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钢要搬迁，请问会搬迁到什么地方？前景会怎么样，请大家分析一下，详细说说！谢谢
北京首钢要搬迁，请问会搬迁到什么地方？前景会怎么样，请大家分析一下，详细说说！谢谢听说不是往固安那边搬吗？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谢谢！...
北京首钢要搬迁，请问会搬迁到什么地方？前景会怎么样，请大家分析一下，详细说说！谢谢
听说不是往固安那边搬吗？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谢谢！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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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妃甸，原是渤海湾一个沉寂千年的小岛，涨潮时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如今正在进行一项世人关注的钢铁大工程。
4月7日上午，《了望》新闻周刊记者驱车来到这里。强劲的海风中，绞吸船倒海翻沙，施工车辆穿梭往来，石油码头正在打桩，载有数十万吨铁矿石的巨型船正在进港……
采访车的GPS卫星导航系统上，十分确切地显示我们现在行驶在海平面上。一年之前，记者脚下站立的这片土地还是汪洋大海，电子地图显然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整。
一个310平方公里的工业区呼之欲出。一座包括“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能”等四个产业为支柱的现代化城市，正在这里迅速崛起。其中“大钢铁”即指在这里建成一座年产千万吨精品板材、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
这个钢铁联合企业的前身，就是北京首钢。而到了河北省的曹妃甸，这一钢铁联合企业有了新的名称：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其资产组成为：首钢控股51%，唐钢占股49%。
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首钢搬迁方案，同意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在河北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新首钢。2010年首钢将搬迁完成。
国家发改委关于首钢搬迁的批复中说：“对于首钢在河北唐山的曹妃甸新厂建设，要求按照循环经济理念，结合首钢搬迁和唐山地区钢铁产业实际，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通过首钢的搬迁，还要加快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而具体承担《首钢工业区改造规划》的北京市规划委接受《了望》新闻周刊专访时透露。首钢搬迁后，工业区旧址的功能已初步定位为“城市西部综合服务中心”和“后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区”。
此后，随着首钢产能的递减和“新首钢”建设步伐的加快，首钢正在北京作最后的“谢幕演出”。
首钢的搬迁和新首钢的建设，给《了望》新闻周刊进行“重工业淡出大都市”的专题调研提供了最佳的切口和视角。经济在快速发展，城市在快速扩张，而我们的大城市，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定位，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并成为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家园？
要首钢还是要首都
首钢的建设和搬迁，牵动着几代中央决策者和广大的老百姓。
距离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仅二十几公里的首钢，建厂于191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策层认为北京应该承载更多的生产功能，要建设成全国的“经济中心”，首钢迎来快速发展期。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首钢产量更由100万吨猛增至800万吨，在中国钢铁企业中排第一位。随着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对大气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在90年代初最为严重的时期，在石景山区86平方公里范围内，首钢的粉尘排放量平均是每年每平方公里34吨。
事实上，早在1986年首钢产量只有150万吨时，就有专家发出过“首钢迁，还是首都迁”的警报，90年代后期更是发起了“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讨论，随后便是个漫长的论证过程。
1994年，首钢的钢产量达到了823万吨，而厂区的降尘量也达到市区的29倍。人们开始关注这一矛盾，有人提出把首钢迁出北京的建议。
1995年，首钢宣布，将钢产量限制在800万吨左右，并关闭了每年盈利一亿多元的特钢公司和一些建在市区内的重污染企业。此后，首钢每年从生产利润中拿出30%来治理污染。
1999年，首钢作出再次减产80万吨的决定，并通过高新科技改造，把发展重点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上。首钢的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到2001年首钢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加强环保，又进一步降低了污染量。2002年，首钢的环保投入达到2.41亿元人民币，几乎相当于首钢当年利润的50%。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决策层终于痛下决心，将首钢迁出首都。
搬迁一锤定音，首钢积极应对。首钢董事长朱继民告诉本刊记者：“确定搬迁后，从2002年开始，我们组织了大量的专家，包括中国工程院十多位院士对首钢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如何实施搬迁改造，作了系统的论证，以期探索出大型工业企业搬迁、改造的新型模式。”
