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禄琳琅的天禄阁
汉代时，天禄阁、石渠阁是庭朝的宫廷档案馆，由刘邦的谋臣萧何主持建造，既是存放档案的库房，又是撰史著述、校勘典籍和学术交流的场所。汉代著名学者刘向父子在此著《别录》、《七略》。
到了清代时，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命内臣检阅宫廷秘藏，选择善本进呈御览，列于昭仁殿，赐名“天禄琳琅”，并亲书匾额及对联，「天禄」一词取汉朝天禄阁藏书，「琳琅」为美玉之称，意谓内府藏书琳琅满目。此后，昭仁殿成为清廷收藏善本珍籍的专门书库。
因此“天禄琳琅”成为清代皇室典藏珍籍的代称，其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极大。「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藏书菁华，也是至今仍存的清代皇世藏书。乾隆四十年(1775)，大臣于敏中、王际华、彭元瑞等十人受命整理入藏昭仁殿的善本书籍，“详其年代、刊印、流传、藏弃、鉴赏家采择之由”，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即《书目前编》。该书目共十卷，按经史子集四部详记天禄琳琅藏书情况，每部又以宋、金、元、明本及影印本时间先后为序，计有宋版7l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板85部，明版252部，总共著录善本书429部。
嘉庆二年(1797)，昭仁殿藏书更加丰富，彭元瑞受命仿前编体例，编成《天禄琳琅书目续编》。该书目“遍理珠囊，详验楮墨，旁稽互证，各有源流，而其规模析而弥精，恢而愈富”。该书目共20卷，收录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书663部，其中宋版241部、178种，“皆宛委琅函，螂嫒宝简，前人评跋，名家印记，确有可证，绝无翻雕赝刻，为坊肆书贾及好事家所伪托者” 。书目前后编共收善本1092部、12258部，其中宋版及影宋即达332部，确实是集中了我国历代善本的精华。
嘉庆二年，紫禁城内昭仁殿所藏429部典籍因失火全部焚毁，当时身为太上皇的乾隆诏令重建昭仁殿，“天禄琳琅”重汇善本664部。然而至1925年清宫善后委员会查点故宫物品时，原本664部的“天禄琳琅”藏书只剩下311部，后来这批书几经辗转主要流向“台湾故宫博物院”。另外不知去向的353部有177部被溥仪通过赏赐溥杰的方式而流出皇宫。1945年，溥仪逃离长春时，这177部藏书又开始散出，近半数先后归入辽宁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尚有近半数流散在社会上。
据溥仪自己回忆：“我们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琏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官东昭仁殿的全部宋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
1932年至1937年，为躲避日寇侵略，民国政府将故宫国宝奇珍运往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史称“古物南迁”，“天禄琳琅”珍籍随往，从此就再没回来过。今天，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台湾中研院”珍藏的宋版元刊，就是这批珍宝中的典籍。解放后，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只有少量从民间捐赠来的“天禄琳琅”零册散页，藏书界视“天禄琳琅”善本如凤毛麟角。
昔日“天禄琳琅”曾经聚于一处，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历史见证，而今却分藏两地。我们期盼着中国的统一，期盼着“天禄琳琅”珍藏的重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