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1.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大的支柱，十分重要。
2.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运用创新的力量引领国家持续高效发展，驱动作用。
3.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乡村的振兴很重要，国家才能够协调发展，一同进步，缩小贫富差距。
4.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要“走出去”才能更加看到自己的不足，继续发展和建设一带一路，推动周边经济发展。
5.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快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努力破除原来旧体制的弊端。
拓展资料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十九大报告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指明了清晰的方向，并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具体部署。
路径：从五个方面发力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打造、构造、构建，最核心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如何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把整个现代化创新体系构建起来，与我们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匹配，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关键的支撑；另一方面是经济转型升级，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产业结构比较滞后，产业的先进性还不够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要提升产业结构的层次，尤其是要把先进制造业的水平提高，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
从具体的操作手段上，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告诉《经济》记者，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以实体经济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推动制造业、基础设施产业升级。
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要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形成新的现代产业优势。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注重投资的整体收益、长期回报与外部效益结合。
王辉耀说，要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中国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自2010年起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制造业的“大而不强”仍是亟须突破的瓶颈。产品附加值低、生产成本高、研发投入和人才供给不足是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的主要原因。由此，不仅企业要加速抢占新技术蓝海、创新投资模式、打造“世界品牌”战略；政府方面也要引导境外合作、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完善教育结构引进高端人才。
第二，要完善区域发展机制，促进东西部、城乡区域协调、协同、共同发展。
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方面，东部地区要加快推动产业升级，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引领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发展产业集群，使我国产业发展展现全面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王辉耀表示，在城乡一体化方面，重点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水平，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进一步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实现农村闲置宅基地的集约利用，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双向流动，扩大内需，激发下一个十年人口红利的释放，形成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新格局。
第三，要加快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和人才机制建设。
进一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高科技的持续创新能力。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从而实现科技对国民经济发展各重要领域的全方位战略支撑。
王辉耀特别提出，要加强人才机制创新建设。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要推进人才管理体制改革，改进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完善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健全人才顺畅流动机制，从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
同时，重视移民和华人华侨的作用。全球化的人才流动，同时也带动了日益显著的大规模国际人才流动现象。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我国应积极探索技术移民事业，加强引进国外智力。加大引进国外智力力度，需要积极探索技术移民事业。探索技术移民事业，要认真规划技术移民工作格局，健全技术移民管理体制，推动政府部门技术移民治理的法治化和服务化，尽快推进技术移民立法工作。此外，应进一步加强引进国际人才顶层设计的落实工作，设立专门的国际人才管理机构；进一步加强城市软实力建设，从自然环境、城市文明和生活配套方面提升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水平；建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打造国际人才协调服务专业平台。
最后，重视留学生群体，挖掘“走出去”和“来华”留学生红利。随着“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留学人员发挥的“红利”也正在凸显。应加强对海外留学学生的服务，统筹整合外事部门力量，加快建设并整合出国留学数据库，加强与留学生的联络；优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提高我国护照的含金量和国内的认可度。
第四，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质量，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CCG《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830亿美元，同比增长44%，位居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连续两年进入资本净输出国行列。据CCG数据统计，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156起，投资总金额达850.16亿美元，再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
此外，中国财政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补充道，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的建设有赖于更加优化的体制环境。
第五，建设更优的体制环境，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石英华说，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政府权力边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部门“瘦身”，政府要注重从宏观角度为企业创造健康运行的良性环境和合理机制，通过制度来引导企业的行为，发挥好政府的市场维护、市场引导、市场培育等方面的作用，真正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的障碍，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发展与创新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市场主体对未来发展的信心，稳定市场主体投资和创新的预期。
注意：三对关系五种平衡
通过专家的阐述不难发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决胜“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也要厘清三对关系，实现五种平衡。
“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出了六个方面，实际包含着三对关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表示，第一是存量与增量的关系，过去在市场经济时，从十四大到十八大连续几次讨论效益与质量的关系，但现在质量与效益问题已经超越了，此时不是这个变量关系的问题，而是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就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升级传统动能要靠创新驱动；第二是点和面的关系。过去总追求高速发展，靠经济增长点来带动，但现在既要有高速发展的点，同时这个点还要扩散成面，比如区域平衡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第三是内和外的关系，国内还是继续深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对外要打造全方位新格局，这个格局目前已经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变成全球化的引领者了。
在认清这三对关系的同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注意五个方面的平衡。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向《经济》记者表示，第一要讲究经济和生态的平衡，解决GDP增长的同时，也要保护好环境，真正实现所谓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效果。同时也要保证必要的就业率、增长量和贸易金融等各方面的增长。保持经济和生态的平衡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一个总体要求。
第二，要保持所谓的效率和质量平衡，一方面我们要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追求经济的质量。
第三，要追求结构和速度的平衡，一方面我们要保持一定增长的前进步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持结构的均衡，解决城乡、地区、城市里面的贫富结构性问题。同时要保持三个产业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结构平衡，也要保持投资消费之间的平衡。
第四，要保持国内和国外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我们要解决国内的很多问题，第二方面也要解决为全世界作出贡献之间的平衡。
第五，要保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我们要通过金融财政的杠杆推进实体经济的继续发展，保证金融和财政的杠杆服务于实体经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推进金融强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哪些瓶颈亟待突破？
