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汪国真到底有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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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6日，诗人汪国真去世，享年59岁。他的诗歌在上世纪90年代，曾掀起一股“汪国真热”，其诗句“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影响了一代人。
汪国真的朋友说他总是能很快到达一个境界，比如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也写到了课本里;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对此，汪国真直言：“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
读大一时发表了处女作
汪国真祖籍厦门，父母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劳动部。1956年，汪国真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汪国真，在父母的影响下，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又通过大院间的互相借书，读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此后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心有不甘的他凭直觉感到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时年22岁。他感到他的好日子来了。
大学期间汪国真成绩一般，“我做事凭兴趣，对分数历来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独行，但并非性格古怪的。”他开始写作，形式是诗歌。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午饭，同学陈建平说，《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他有点半信半疑。饭后他去图书馆，知道《学校的一天》发表了。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
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常去阅览室，记下地市级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当时写和投都很随意，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认为他有极强的“发表欲”，但他认为自己是“有事业心”的人。
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觉一事无成，他有紧迫感。《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询问哪里有他的书。
无法抹去的“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
《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盗版书，“加上盗版，我的书总数超过一两千万。”
《年轻的潮》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自己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他说。
他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应付每天给汪国真的几百封来信，将收发室人员由1个增至3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诉苦的，要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会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军官来信告知，她生日时，“收到8本汪国真的诗集”。
他受邀去全国40多所院校讲学，其中北京30余所。“这个跟经济收入没有联系。”由于演讲后学生纷纷冲上来要求签名，校方不得不组织人员拉成人墙护送其通过。
短暂的复兴了朦胧诗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出现并且一时风靡。接下来是后朦胧诗、第三代诗还有第四代诗。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坛或者说在诗坛之外出了一个汪国真，他的诗让人读懂了，让人脱口而出了，也很被说三道四了一番。
论影响，汪国真还真是一不小心把新体诗推到了顶峰，好歹是大众化的顶峰。至于艺术水准高下深浅，是追求世俗的成功还是追求灵魂的高贵，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看那阵势，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汪粉、真丝数量不好统计，至少他诗集的发行量恐怕已创造了后人很难超越的纪录。
汪国真的诗大红后，似乎后无来者，前无古人。但是拜互联网之赐，格言体作家层出不穷，后来者有安妮宝贝、郭敬明等。只是现代人的口味与风气大为转向，当时以乐观，积极，促人深省为美，现在多为伤感，孤独，旖旎之作。汪国真表示，他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他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他80元，他已经感觉是天上掉馅饼。
后来，汪国真去玩书法、画国画，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作曲家，虽然至今他还被称为诗人，但是他本身的热闹已经跟诗歌没有多大关系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新诗的悲哀。
从1992年至今，15年以来没有哪个写新诗的人如此兴风作浪。前不久听说有人把一些白话分成行叫做梨花诗，能热闹多久不得而知，也许用不了多少时候大家已经不知梨花诗为何物了。这是一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时代，谁也别想在某一个领域的顶峰占据太久的风光。
把音乐当诗写，把书画当音乐写
成名后，应酬众多，不仅是签名，还常被人索要题字。盛情难却，字又拿不出手，1993年，汪国真开始练习书法。练了1年，每天1小时，“后来没时间练，但已有了很大改观了。”
他用毛笔写信，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章桂征收到，便约他出书法集。“我出什么书都畅销。”他还是觉得能拿得出手的不多，于是将诗、文、书法结集在一起。
此后一发不可收。至今，汪国真的墨迹已遍布南北，尤以河南、山西为盛，“河南18个市我只剩下两个没去过了”，并深入各领域。他常举的例子是香格里拉酒店，主管们有人读过他的诗歌，经过商讨，一致认同请他写一种红酒的酒标。
我也属于音乐!2001年，汪国真开始学习作曲，“买了些音乐方面的书，一边看书，一边试着把旋律记录下来。”
2003年10月，汪国真与山西北武当山风景区合作，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发行1万张。2006年，双方再度合作，《名家歌颂北武当》DVD专辑推出，歌词相当直白。
此后，汪国真开始给古诗词配曲，计划完成400首，现已完成300余首。“你看我现在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写诗，书法，音乐。可能以后我会花点时间，在画画这块钻研一下。”他说。
汪国真还擅长画中国画，尤以花卉和墨竹见长，他的画追求工笔画精美细致的逼真效果，又注重写意画泼墨渲染的酣畅淋漓，使得作品别有一番情韵。2006年6月出版的《作家通讯》封三是汪国真的国画牡丹，他在附言中写道：人们都说艺术是相通的。于是，我把音乐当诗写，我把书画当音乐写。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对于自己不听跨界，他曾以一首《我喜欢出发》表明心迹：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便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
