“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即使面对生命危险，也具有一种天命自觉的乐观精神：“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虽然自己的主张最终在其有生之年没有被统治者采纳，但孔子晚年仍然致力于典籍整理和教育学生，以传播自己的思想。孟子主张“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面对困苦境地，这便是一种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自强精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报任安书》）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先辈创作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发扬“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的精神，改变了一穷二白的局面，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造了“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这些精神都是对自强不息精神的继承与生动体现。
家国情怀，即对家园、国家的深厚感情。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到“彼黍离离，彼樱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从“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楚辞·离骚》）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无不表达了古人对家园、国家的眷恋与情怀。就国家而言，家国情怀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情感归属，是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基础。就个人而言，家国情怀是自己感受到与国家相联系的精神纽带。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即要加强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的熏陶与教育，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主要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宗法专制社会，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与专制制度相结合，便形成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国以家为基础，家是国的基本构成单位，治家便如治国，治国便如治家。《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家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治家是治国的前提，治国是平天下的前提。“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君与臣、官与民之间的关系都和父与子的关系类似，所以传统封建社会中，家庭的伦理原则便同样适用于国家。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激励了一代代中华儿女。
家国同构社会政治结构下的一些理论在现代社会或许并不适用，但是其强调对家庭、国家责任与担当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值得挖掘与发扬。修身——培养良好品德、学习文化知识，其目的是为“齐家”，即把家庭治理好。而“齐家”是为治国，即为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家齐”而“国治”。“修齐治平”的理念将个人发展与家庭发展、国家发展、乃至社会发展一体化，在今天具有积极意义。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教育目标主要便是培养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操，树立“齐家”而“治国”的理想，这比空泛的强调要树立“做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理想要现实和有效得多。从爱亲人、爱家庭做起，进而扩展到爱家乡，爱祖国。从培养家庭观念、乡土情怀做起，进而增强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这便是“修齐治平”家国情怀对今天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大启示。
崇德向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质。儒家经典《大学》开篇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习的首要目标，在于开发内心的“明德”，即发掘纯净的内心与道德精神，进而推己及人，去影响民众，让人们日新其德，并不断追求“至善”的人生境界。“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是《大学》提出个人修为的总目标，为了达到“三纲”的目标，《大学》提出了具体的修为方法，即“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正心、修身，即培养良好的道德，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与基础。通过修养自身德行，并加以推广，进而实现天下大治的伦理政治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它的这种崇德特质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也具有了鲜明的德性主义特点，崇德向善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主要来源于儒家，儒家的道德观非常丰富，总体看，主要包含“仁、义、礼、智、信”，这也就是有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即五种普遍的、恒常的道德。五常，是由孟子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发展而来的。 四端，即由人天生的四种善性发展而来的四种道德，是儒家崇德向善特质的集中表现。在完善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要大力推进传统道德教育，笔者认为尤其要突出传统道德中“仁爱”、“义以为上”、“诚信”教育。
所谓仁，即“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已于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与人之间的应相互亲爱、换位思考，它是孔子推崇的最高的道德准则。仁的内涵很广，“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对人恭敬、宽容他人、信守承诺、发挥自己的才智、宽厚待人，能做到这些，就可谓仁人了。“仁爱”教育是缓解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有效之道。
儒家讲求“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对义利的态度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担忧的应当是道义，而非物质享受。在儒家的道德观中，义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是超越个人狭隘利益而重视社会整体利益的。当然，“义以为上”的义利观也并不否认个人的正当利益。“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身。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董仲舒《春秋繁露·生之养重于义》）义与利都是人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但是应当坚守“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原则，坚持“以义制利”，达到义与利的和谐统一。
传统文化还看重诚信的价值。“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根本原则。内心真诚，方能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大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荀子·强国》）无论是为人、交友，还是从政，都要求人讲究诚信。惟诚信，方能立人，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准则。
