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什么？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夏阳是汉代的县名，县治在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也有说是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的，我们不取。
关于司马迁为什么要写作《史记》的问题，他在《报任安书》中是这样说的：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就是说，《史记》是要通过记载和考察上起黄帝下至武帝三千余年间的历史，来研究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总结历代成功、兴盛的经验和衰败、灭亡的教训，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以及改良现实政治的某些主张。梁启超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之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宏伟的目标。而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目标，这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自孔子以后，天下大乱，战争频仍，秦始皇虽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很快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了。西汉统一之初，最主要的任务又是采取各项措施巩固统治，还来不及全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到了武帝时期，汉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同时又是由盛转衰的时期，这时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战争、民生凋敝、经济崩溃、思想禁锢，又都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司马迁要全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来为现时的统治作借鉴，这是时代的需要。对此，他是很有信心、很自负的。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他以孔子写《春秋》自比，他要用“深切著明”的历史事实，来帮助人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达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改良现实政治的目的。
班固在《典引》序中引到汉章帝的一段话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后汉书蔡邕传》中也记载着司徒王允的一段话：“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在他们看来，司马迁作《史记》，是作“谤书”，泄私愤。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司马迁对于统治阶级的丑恶行径有深刻的认识，敢于进行无情的揭露，因而引起统治阶级的忌恨，这是不足为怪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史记》中的某些章节带有个人情绪，但是如果把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理解为发泄私愤，那就太狭隘了。至于作史以“扬名后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有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和《报任安书》外，还有《悲士不遇赋》一篇、《素王妙论》轶文一段，其他都已散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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