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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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具有实践特性的学科都以一定的社会生活领域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圈定相对稳定的知识范围。所以,理解一门学科,关键要看它研究的社会生活领域究竟是什么,而不能单从名称出发去简单理解。
应该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伦理学,只是它的表述方式有自己的特色。有关这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明白的表达,即“人伦之理”。汉代开设的“大学”“小学”教育,虽然是按适学年龄划分教育阶段,但就其教育内容和宗旨来说,它不仅是祖传的伦理道德礼仪教育之学,而且作为“治国理政和育人之道”就是学习并践行伦理、道德、礼仪的伦理学或品德学。朱熹在作《经筵讲义》时,确切说明:“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所谓“大人之学”,主要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谓“小子之学”,就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前者是学道,即穷理治世,后者是学文字和应对礼节。虽然所学内容和学问层次颇为悬殊,但都在伦理、道德和礼仪的范围之内。古代设立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则要培养如荀子所说的“成人”——“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成人”就是有觉悟能担当的成熟的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除去偏于个人物欲之蔽的脾性,复其善性而尽其人伦之理的理性。不难理解,所谓“大学之道”,其主旨就是使人从小到大,逐步通晓并践行“人伦之理和为人之道”。这“人伦之理和为人之道”,就是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宋明时期的伦理道德之学已成熟为独特的中国哲学)。
在古代中国,我们的先贤曾把圣人的言论、所学汇集起来称之为经典,如早期由孔子、孟子讲学记录汇编而成的《论语》和《孟子》。在他们之后出现的许多传世经典,也都有这个特色。如战国时代荀子的著作,就是结合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对治国理政、人伦道德和礼仪文明分别讨论。这种把伦理道德和礼仪融入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展开讨论,是中国特有的探讨“道”的一种方式。
荀子在《解蔽篇》中对“道”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于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曲解地论道,限于一隅之见,便不能提高对道的认识。不仅自己思虑会乱,若是用来处事还会蛊惑别人,危害事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荀子接着就强调“衡”的作用:“何谓衡?曰:道。”(注:道,谓礼义)这个“衡”既指恒定的价值目标,又指根本的判断标准,而用“衡”的关键在于“治心”。“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那么,“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有所谓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一而静”。所以,中心在于“治心之道”。对心应导之以理,养之以情,不为物所引,则能定是非,决疑惑。而“治心之道”就在于“辟耳目之欲”,做到自强、自忍、自律。
应该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伦理学,只是它的表述方式有自己的特色。有关这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明白的表达,即“人伦之理”。汉代开设的“大学”“小学”教育,虽然是按适学年龄划分教育阶段,但就其教育内容和宗旨来说,它不仅是祖传的伦理道德礼仪教育之学,而且作为“治国理政和育人之道”就是学习并践行伦理、道德、礼仪的伦理学或品德学。朱熹在作《经筵讲义》时,确切说明:“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所谓“大人之学”,主要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谓“小子之学”,就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前者是学道,即穷理治世,后者是学文字和应对礼节。虽然所学内容和学问层次颇为悬殊,但都在伦理、道德和礼仪的范围之内。古代设立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则要培养如荀子所说的“成人”——“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成人”就是有觉悟能担当的成熟的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除去偏于个人物欲之蔽的脾性,复其善性而尽其人伦之理的理性。不难理解,所谓“大学之道”,其主旨就是使人从小到大,逐步通晓并践行“人伦之理和为人之道”。这“人伦之理和为人之道”,就是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宋明时期的伦理道德之学已成熟为独特的中国哲学)。
在古代中国,我们的先贤曾把圣人的言论、所学汇集起来称之为经典,如早期由孔子、孟子讲学记录汇编而成的《论语》和《孟子》。在他们之后出现的许多传世经典,也都有这个特色。如战国时代荀子的著作,就是结合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对治国理政、人伦道德和礼仪文明分别讨论。这种把伦理道德和礼仪融入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展开讨论,是中国特有的探讨“道”的一种方式。
荀子在《解蔽篇》中对“道”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于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曲解地论道,限于一隅之见,便不能提高对道的认识。不仅自己思虑会乱,若是用来处事还会蛊惑别人,危害事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荀子接着就强调“衡”的作用:“何谓衡?曰:道。”(注:道,谓礼义)这个“衡”既指恒定的价值目标,又指根本的判断标准,而用“衡”的关键在于“治心”。“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那么,“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有所谓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一而静”。所以,中心在于“治心之道”。对心应导之以理,养之以情,不为物所引,则能定是非,决疑惑。而“治心之道”就在于“辟耳目之欲”,做到自强、自忍、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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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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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精髓:“仁、义、礼、智、信” 做君子的标尺,“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