多方利益博弈
对首钢这样一个大型工业企业难以割舍的复杂心态，除了几十年积淀下来的感情之外，生产总值和财税收入的巨大诱惑，无疑是所在地政府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
在首钢压缩产量前的2004年，集团上缴税收28亿元，实现销售收入619亿元。首钢的销售收入贡献占到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
“首钢搬迁，的确将对北京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首钢总公司总经理王青海表示，“近年来首钢钢铁产业每年为北京市提供的工业增加值超过80亿元。首钢上交税收占到北京市财政收入的1/20。搬迁后，这部分工业增加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将转移到河北。而给北京留下的首钢其他产业、离退休职工以及内退职工，却需要花一定的人力物力来解决。”
巨型企业的搬迁，背后牵动的是地方政府的巨额利益。2003年，首钢200万吨钢联项目选址河北迁安，按照“属地纳税”原则，仅首钢一期200万吨钢联项目产生的税收将达7.1亿元，比2003年迁安市财政收入多0.5亿元，可谓“再造迁安”。
此后，在秦皇岛抚宁县，首钢一期“秦板”项目，预计税收超过5亿元，而2003年，抚宁县财政收入为3.5539亿元。这等于再造了“一个半抚宁”。
“首钢涉钢产业整体搬迁曹妃甸，同样等于再造一个唐山。”谈及首钢之于唐山，唐山市的相关负责人显得很兴奋。“首钢新厂将在2008年初开始试运营，一期800万吨精钢的生产，一年的工业增加值可以达到200～300亿元，加上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以现在唐山市的经济总量来作比，无异于再造一个唐山。”
但本刊记者采访时不断听到相关官员的议论，首钢搬迁后的地方税收不可能全部都给河北省。唐山市委书记赵勇明确向记者表示，凡是从北京、天津转移到唐山的工业，税收都可按照一定比例“分享”，而GDP则可以全归原属地。渴望发展的京津冀腹地的领导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重化工业由大城市转移出来。
然而税务专家却指出，京唐钢铁公司是首钢与唐钢共同出资所建的股份制企业，肯定应该执行‘属地纳税’原则，即在企业所在地缴纳所得税。
“首钢占用我们的矿产，污染我们的环境，消耗我们的水资源，不可能与地方上没有一点关系，肯定要在税收上照顾当地。”河北省发改委一名官员说。对唐山而言，开矿和冶炼，难免加重当地的污染和环境的负担，如果把税收上缴到当地，也就为治理环境提供了经济基础。
北京方面，对曹妃甸新钢厂地方税收归属的态度是明朗的。2005年3月7日，北京举行关于首钢搬迁的专题会议。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王岐山在会上明确表示，北京市将站在国家大局、北京市未来和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角度来正确对待和处理首钢搬迁的有关问题。
但对税收究竟如何分配，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迟迟没有给外界一个公开的表态。
饶有意思的是，为补偿北京的“损失”，国务院批复的首钢搬迁方案中留了一个伏笔：“在顺义建设150万吨冷轧薄板项目”。首钢150万吨冷轧薄板项目选址在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厂区总规划面积73.37万平方米。项目估算总投资为64亿元，预计年销售收入70亿元（不含税），计划2007年底前建成投产。项目设计年产量为150万吨冷轧薄板，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建筑、家电等行业。
北京打造“软产业”
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接受《了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随着钢铁、化工这些“硬产业”迁出北京，北京将“置换”出发展其他产业的巨大空间。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北京市以生产服务、文化创意为代表的“软产业”正在迅速崛起。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发展之路实际上是一条工业化城市的道路，而且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城市的路。
上世纪末的统计显示，北京市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远远高于上海、天津。北京市工业生产的产值结构，重化工业占62%，轻工业占38%。国家统计的工业门类是164个，北京拥有147个，占90%以上。各个工业门类，北京都自成体系。而且，在工业化过程中间，追求的是大而全，小而全。
新中国建国以来，北京工业布局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至50年代末。初步形成东郊棉纺织区，东北郊电子工业区，东南郊机械、化工区和西郊冶金、机械重工业区。以上工业区分布在当时的城区之外，与城市的功能并不相悖，同时为解决城市就业和城市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
第二阶段，60年代至70年代。基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当时的经济状况，北京工业从产业结构上向基础原材料工业倾斜。尽管新建大型企业开始在郊区布局，但仍有相当大的投入是在已发展为城区和城区边缘的工业企业。因而在取得工业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逐渐显现了城市中心区地域扩展与城市功能的矛盾。
第三阶段，80年代至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北京城市规划的两次调整，开始实施以解决污染扰民为目的的企业搬迁和组建分布在郊区县的工业科技园区，创造了北京工业实施统一布局调整的先期环境。
2000年，北京市提出调整工业布局。并希望通过调整建立起与城市生态环境现代化国际要求相适应，与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地位相匹配，与首都经济的空间环境条件相吻合的产业布局。
