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前期为何屡次迁都？有四个观点可参考
商朝从汤开始，到纣灭亡，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近六百年。约当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朝历史上有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都城屡迁。汤最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市）。其后五迁：中丁迁都于（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甲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盘庚迁殷，在商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从汤至阳甲，传十代十九王，约三百年，为商朝前期。在此之后，从盘庚至纣，传八代十二王，凡二百七十三年，为商前后期。由此可见，都城屡迁，确切地说，应该是指商朝前期。
商朝前期为何屡次迁都呢？
关于这个问题，古今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水灾说；二、游牧、游农说，三、去奢行俭说，四、王位纷争说。
水灾说：试图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但它举不出一条过硬的材料来证明水灾逼迫商人迁都。相反，从汤至中丁，传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军，难道这么长一段时间河水就役有闹灾吗？而且从武丁到纣卜辞多次记载洹水泛滥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迁都。为何盘度之后水灾不能逼人迁都，而盘庚之前水灾却能逼人迁都呢？另外，南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尤其是中丁由亳迁和盘庚由奄迁殷，越迁越向河滨，这种现象用水灾说是无法解释的。
游牧、游农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但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农业己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猎的一种方法，根本与农业无关，至于说商人不懂得施肥，则与史实不符。《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试图从社会政治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此说多少有点合理成分。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洁净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
但是，奢侈是剥削阶级的痼疾和通病。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为什么此时奢侈可以促使迁都，而彼时却不能呢？去奢行俭说虽然看到商都屡迁的某些现象，却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所以，它对商都屡迁原因的解释缺乏说服力。王位纷争说，根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的记载，注意到从中丁至阳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几世即指几王，这九世之乱与商都屡迁，在时间上如此若合符契，决非偶然巧合，它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客观原因。这个推断，可以在《尚书·盘庚》中篇里找到证据。盘庚追述先王迁都原因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
《孔疏》认为大虐的具体含义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断命’，即是天降灾也。很明显，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手造的基业，为人民的利益来迁徙。那么，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斗争的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惟独地利，谁占有它，就属于谁。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证之《尚书·盘庚》篇，正是这样。
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来自贵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口口声声鼓吹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力的，使盘庚得以迁殷。将迁之时，盘庚发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可见盘庚企图通过迁都打击贵族。既迁之后，盘庚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造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这说明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
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王位继承制发生变化。商王继统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纣传嫡长子。盘庚处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阶段。迁殷后商王继统法出现以弟为直系并终于转变为传子的新情况。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减少王位纷争，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导致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没有再徙都城。王位纷争说对商代前期都城屡迁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