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考古学的影响
1、新考古学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进化论的复兴。利用新的方法研究考古资料,能够解释文化发展过程并找到历史发展规律。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文化生态学的引入和聚落考古的兴起,考古学开始转向对史前社会适应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也为新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962年,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完整表述了“新考古学”的纲领,主张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目标相同,要“阐述整个时代内人类生存的物质和文化上的异同”。1968年,宾福德和英国学者大卫·克拉克分别出版《考古学新观察》和《分析考古学》,标志“新考古学”在欧美的讨论开幕。
2、新考古学主张把考古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文化的全面复原和解释上,研究的内涵扩大到物质文化、精神文明和社会结构等人类活动的主要方面。重视系统论,宾福德把考古遗存分为技术经济类、社会技术类和意识形态类,强调只有在系统的参照系中,才能对考古现象做出完整的解释。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半部的制约作用。1968年,肯特·弗兰纳里发表《考古学系统论与中美洲早期历史》,标志着文化生态系统理论的形成。
3、新考古学提出后,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一个由怀疑、争议到肯定的过程。在美洲,新考古学兴起后的20年里,受到青年考古学家的拥护。但在欧洲造成者较少。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考古学成为美洲和欧洲主流,主张研究重点由物转向人,研究人类行为方式和文化变化过程,代表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倡导实证研究方法,拓宽了考古学研究领域,使考古学建立在更可信的基础之上。
4、新考古学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批评者对新考古学不加说明地引用其他学科概念和述评十分反感,研究方法上对“归纳法”的贬低忽视了演绎和归纳的过程是相互关联的,生态决定论的观点则忽视了人类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对文化演变的能动作用。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反思后认为,考古材料的不完整性严重限制了它们在概括人类行为基本特征时的应用,新考古学把总结人类行为的规律或法则视为考古学的最终目标,过高估计了考古资料的信息含量和考古学家的释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