北京市工业布局调整规划中提出，加快规划市中心区内现有企业的搬迁调整。加快启动市中心区内及周边地区总占地613万平方米134户搬迁企业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计划用3至5年的时间，使四环路以内的工业企业原则上都进入搬迁改造的实施阶段。
以上计划全部完成后，连同1985年以来已迁出的企业占地，规划市中心区内将置换出800万平方米左右土地，工业用地比例将降至7%，基本解决规划市中心区内工业企业的污染扰民问题，同时通过搬迁，形成市中心区体现繁华、郊区体现实力，分布有序，相对集中，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合理的工业布局体系。
2004年，北京市修订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自己“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定位，产业结构调整为“都市国际化、经济服务化、区域一体化、产业轻型化”。
从2006年开始，北京建立了能耗、水耗公报制度、节能监察和评价制度，并将“十一五”期间万元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分解到各区县和重点耗能企业。对全市135家年综合能耗2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单位开展了节能监测执法检查，启动了105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首钢搬迁调整启动，北京焦化厂正式停产，合成氮、电石、硫酸、油制气等27种传统工业产品退出生产，基本消灭了小水泥、小玻璃、小造纸、小钢铁。
停产或者搬迁这些“硬产业”，消灭了北京城市发展的“硬伤”，全新的产业体系正在这座越来越国际化的大都市中崛起。中关村科技园区、金融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中心区、临空经济区、奥林匹克中心区等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已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者，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的近一半，金融业增加值占到全市的70%以上，信息服务业增加值也超过全市的一半。
“京津冀”视角
首钢搬迁是近几年产业区域间转移的标志性事件，而将这一事件放在京津冀区域产业循环视角下进行观察时，可以发现首钢搬迁是一种产业历史的必然。
国务院新近批准的京津两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备受关注的一大亮点是，北京不再强调“经济中心”，而将发展目标明确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天津则提出建设“中国北方经济中心”。
而河北，则一直在积极实施其承接京津两市产业梯度转移的计划。
京津冀三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北京拥有知识经济等优势，天津拥有加工制造业和海运等优势，河北则拥有重化工业和资源等优势，三方优势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强化京津冀更深层次的合作，将更有利于三方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这一认识，在三地引起强烈共鸣，并在高层取得高度共识。2004年，京津冀三方终于开始进行对话，涉及三方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对话的一个重点就是产业转移。
在新的城市定位下，北京开始了以首钢外迁为代表的产业转移，同时发挥历史文化优势，着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总部经济和现代高端服务业；天津则承接了空中客车A320总装线、百万吨乙烯工程等重大项目；而周边的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努力建设中心城市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说，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10年来我国的大城市在招商引资上占绝对优势，“赢者通吃”，从劳动密集型到高科技产业，大城市占尽所有产业，高度发达，高度集中，而中小城市被边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交通、人口压力、资源短缺等各种大城市病凸显，大城市的管理者突然意识到，只有将中小城市发展好，才能真正缓解城市压力，重化工产业转移由此拉开序幕。从这一点上来看，首钢搬迁到曹妃甸是具有历史示范意义的。
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副局长常青说，北京将发挥中心大城市的带动作用。深化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合作，积极优化发展环境，使北京成为国内外大公司、大企业总部以及研究开发和销售机构等的集聚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立区域协调机构，形成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北京工业与津冀地区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加强区域间汽车、电子、通讯设备等重点产业链的生产合作。鼓励发展跨区域的大企业集团，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功能的优势互补，引导产业转移，逐步形成布局合理、互相促进、协同发展的区域产业新格局。
河北省发改委主任沈小平表示，首钢搬迁带来了机遇，河北省要完成由钢铁大省向钢铁强省的转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首钢搬迁和河北省污染增加划上等号。沈小平说，钢铁是河北的主导产业之一，尽管河北省的钢铁产量占到中国的五分之一左右，但仍算不上是钢铁强省。河北省将借首钢搬迁的机会，加大对钢铁企业的调整整合力度，促进钢铁工业向高端、精品、深加工的方向发展，促进钢铁产业优化升级。