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他与五行说“金木水火土”,古人创作的“梅花篆字”梅报五福(平安、健康、幸福、快乐、长寿)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三字经之中的“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 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
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曰:“仁之实事亲(亲亲)是也;义之实从兄(尊长)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背离)是也。”
“性善说”,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 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
仁: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其核心是人与人相互亲爱。《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以亲子之爱的心理根基,而又高于亲子之爱的人性的自觉。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聚集在一体,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伦理道德结构,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牺牲生命,即“杀身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庄子·在宥》:“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清谭嗣同《仁学·界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虚心,故虚识。”
儒家讲的“仁”,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美好的情操。《礼记》说,“上下相亲谓之仁。”《春初·元命苞》说:“仁者,情志好生爱人”,“仁者”是对有仁德之人的称乎。有时候,用“仁”来指对万物生育的事物有恩情。古代特别推崇仁政,认为行使仁义的人才可以叫做王。
从孔子倡导“仁”学以来,“仁”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的品德”。孔子把“仁”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把“爱人”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把“天下归仁”作为最高的社会道德理想。
讲“仁”,就是讲人与人的关系,讲人对人的爱,由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进而上升对他人的爱。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是最普遍的道德标准。讲“仁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理念。
中国人至今仍然把品德高尚的人看作是“仁人”,没有高尚品德的人是“不仁”。“仁爱”思想,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特殊品质。
“义”的繁字体是“义”。根据《说文解字》:“义”是会意字,从我,“我”就是离不开我,用我身上的观点去辨别是非,在人家需要时,及时出手,帮人家一两下,从羊,“羊”表祭牲,就是祭祀用的祭品,有自我牺牲的意思。
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他与五行说“金木水火土”,古人创作的“梅花篆字”梅报五福(平安、健康、幸福、快乐、长寿)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三字经之中的“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 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
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曰:“仁之实事亲(亲亲)是也;义之实从兄(尊长)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背离)是也。”
“性善说”,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 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
仁: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其核心是人与人相互亲爱。《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以亲子之爱的心理根基,而又高于亲子之爱的人性的自觉。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聚集在一体,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伦理道德结构,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牺牲生命,即“杀身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庄子·在宥》:“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清谭嗣同《仁学·界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虚心,故虚识。”
儒家讲的“仁”,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美好的情操。《礼记》说,“上下相亲谓之仁。”《春初·元命苞》说:“仁者,情志好生爱人”,“仁者”是对有仁德之人的称乎。有时候,用“仁”来指对万物生育的事物有恩情。古代特别推崇仁政,认为行使仁义的人才可以叫做王。
从孔子倡导“仁”学以来,“仁”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的品德”。孔子把“仁”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把“爱人”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把“天下归仁”作为最高的社会道德理想。
讲“仁”,就是讲人与人的关系,讲人对人的爱,由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进而上升对他人的爱。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是最普遍的道德标准。讲“仁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理念。
中国人至今仍然把品德高尚的人看作是“仁人”,没有高尚品德的人是“不仁”。“仁爱”思想,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特殊品质。
“义”的繁字体是“义”。根据《说文解字》:“义”是会意字,从我,“我”就是离不开我,用我身上的观点去辨别是非,在人家需要时,及时出手,帮人家一两下,从羊,“羊”表祭牲,就是祭祀用的祭品,有自我牺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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