所谓“内圣外王”，即内里具有高尚的人格修养，崇高的德行，而能够发挥自己的德性与才干，施行“王道”，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即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内圣外王”是儒家将道德与政治相统一的一种理想人格。“内圣外王”这一人格追求在今天还有无现实意义是很多学者争论的一个话题，笔者认为，在当代社会，我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是有现实意义的。
简要地说，“内圣外王”为我们树立了以德为先的人格理想，并将人格理想、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联系起来，有助于增强责任意识，实现个人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内圣”即要求修养自身品性，也就是《大学》讲的“明明德”，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来发掘与培养自身美好的德性，在修养过程中，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能够做到那个阶段，就得看个人修养功夫达到哪个程度。德行修为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在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中创造社会价值。这样一种由“内圣”加“外王”两个维度的统一，就将人格塑造，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一体化。无疑，这样一种人格修为过程于个人、国家、社会都是有益的，有益于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塑造“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是当代德育的必要补充，也应是德育的理想目标。我们知道，“现代德育目标的设置建立在全球化背景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观念之上，讲求实然层面的效率因素，因而更为注重受教育者身心健康，其次才是对其道德修为的培养。”现代的德育讲求培养健全人格和身心健康，关注的是人性与道德的“实然”层面，更多关注的是权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容易弱化道德对个体生命的启迪作用。而以“内圣外王”为理想人格的德育讲求道德的“应然”层面，你生来就应该这样做，这是义务，虽然有些要求标榜过高，但却有助于培养人格与道德的崇高感，能够强化道德对个体生命的启迪作用。所以，在现代化的德育过程中，加入“内圣外王”人格理想教育，有助于在强调心理健康、健全人格培养的同时，把握受教育者的道德心理，完善道德人格。
（本文内容节选自笔者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与体系构建》一文）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来自儒家哲学，来自儒家所提倡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思想态度。孔子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重视刚毅，表现了积极有为的态度。”这种积极有为的态度便是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体现，是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动力。自强不息出自《易经·象传·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天体（日月星辰）刚强劲健地运行，君子也应该像天体运行一样，刚毅有为，努力进取，永不停息。“《周易大传》中的‘刚健’、‘自强不息’的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进取精神的集中表示，也就是古代文化发展的内在思想基础。”这种自强、刚健有为的信念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推动历史文化向前发展。
就社会政治生活而言，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在对内反抗压迫，对外抵御侵略上。张岱年先生认为：“一、中国人民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对外来侵略不能容忍。”“二、中国人民对内有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传统”。“这个优良文化传统,可以用《易传》中的四个字‘自强不息’来概括”。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中华儿女一次次地推翻暴政，建立新的政权，推动历史发展；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中华儿女一次又一次抵御了外来侵略，保卫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
就对个人品格塑造和人生态度而言，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在坚守独立人格，不畏艰难、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上。孔子十分重视“刚”的品格，他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并用自己不懈奋斗的一生诠释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仁政思想，周游列国十四年，“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即使面对生命危险，也具有一种天命自觉的乐观精神：“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虽然自己的主张最终在其有生之年没有被统治者采纳，但孔子晚年仍然致力于典籍整理和教育学生，以传播自己的思想。孟子主张“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面对困苦境地，这便是一种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自强精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报任安书》）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先辈创作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发扬“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的精神，改变了一穷二白的局面，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造了“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这些精神都是对自强不息精神的继承与生动体现。
家国情怀，即对家园、国家的深厚感情。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到“彼黍离离，彼樱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从“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楚辞·离骚》）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无不表达了古人对家园、国家的眷恋与情怀。就国家而言，家国情怀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情感归属，是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基础。就个人而言，家国情怀是自己感受到与国家相联系的精神纽带。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即要加强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的熏陶与教育，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主要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宗法专制社会，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与专制制度相结合，便形成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国以家为基础，家是国的基本构成单位，治家便如治国，治国便如治家。《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家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治家是治国的前提，治国是平天下的前提。“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君与臣、官与民之间的关系都和父与子的关系类似，所以传统封建社会中，家庭的伦理原则便同样适用于国家。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激励了一代代中华儿女。
