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之本体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梁启超如何看待教育的重要性?指出戊戍变法对教育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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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晓木东方
2013-12-31 · TA获得超过2011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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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兴学校是开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最有效手段,但现行的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兴学校”的一大障碍。他说,八股取士造成官不能治国, 农不会种田,工不知生产,兵不能御敌,妇女不能理家的局面。外强交逼,割 地赔款,“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因此他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 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向光绪皇帝建议:“将下科乡会 试,及此后岁科制,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以御外侮。”在 《论科举》中,梁启超提出了改革科举制的具体方案。主张以新的学校体系取 代科举制度.  梁启超把变科举、兴学校作为开民智,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提倡在全国 范围内建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系统,并力图使各级教育符合受教育者的身心 发展规律,使整个教育系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至于戊戌变法对中国教育发展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戊戌变法将中国近代对于外国的学习由器物(物质)层面深化到了制度层面,拓宽了国人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国民开始重视政治改革。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其次,戊戌变法使很多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流传入中国(还翻译了不少的书)  而且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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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
那么对学校的建立是否有京师大学堂
追答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而建立京师大学堂是其重要举措。1898年7月3 日,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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