而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一个产业分工明晰、功能互补、互为依托的京津冀经济区域，在经过如首钢搬迁这样的“产业磨合”后，将更具国际产业竞争力。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与此同时，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完成，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初现端倪。
4月7日上午，《了望》新闻周刊记者驱车来到这里。强劲的海风中，绞吸船倒海翻沙，施工车辆穿梭往来，石油码头正在打桩，载有数十万吨铁矿石的巨型船正在进港……
采访车的GPS卫星导航系统上，十分确切地显示我们现在行驶在海平面上。一年之前，记者脚下站立的这片土地还是汪洋大海，电子地图显然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整。
一个310平方公里的工业区呼之欲出。一座包括“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能”等四个产业为支柱的现代化城市，正在这里迅速崛起。其中“大钢铁”即指在这里建成一座年产千万吨精品板材、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
这个钢铁联合企业的前身，就是北京首钢。而到了河北省的曹妃甸，这一钢铁联合企业有了新的名称：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其资产组成为：首钢控股51%，唐钢占股49%。
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首钢搬迁方案，同意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在河北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新首钢。2010年首钢将搬迁完成。
国家发改委关于首钢搬迁的批复中说：“对于首钢在河北唐山的曹妃甸新厂建设，要求按照循环经济理念，结合首钢搬迁和唐山地区钢铁产业实际，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通过首钢的搬迁，还要加快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而具体承担《首钢工业区改造规划》的北京市规划委接受《了望》新闻周刊专访时透露。首钢搬迁后，工业区旧址的功能已初步定位为“城市西部综合服务中心”和“后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区”。
此后，随着首钢产能的递减和“新首钢”建设步伐的加快，首钢正在北京作最后的“谢幕演出”。
首钢的搬迁和新首钢的建设，给《了望》新闻周刊进行“重工业淡出大都市”的专题调研提供了最佳的切口和视角。经济在快速发展，城市在快速扩张，而我们的大城市，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定位，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并成为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家园？
要首钢还是要首都
首钢的建设和搬迁，牵动着几代中央决策者和广大的老百姓。
距离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仅二十几公里的首钢，建厂于191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策层认为北京应该承载更多的生产功能，要建设成全国的“经济中心”，首钢迎来快速发展期。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首钢产量更由100万吨猛增至800万吨，在中国钢铁企业中排第一位。随着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对大气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在90年代初最为严重的时期，在石景山区86平方公里范围内，首钢的粉尘排放量平均是每年每平方公里34吨。
事实上，早在1986年首钢产量只有150万吨时，就有专家发出过“首钢迁，还是首都迁”的警报，90年代后期更是发起了“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讨论，随后便是个漫长的论证过程。
1994年，首钢的钢产量达到了823万吨，而厂区的降尘量也达到市区的29倍。人们开始关注这一矛盾，有人提出把首钢迁出北京的建议。
1995年，首钢宣布，将钢产量限制在800万吨左右，并关闭了每年盈利一亿多元的特钢公司和一些建在市区内的重污染企业。此后，首钢每年从生产利润中拿出30%来治理污染。
1999年，首钢作出再次减产80万吨的决定，并通过高新科技改造，把发展重点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上。首钢的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到2001年首钢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加强环保，又进一步降低了污染量。2002年，首钢的环保投入达到2.41亿元人民币，几乎相当于首钢当年利润的50%。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决策层终于痛下决心，将首钢迁出首都。
搬迁一锤定音，首钢积极应对。首钢董事长朱继民告诉本刊记者：“确定搬迁后，从2002年开始，我们组织了大量的专家，包括中国工程院十多位院士对首钢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如何实施搬迁改造，作了系统的论证，以期探索出大型工业企业搬迁、改造的新型模式。”
多方利益博弈
对首钢这样一个大型工业企业难以割舍的复杂心态，除了几十年积淀下来的感情之外，生产总值和财税收入的巨大诱惑，无疑是所在地政府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
在首钢压缩产量前的2004年，集团上缴税收28亿元，实现销售收入619亿元。首钢的销售收入贡献占到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