家国同构社会政治结构下的一些理论在现代社会或许并不适用，但是其强调对家庭、国家责任与担当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值得挖掘与发扬。修身——培养良好品德、学习文化知识，其目的是为“齐家”，即把家庭治理好。而“齐家”是为治国，即为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家齐”而“国治”。“修齐治平”的理念将个人发展与家庭发展、国家发展、乃至社会发展一体化，在今天具有积极意义。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教育目标主要便是培养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操，树立“齐家”而“治国”的理想，这比空泛的强调要树立“做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理想要现实和有效得多。从爱亲人、爱家庭做起，进而扩展到爱家乡，爱祖国。从培养家庭观念、乡土情怀做起，进而增强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这便是“修齐治平”家国情怀对今天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大启示。
崇德向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质。儒家经典《大学》开篇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习的首要目标，在于开发内心的“明德”，即发掘纯净的内心与道德精神，进而推己及人，去影响民众，让人们日新其德，并不断追求“至善”的人生境界。“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是《大学》提出个人修为的总目标，为了达到“三纲”的目标，《大学》提出了具体的修为方法，即“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正心、修身，即培养良好的道德，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与基础。通过修养自身德行，并加以推广，进而实现天下大治的伦理政治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它的这种崇德特质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也具有了鲜明的德性主义特点，崇德向善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主要来源于儒家，儒家的道德观非常丰富，总体看，主要包含“仁、义、礼、智、信”，这也就是有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即五种普遍的、恒常的道德。五常，是由孟子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发展而来的。 四端，即由人天生的四种善性发展而来的四种道德，是儒家崇德向善特质的集中表现。在完善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要大力推进传统道德教育，笔者认为尤其要突出传统道德中“仁爱”、“义以为上”、“诚信”教育。
所谓仁，即“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已于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与人之间的应相互亲爱、换位思考，它是孔子推崇的最高的道德准则。仁的内涵很广，“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对人恭敬、宽容他人、信守承诺、发挥自己的才智、宽厚待人，能做到这些，就可谓仁人了。“仁爱”教育是缓解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有效之道。
儒家讲求“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对义利的态度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担忧的应当是道义，而非物质享受。在儒家的道德观中，义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是超越个人狭隘利益而重视社会整体利益的。当然，“义以为上”的义利观也并不否认个人的正当利益。“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身。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董仲舒《春秋繁露·生之养重于义》）义与利都是人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但是应当坚守“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原则，坚持“以义制利”，达到义与利的和谐统一。
传统文化还看重诚信的价值。“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根本原则。内心真诚，方能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大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荀子·强国》）无论是为人、交友，还是从政，都要求人讲究诚信。惟诚信，方能立人，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准则。
所谓“内圣外王”，即内里具有高尚的人格修养，崇高的德行，而能够发挥自己的德性与才干，施行“王道”，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即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内圣外王”是儒家将道德与政治相统一的一种理想人格。“内圣外王”这一人格追求在今天还有无现实意义是很多学者争论的一个话题，笔者认为，在当代社会，我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是有现实意义的。
简要地说，“内圣外王”为我们树立了以德为先的人格理想，并将人格理想、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联系起来，有助于增强责任意识，实现个人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内圣”即要求修养自身品性，也就是《大学》讲的“明明德”，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来发掘与培养自身美好的德性，在修养过程中，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能够做到那个阶段，就得看个人修养功夫达到哪个程度。德行修为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在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中创造社会价值。这样一种由“内圣”加“外王”两个维度的统一，就将人格塑造，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一体化。无疑，这样一种人格修为过程于个人、国家、社会都是有益的，有益于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塑造“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是当代德育的必要补充，也应是德育的理想目标。我们知道，“现代德育目标的设置建立在全球化背景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观念之上，讲求实然层面的效率因素，因而更为注重受教育者身心健康，其次才是对其道德修为的培养。”现代的德育讲求培养健全人格和身心健康，关注的是人性与道德的“实然”层面，更多关注的是权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容易弱化道德对个体生命的启迪作用。而以“内圣外王”为理想人格的德育讲求道德的“应然”层面，你生来就应该这样做，这是义务，虽然有些要求标榜过高，但却有助于培养人格与道德的崇高感，能够强化道德对个体生命的启迪作用。所以，在现代化的德育过程中，加入“内圣外王”人格理想教育，有助于在强调心理健康、健全人格培养的同时，把握受教育者的道德心理，完善道德人格。
（本文内容节选自笔者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与体系构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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