汪国真的朋友说他总是能很快到达一个境界，比如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也写到了课本里;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对此，汪国真直言：“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
读大一时发表了处女作
汪国真祖籍厦门，父母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劳动部。1956年，汪国真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汪国真，在父母的影响下，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又通过大院间的互相借书，读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此后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心有不甘的他凭直觉感到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时年22岁。他感到他的好日子来了。
大学期间汪国真成绩一般，“我做事凭兴趣，对分数历来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独行，但并非性格古怪的。”他开始写作，形式是诗歌。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午饭，同学陈建平说，《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他有点半信半疑。饭后他去图书馆，知道《学校的一天》发表了。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
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常去阅览室，记下地市级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当时写和投都很随意，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认为他有极强的“发表欲”，但他认为自己是“有事业心”的人。
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觉一事无成，他有紧迫感。《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询问哪里有他的书。
无法抹去的“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
《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盗版书，“加上盗版，我的书总数超过一两千万。”
《年轻的潮》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自己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他说。
他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应付每天给汪国真的几百封来信，将收发室人员由1个增至3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诉苦的，要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会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军官来信告知，她生日时，“收到8本汪国真的诗集”。
他受邀去全国40多所院校讲学，其中北京30余所。“这个跟经济收入没有联系。”由于演讲后学生纷纷冲上来要求签名，校方不得不组织人员拉成人墙护送其通过。
短暂的复兴了朦胧诗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出现并且一时风靡。接下来是后朦胧诗、第三代诗还有第四代诗。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坛或者说在诗坛之外出了一个汪国真，他的诗让人读懂了，让人脱口而出了，也很被说三道四了一番。
论影响，汪国真还真是一不小心把新体诗推到了顶峰，好歹是大众化的顶峰。至于艺术水准高下深浅，是追求世俗的成功还是追求灵魂的高贵，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看那阵势，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汪粉、真丝数量不好统计，至少他诗集的发行量恐怕已创造了后人很难超越的纪录。
汪国真的诗大红后，似乎后无来者，前无古人。但是拜互联网之赐，格言体作家层出不穷，后来者有安妮宝贝、郭敬明等。只是现代人的口味与风气大为转向，当时以乐观，积极，促人深省为美，现在多为伤感，孤独，旖旎之作。汪国真表示，他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他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他80元，他已经感觉是天上掉馅饼。
后来，汪国真去玩书法、画国画，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作曲家，虽然至今他还被称为诗人，但是他本身的热闹已经跟诗歌没有多大关系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新诗的悲哀。
从1992年至今，15年以来没有哪个写新诗的人如此兴风作浪。前不久听说有人把一些白话分成行叫做梨花诗，能热闹多久不得而知，也许用不了多少时候大家已经不知梨花诗为何物了。这是一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时代，谁也别想在某一个领域的顶峰占据太久的风光。
把音乐当诗写，把书画当音乐写
成名后，应酬众多，不仅是签名，还常被人索要题字。盛情难却，字又拿不出手，1993年，汪国真开始练习书法。练了1年，每天1小时，“后来没时间练，但已有了很大改观了。”
他用毛笔写信，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章桂征收到，便约他出书法集。“我出什么书都畅销。”他还是觉得能拿得出手的不多，于是将诗、文、书法结集在一起。
此后一发不可收。至今，汪国真的墨迹已遍布南北，尤以河南、山西为盛，“河南18个市我只剩下两个没去过了”，并深入各领域。他常举的例子是香格里拉酒店，主管们有人读过他的诗歌，经过商讨，一致认同请他写一种红酒的酒标。
我也属于音乐!2001年，汪国真开始学习作曲，“买了些音乐方面的书，一边看书，一边试着把旋律记录下来。”
2003年10月，汪国真与山西北武当山风景区合作，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发行1万张。2006年，双方再度合作，《名家歌颂北武当》DVD专辑推出，歌词相当直白。
此后，汪国真开始给古诗词配曲，计划完成400首，现已完成300余首。“你看我现在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写诗，书法，音乐。可能以后我会花点时间，在画画这块钻研一下。”他说。
汪国真还擅长画中国画，尤以花卉和墨竹见长，他的画追求工笔画精美细致的逼真效果，又注重写意画泼墨渲染的酣畅淋漓，使得作品别有一番情韵。2006年6月出版的《作家通讯》封三是汪国真的国画牡丹，他在附言中写道：人们都说艺术是相通的。于是，我把音乐当诗写，我把书画当音乐写。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对于自己不听跨界，他曾以一首《我喜欢出发》表明心迹：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便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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