“首钢搬迁，的确将对北京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首钢总公司总经理王青海表示，“近年来首钢钢铁产业每年为北京市提供的工业增加值超过80亿元。首钢上交税收占到北京市财政收入的1/20。搬迁后，这部分工业增加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将转移到河北。而给北京留下的首钢其他产业、离退休职工以及内退职工，却需要花一定的人力物力来解决。”
巨型企业的搬迁，背后牵动的是地方政府的巨额利益。2003年，首钢200万吨钢联项目选址河北迁安，按照“属地纳税”原则，仅首钢一期200万吨钢联项目产生的税收将达7.1亿元，比2003年迁安市财政收入多0.5亿元，可谓“再造迁安”。
此后，在秦皇岛抚宁县，首钢一期“秦板”项目，预计税收超过5亿元，而2003年，抚宁县财政收入为3.5539亿元。这等于再造了“一个半抚宁”。
“首钢涉钢产业整体搬迁曹妃甸，同样等于再造一个唐山。”谈及首钢之于唐山，唐山市的相关负责人显得很兴奋。“首钢新厂将在2008年初开始试运营，一期800万吨精钢的生产，一年的工业增加值可以达到200～300亿元，加上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以现在唐山市的经济总量来作比，无异于再造一个唐山。”
但本刊记者采访时不断听到相关官员的议论，首钢搬迁后的地方税收不可能全部都给河北省。唐山市委书记赵勇明确向记者表示，凡是从北京、天津转移到唐山的工业，税收都可按照一定比例“分享”，而GDP则可以全归原属地。渴望发展的京津冀腹地的领导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重化工业由大城市转移出来。
然而税务专家却指出，京唐钢铁公司是首钢与唐钢共同出资所建的股份制企业，肯定应该执行‘属地纳税’原则，即在企业所在地缴纳所得税。
“首钢占用我们的矿产，污染我们的环境，消耗我们的水资源，不可能与地方上没有一点关系，肯定要在税收上照顾当地。”河北省发改委一名官员说。对唐山而言，开矿和冶炼，难免加重当地的污染和环境的负担，如果把税收上缴到当地，也就为治理环境提供了经济基础。
北京方面，对曹妃甸新钢厂地方税收归属的态度是明朗的。2005年3月7日，北京举行关于首钢搬迁的专题会议。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王岐山在会上明确表示，北京市将站在国家大局、北京市未来和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角度来正确对待和处理首钢搬迁的有关问题。
但对税收究竟如何分配，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迟迟没有给外界一个公开的表态。
饶有意思的是，为补偿北京的“损失”，国务院批复的首钢搬迁方案中留了一个伏笔：“在顺义建设150万吨冷轧薄板项目”。首钢150万吨冷轧薄板项目选址在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厂区总规划面积73.37万平方米。项目估算总投资为64亿元，预计年销售收入70亿元（不含税），计划2007年底前建成投产。项目设计年产量为150万吨冷轧薄板，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建筑、家电等行业。
北京打造“软产业”
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接受《了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随着钢铁、化工这些“硬产业”迁出北京，北京将“置换”出发展其他产业的巨大空间。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北京市以生产服务、文化创意为代表的“软产业”正在迅速崛起。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发展之路实际上是一条工业化城市的道路，而且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城市的路。
上世纪末的统计显示，北京市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远远高于上海、天津。北京市工业生产的产值结构，重化工业占62%，轻工业占38%。国家统计的工业门类是164个，北京拥有147个，占90%以上。各个工业门类，北京都自成体系。而且，在工业化过程中间，追求的是大而全，小而全。
新中国建国以来，北京工业布局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至50年代末。初步形成东郊棉纺织区，东北郊电子工业区，东南郊机械、化工区和西郊冶金、机械重工业区。以上工业区分布在当时的城区之外，与城市的功能并不相悖，同时为解决城市就业和城市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
第二阶段，60年代至70年代。基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当时的经济状况，北京工业从产业结构上向基础原材料工业倾斜。尽管新建大型企业开始在郊区布局，但仍有相当大的投入是在已发展为城区和城区边缘的工业企业。因而在取得工业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逐渐显现了城市中心区地域扩展与城市功能的矛盾。
第三阶段，80年代至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北京城市规划的两次调整，开始实施以解决污染扰民为目的的企业搬迁和组建分布在郊区县的工业科技园区，创造了北京工业实施统一布局调整的先期环境。
2000年，北京市提出调整工业布局。并希望通过调整建立起与城市生态环境现代化国际要求相适应，与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地位相匹配，与首都经济的空间环境条件相吻合的产业布局。
北京市工业布局调整规划中提出，加快规划市中心区内现有企业的搬迁调整。加快启动市中心区内及周边地区总占地613万平方米134户搬迁企业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计划用3至5年的时间，使四环路以内的工业企业原则上都进入搬迁改造的实施阶段。
以上计划全部完成后，连同1985年以来已迁出的企业占地，规划市中心区内将置换出800万平方米左右土地，工业用地比例将降至7%，基本解决规划市中心区内工业企业的污染扰民问题，同时通过搬迁，形成市中心区体现繁华、郊区体现实力，分布有序，相对集中，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合理的工业布局体系。
