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为题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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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在倡导学习圣德英雄,一面却在提醒防备恶德小人,
作文我与传统文化
。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
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
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杀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
作文我与传统文化
。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
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
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杀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
2023-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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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中华文脉 弘扬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之天人关系思想,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述和不同的涵义。如: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人感应、天人互泰等,均体现其不同的时代精神与时代特征。
“天人合一”之“一”,即元、始。“一画开天”、“一也者,万物之本也”。“唯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天人合一”,源于古代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观点。认为人与天地是同源一统的有机结合体,蕴含着人与万物同构、同体、同象、同理、同心、同气……等关系。而正式使用“天人合一”一词,是北宋思想家张载在其《正蒙·乾称篇》中。
“天人互泰”之“泰”,即“安宁”,“泰,通也”。也作“极”、“太”。《易经》中“泰”卦,是阴阳和谐、包容一体的完整结合,“天地交,泰”。“天人互泰”,源于当代梁缺《天人互泰》中的“与天为善,其趣无穷;与地为善,其益无穷;与人为善,其乐无穷。天人互泰,方存浩长”观点。它以取法天道,合乎自然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倡导人们对自然万物应持有仁德之心,将自然万物视作与自身有机的相连存在。并明确了人的责任义务,规范了人的行为准则,强调了人的自觉能动。
“天人互泰”自然观是指天与人、人与自然彼此保持安定太平、和谐美好的常态关系,即天人和谐共生关系。它是以“天人合一”理论为基石的新构建,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根脉的新发展。“天人合一”与“天人互泰”,两者由于出现的历史背景不同,故思想意蕴也不尽相同,后者除文字表达上的创新外,内涵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远古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不高,其许多行为与结果只能以“应天而行”、“上天意旨”等态度作解释和把握。“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人们着重思考的是“合一”问题,形式多以“静态化”、“单一性”、“机械式”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天人互泰”理念,则是对中华文明宝库的深入挖掘、承古人智慧基础上的推陈出新,它将人与天的互动作思考,着重探讨“互泰”思想及“因果”辩证,形式多以“动态化”、“多元性”、“灵活式”出现,在科技文明时代的背景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唤醒人的道德良知,积极应对生存发展中所面临的一切,破解面临的难题和困局。因此,在天人关系理念中,“天人互泰”是一种博采众长、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自然观,必将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在现代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上,讨论天人关系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理想情形,人类应该怎么样才能与自然界保持着和谐的互泰关系等方面,均有着现实价值和未来意义。
“天人互泰”作为一种全新的宇宙观、生态观,它据于易理、源于哲理、循于公理、合于义理。是传承、守正、创新、包容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理念,它以创新的科学方法和基本要领,不离老祖宗的根和魂,从分析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出发,描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图景,考察人类在自然整体中的作用。它源于时代、源于实践,涵盖了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的知识,融道、释、儒等学说于一体,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一般规律。为生态文明的构建,拓宽了理论视野、提供了精神动力。
人类活动的一切感知、认知以及已知信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为了预测未来和把握未来。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正面临着诸多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等。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因此,人类未来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天人互泰”理念中,蕴含着唯物辩证法的因果循环,天人是一对互动的、因果的关系,互善则互泰,互恶则互否。其理念构想,运用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凝聚了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以广阔的情怀和长远的眼光,描绘了一幅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画卷。
人类不论种族、肤色、地域、历史、宗教、文化及制度之别,均处于一个全球命运共同体中。人类不同的文明与在不同的时期,应坚持“和合互融、共生互鉴、包容互进”原则,在弘扬其共同价值的同时,体现“和而不同”、文明共享。在中华文明史上,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讨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其中“天人合一”思想,伴随着农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而“天人互泰”理念,是“天人合一”的一脉赓续,是现代文明的别样绽放,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追求,也必将为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新活力。(文/啠囦)
中华文明之天人关系思想,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述和不同的涵义。如: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人感应、天人互泰等,均体现其不同的时代精神与时代特征。
“天人合一”之“一”,即元、始。“一画开天”、“一也者,万物之本也”。“唯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天人合一”,源于古代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观点。认为人与天地是同源一统的有机结合体,蕴含着人与万物同构、同体、同象、同理、同心、同气……等关系。而正式使用“天人合一”一词,是北宋思想家张载在其《正蒙·乾称篇》中。
“天人互泰”之“泰”,即“安宁”,“泰,通也”。也作“极”、“太”。《易经》中“泰”卦,是阴阳和谐、包容一体的完整结合,“天地交,泰”。“天人互泰”,源于当代梁缺《天人互泰》中的“与天为善,其趣无穷;与地为善,其益无穷;与人为善,其乐无穷。天人互泰,方存浩长”观点。它以取法天道,合乎自然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倡导人们对自然万物应持有仁德之心,将自然万物视作与自身有机的相连存在。并明确了人的责任义务,规范了人的行为准则,强调了人的自觉能动。
“天人互泰”自然观是指天与人、人与自然彼此保持安定太平、和谐美好的常态关系,即天人和谐共生关系。它是以“天人合一”理论为基石的新构建,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根脉的新发展。“天人合一”与“天人互泰”,两者由于出现的历史背景不同,故思想意蕴也不尽相同,后者除文字表达上的创新外,内涵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远古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不高,其许多行为与结果只能以“应天而行”、“上天意旨”等态度作解释和把握。“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人们着重思考的是“合一”问题,形式多以“静态化”、“单一性”、“机械式”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天人互泰”理念,则是对中华文明宝库的深入挖掘、承古人智慧基础上的推陈出新,它将人与天的互动作思考,着重探讨“互泰”思想及“因果”辩证,形式多以“动态化”、“多元性”、“灵活式”出现,在科技文明时代的背景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唤醒人的道德良知,积极应对生存发展中所面临的一切,破解面临的难题和困局。因此,在天人关系理念中,“天人互泰”是一种博采众长、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自然观,必将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在现代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上,讨论天人关系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理想情形,人类应该怎么样才能与自然界保持着和谐的互泰关系等方面,均有着现实价值和未来意义。
“天人互泰”作为一种全新的宇宙观、生态观,它据于易理、源于哲理、循于公理、合于义理。是传承、守正、创新、包容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理念,它以创新的科学方法和基本要领,不离老祖宗的根和魂,从分析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出发,描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图景,考察人类在自然整体中的作用。它源于时代、源于实践,涵盖了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的知识,融道、释、儒等学说于一体,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一般规律。为生态文明的构建,拓宽了理论视野、提供了精神动力。
人类活动的一切感知、认知以及已知信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为了预测未来和把握未来。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正面临着诸多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等。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因此,人类未来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天人互泰”理念中,蕴含着唯物辩证法的因果循环,天人是一对互动的、因果的关系,互善则互泰,互恶则互否。其理念构想,运用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凝聚了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以广阔的情怀和长远的眼光,描绘了一幅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画卷。
人类不论种族、肤色、地域、历史、宗教、文化及制度之别,均处于一个全球命运共同体中。人类不同的文明与在不同的时期,应坚持“和合互融、共生互鉴、包容互进”原则,在弘扬其共同价值的同时,体现“和而不同”、文明共享。在中华文明史上,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讨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其中“天人合一”思想,伴随着农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而“天人互泰”理念,是“天人合一”的一脉赓续,是现代文明的别样绽放,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追求,也必将为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新活力。(文/啠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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