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自述辛亥革命后在紫禁城的生活
本文《末代皇帝溥仪自传》，爱新觉罗溥仪 着，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我不懂事的时候情形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我懂事以后就时常听说宫里发生盗案、火警，以及行凶事件。至于烟赌，更是不用说。到我结婚的时候，偷盗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了婚礼，“皇后”的凤冠上原来的全部珍宝，都被换成了赝品。 这时我已经从师傅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全存在宫里。这些东西全没有个数目，其中有数目的那部分又没有人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只从这一点来说，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今天想起来，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人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是各有不同的，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也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太监大都采用前者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是用办理抵押或标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即后者合法的方式。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更是最高级的方式。当然，那时我决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的只是，别人都在偷盗我的财富。我那时已经有了强烈的“寡人好货”之心了。 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一百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是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非常精巧珍贵的古玩玉器之类的东西。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把他的所有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起来，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尽是瓷器，有的尽是名画，意大利人郎士宁给乾隆画的许多画也在内。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很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放精巧小件珍玩的库。这种百宝匣是用紫檀木制的，外型好像一般的书箱，打开了像一道楼梯，每层梯上分成几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是一样玩物，例如，一个宋瓷小瓶，一部名人手抄的寸半本四书，一个精刻的牙球，一个雕着古代故事的核桃，几个刻有题诗绘画的瓜子，以及一枚埃及古币，等等；一个百宝匣中，举凡字画、金石、玉器、铜器、瓷器、牙雕，等等；无一不备，名为百宝，一个小型的匣子即有几百种，大型的更有上千种。听说建福宫那边还有一种特制的紫檀木炕几，上面无一处没有消息，每个消息里盛着一件珍品，这个东西我没看见，我当时只把亲自发现的百宝匣，大约有四五十匣，都拿到养心殿去了。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派人去清点，靠不靠得住……这一连串的问题弄得我苦恼不堪。 可是不清点也不行，有多少东西都不知道，丢了多少东西更不知道。庄士敦师傅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的古玩铺又新开了许多家，哪里来的那些古玩呢？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的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
最后，我接受了师傅们的建议，决定清查。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 首先是盗案更多了。连毓庆宫的库房的门锁也给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也给打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养心殿里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敬事房都领侍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不发生一点效果，没有人承认。不但如此，建福宫的清点刚开始，六月二十七日这天的夜里，突然发生了火警，清点和未清点的全烧个精光。 火警还是紫禁城外先发现的。东交民巷的意大利消防队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里面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场大火经各处来的消防队扑救了一夜，结果还是把建福宫一带包括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一大片地方烧成焦土。这里是清宫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糊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在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紫禁城里的人，城外的人，人来人往，沸腾一片，忙成一团。除了救火还忙什么，这是可以想象的。但紫禁城对这一切都表示了感谢。有一位外国太太也亲自上阵，并且在指挥中国消防队员的时候，手里的扇子也溅上了中国人的血。后来她托人把这扇子拿给我看，以示其义勇，我还在上面题了诗，以示感谢。这场火灾过去之后，内务府以双料的感激心情，除用茶点广为招待救火者之外，一笔“酬劳”费又花了六万元。 要想估计一下这次的损失，不妨说一下那堆烧剩和“摸”剩下的垃圾的处理。那时我正想找一块空地修建球场，由庄士敦教我打网球，据他说这是英国贵族都会的玩意儿。这片火场正好可以做这个用场，于是叫内务府赶快清理出来。那堆灰烬里固然是找不出什么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内务府把北京金店的人找来投标，结果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中了标。据说当时只是熔化的金块金片就捡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把这些东西捡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不少麻袋，分给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府官员告诉我，他叔父那时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这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起火的原因和损失真相是一样地查不出来。但我疑心这是偷盗犯故意放火灭迹的。过不多天，我住的养心殿东套院无逸斋的窗户上又发现了火警，幸好发现得早，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刚烧着，就被发现了，未致成灾。我的疑心立刻又发展了一步。我认为不但是有人用放火灭迹，而且还在谋害我了。 事实上，偷窃和纵火灭迹都是事实，师傅们也没有避讳这一点，而对我的谋害则可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的多疑的性格，这时已显露出来了。按清宫祖制，皇帝每天无论如何忙，也要看一页的《圣训》（这些东西一年到头摆在皇帝寝宫里），我这时对雍正的《批谕旨》特别钦佩。雍正曾说过这样的话：“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于己也。不如此，不可以言用人之能。”他曾在亲信大臣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过：“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又说对人“即经历几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犹当留意观其将来，万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这些话都深深印入我的脑中。我也记得康熙的话：“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康熙特别说过太监不可信，他说：“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祖宗们的这些训谕，被这几场火警引进了我的思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