我们特别重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因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建设仍然是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尽管我国处于“强起来、站起来”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不同以往，但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仍道阻且长。
“放管服”是个难点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实现强国目标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我们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客观要求。”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丛屹告诉《经济》记者，“放管服”是一个难点，其实“放管服”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体制转换上，政府的决策到底怎么变，政府的审批权如何真正放开，下放到位，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制和机制转换的过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放管服”影响的是营商环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表示，我们目前最值得关注的短板是“营商环境”。根据世界银行近五年来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的营商环境质量虽逐年改善，全球综合排名稳步上升，近五年的数据显示，约200个被调查国家中，中国已从96名（2014年）上升至78名，跟自己比进步幅度明显。但是，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甚至跟一些新兴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依然很大。我们需要把改善营商环境、推动“放管服”改革、培育企业家精神当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的“软环境”。
“营商环境在企业成长、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经营环境对激发企业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夏杰长表示，我们虽然已经具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但现代化经济体系毕竟是一个浩瀚的系统工程，前行的道路上充满着挑战和困难。比如经济和民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还很凸显，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还不高，企业创新能力还不强，实体经济面临着多重挤压，社会资本活力不够，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存在不少隐患，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部分地区离“现代化”标准相距甚远，有些困难地区甚至在一定时期出现了严重“塌陷”。
另外，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王小广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深化，三去二降一补效果不明显；国企改革、国企僵尸企业也没有解决；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破行政垄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简政放权还待解决。
基础设施问题、乡村环境问题、教育问题都是非常棘手且要解决的问题。在区域问题上形势还算良好，因为我们三大区域战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加上过去的四个格局发展得都不错。
“具体来说，从我们现在面临经济社会整体的逻辑角度看，地区间、城乡间、个人间发展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并且是不平衡、不协调的。区域、城乡发展不协调，需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完善。”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说。
老百姓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需要，民主、法制、自由、安全、生态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也是一个考验。“前两年我们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现在供给质量提高起来了，全面深化改革也到位了，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和十九大的总结，仍有1500项措施还要落地生效，发挥作用，这是体制的问题。”牛犁说。
创新量与质不同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表示，我们追求各方平衡的背后，就体现出我们目前的挑战。比如第一个平衡是讲究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平衡，说明我们目前面临着生态的危机，这本身就不够现代经济；第二个是结构失衡，各方面无论是贫富悬殊，还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结构等，都没有达到均衡；第三个是国内国外之间面临的各方面挑战；第四个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可能没有到位。
“在创新方面，我们问题更多。”王小广认为，虽然我们专利很多，但是都不是原创性的，都是底层技术的创新，数量够了，质量还要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创新体系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十一五强调自主创新，十二五强调创新驱动，十三五把创新发展理念放在第一位，过去我们谈原始创新、基本创新、吸收消化创新，到了十九大以后，我们觉得中国要加大搞原始创新，在基层创新上，对重大的技术进行突破，这些都是新要求，而我们目前差距还很大。”
我们现在发展到了靠创新驱动的阶段，而恰恰我们的创新能力还不强，创新效率还不高。我们的世界品牌很少，虽然强调要走在产业高端的部分，但制造业还处于中低端。
“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创新是最核心的，政府要搞基础性的创新，因为企业动作大还赚不到钱，所以带有共性的技术政府要投入，商业化的技术由企业完成，这个战略要落实，才能建设创新型国家。”牛犁说，建设经济体系需要一个全开放的格局，我们在普通的商品、制造业领域已经开放，但在服务领域，我们的开放力量还不够，在文化、体育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比如我们建立自贸港、自贸区，服务领域会形成全新的格局，这需要我们积极推动。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也表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除了科技的创新，就是要把我们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整个实体经济做大做强，一方面要提升它的科技含量，另外一方面要提高它的竞争力、附加值。这两个方面应该也是我们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当中的两个难点，尤其是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构建，需要一定的时间。
“走出去”问题多
丛屹表示，要从经济大国成为经济强国，就要走出去，比如铁矿石、棕榈油、石油等我们都依赖外部的资源支撑，没有支撑自己发展所需的资源体系，又如何发展呢？“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应该是一个海外投资大国，我们的海外投资刚兴起还不成功，而‘一带一路’则是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点，是必须要实现的目标，其中的风险和阻力不小，必须要有充分的预估。”
“目前改革开放行至中流，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很多问题。”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表示。
第一，“一带一路”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即外资准入门槛高、设置投资隐形壁垒等。企业应当建立国际化管理模式、加强企业间战略合作、增强形象与品牌战略；政府应尽快制定“一带一路”投资总规划、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做好风险评估应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另外，建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
第二，企业“走出去”的合规性隐忧。“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轻视尽职调查、投资情绪过热、东道国保护主义、服务机构国际化水平低等，是导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的主要原因。企业方面应增强法律意识，注重监管信息和相关法律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政府方面需加强海外投资立法、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另外，律所、行业协会方面要“走出去”、积极构建国际化团队、成立相关专业委员会扩大国内外交流，提升对外法务的服务能力。
第三，跨境电商初“出海”，多方面问题开始凸显。传统销售方式不适应、物流清关报税体系不成熟、售后体验难保证、监管问题突出是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难多的主要原因。企业方面要不断健全供应链体系、完善售后服务和用户体验、加强商家审核监督能力；政府方面要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制定跨境电商国际经贸规则；另外，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需联手，为跨境电子开辟绿色通道。
第四，产业园区海外发展困难多，出现空心化。目前来看，境外产业园区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园区规划不合理，落户项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国企等有集聚效应的项目。企业需对接东道国发展战略、多元融资精细招商、培养园区人才、树立企业责任、尊重当地习俗；政府方面要建立产业园区工作组、完善服务体系、建立战略示范园区、加强人才培养。
第五，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融资瓶颈。金融市场不成熟、信用体系不健全、企业申贷门槛高、信息不对称等是海外发展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瓶颈的主要原因。企业方面需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担保贷款额度、构建信用强企；政府方面需要发展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与国际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增强融资服务作用；另外，相关金融机构也要创新金融工具和融资方式、建立多元金融机构平台。
第一，把握市场规律，优化长期发展战略。
第二，鼓励适度竞争，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第三，统筹国内国外，打造国际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