2004年，北京市修订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自己“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定位，产业结构调整为“都市国际化、经济服务化、区域一体化、产业轻型化”。
从2006年开始，北京建立了能耗、水耗公报制度、节能监察和评价制度，并将“十一五”期间万元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分解到各区县和重点耗能企业。对全市135家年综合能耗2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单位开展了节能监测执法检查，启动了105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首钢搬迁调整启动，北京焦化厂正式停产，合成氮、电石、硫酸、油制气等27种传统工业产品退出生产，基本消灭了小水泥、小玻璃、小造纸、小钢铁。
停产或者搬迁这些“硬产业”，消灭了北京城市发展的“硬伤”，全新的产业体系正在这座越来越国际化的大都市中崛起。中关村科技园区、金融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中心区、临空经济区、奥林匹克中心区等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已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者，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的近一半，金融业增加值占到全市的70%以上，信息服务业增加值也超过全市的一半。
“京津冀”视角
首钢搬迁是近几年产业区域间转移的标志性事件，而将这一事件放在京津冀区域产业循环视角下进行观察时，可以发现首钢搬迁是一种产业历史的必然。
国务院新近批准的京津两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备受关注的一大亮点是，北京不再强调“经济中心”，而将发展目标明确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天津则提出建设“中国北方经济中心”。
而河北，则一直在积极实施其承接京津两市产业梯度转移的计划。
京津冀三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北京拥有知识经济等优势，天津拥有加工制造业和海运等优势，河北则拥有重化工业和资源等优势，三方优势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强化京津冀更深层次的合作，将更有利于三方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这一认识，在三地引起强烈共鸣，并在高层取得高度共识。2004年，京津冀三方终于开始进行对话，涉及三方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对话的一个重点就是产业转移。
在新的城市定位下，北京开始了以首钢外迁为代表的产业转移，同时发挥历史文化优势，着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总部经济和现代高端服务业；天津则承接了空中客车A320总装线、百万吨乙烯工程等重大项目；而周边的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努力建设中心城市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说，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10年来我国的大城市在招商引资上占绝对优势，“赢者通吃”，从劳动密集型到高科技产业，大城市占尽所有产业，高度发达，高度集中，而中小城市被边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交通、人口压力、资源短缺等各种大城市病凸显，大城市的管理者突然意识到，只有将中小城市发展好，才能真正缓解城市压力，重化工产业转移由此拉开序幕。从这一点上来看，首钢搬迁到曹妃甸是具有历史示范意义的。
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副局长常青说，北京将发挥中心大城市的带动作用。深化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合作，积极优化发展环境，使北京成为国内外大公司、大企业总部以及研究开发和销售机构等的集聚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立区域协调机构，形成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北京工业与津冀地区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加强区域间汽车、电子、通讯设备等重点产业链的生产合作。鼓励发展跨区域的大企业集团，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功能的优势互补，引导产业转移，逐步形成布局合理、互相促进、协同发展的区域产业新格局。
河北省发改委主任沈小平表示，首钢搬迁带来了机遇，河北省要完成由钢铁大省向钢铁强省的转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首钢搬迁和河北省污染增加划上等号。沈小平说，钢铁是河北的主导产业之一，尽管河北省的钢铁产量占到中国的五分之一左右，但仍算不上是钢铁强省。河北省将借首钢搬迁的机会，加大对钢铁企业的调整整合力度，促进钢铁工业向高端、精品、深加工的方向发展，促进钢铁产业优化升级。
而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一个产业分工明晰、功能互补、互为依托的京津冀经济区域，在经过如首钢搬迁这样的“产业磨合”后，将更具国际产业竞争力。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与此同时，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完成，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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