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对今天写作文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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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语言通俗、层次分明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后来(新文化至今)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标准”,有利于其规范化。首先,层次分明,论据充分。文章先总述“八事”,然后再运用大量古今中外的论据分别对“八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例如“不用典”这条,他每论述一义就会举出具体的例子,可谓是功夫下得深,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正是这种态度才有了文章结论中的“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框纠是正之”。而这种态度被当时以及以后的人批为游移、懦弱。陈独秀在《答胡适之》中也对胡适这种“容纳异议,自由讨论”的态度极为不满,认为“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也正是陈独秀这种坚决的态度才使文学革命的发展迅速。在文学革命初期,由于它本身是新生事物,所以这种“一刀切”的坚决态度是有必要的。但是,当我们回首文革那段历史时,发现极为相似的问题。文革对所谓的“小资思想”采取了极为果断强硬的的态度,根本不容异议,但是所造成的结果却和新文化运动的截然相反。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为后来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培养出许多人才;而文革的文学革命却几乎造成了文学的“荒芜”,流失了大量的人才。对于胡适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稳健,文学的问题应该用讨论的方法解决。其次,进化论方法。由于他早年在澄衷学堂受严复的《天演论》的影响,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他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新文学,这是继王国维之后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打开了新的眼界。
201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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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有点太美国化了,比一般写白话文的特别憎恶典故:他反复强调的是,美国是新大陆,写文章没什么典故可用,可人家也有真正的文学。我觉得以前不体认到他这一层,对他的强烈憎恶典故感到不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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