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中国学到了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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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公元16世纪中叶的一天,一个长着猴子脸的小个子日本人,正踽踽独行在通往三河国的街道上。他是因为与继父发生争吵,一怒之下离家出走的。出门前,母亲把一贯文永乐钱交给他——那是生父留给他的遗产——此刻也成了他唯一的财产。那时候,除了那串来自中国的铜钱,他一无所有…… 若干年后,猴子脸的年轻人,从一个只有一贯文永乐钱的穷小子,攀升成为整个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他就是日本历史上“尝试背离中华文化的第一人”——丰臣秀吉。 中国人知道日本这个地方(当时还不叫日本),大约是在公元前后。据载,汉光武帝刘秀还给当时的日本赐过一枚金印,上面刻的是“汉委奴国王”。那个年代,中国人早起上朝,光是更衣就得半个钟头,服饰的讲究已经到了相当文明的程度。而同时代的日本“男子皆露紒,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也就是说,中国人已经把服饰作为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时,日本人刚刚勉强懂得制作粗糙的衣物来御寒蔽体。紒指发髻,“露紒”说明还没有发明出帽子,而“冠礼”远在中国周代就已经是成年男子日常生活礼仪的重要内容。可见日本人的文明史比中国人晚了差不多一千年。到了魏晋时代,鱼豢和陈寿分别在所著史籍中写到日本,称呼当时的日本为“邪马台”,并言之凿凿地记载,邪马台国由女王卑弥呼统治云云。不管鱼豢还是陈寿,肯定都未到过日本,但是后人根据史料和古物考据,却发现二者所载并非杜撰,他们提到的一些情况,在今天的日本也可以找到某些相似的印证,只是当时日本似乎还处在部落间野蛮互殴的阶段,已经不可知其出处了。总之,中国人已经紫袍玉带坐金堂的时候,日本人刚刚摆脱光着屁股四处觅食的原始状态。魏晋以后又过了几百年,日本人才通过大陆文化的不断浸润,渐渐活出个人样来了。到了盛唐时代,日本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来往日益频繁,大量遣唐使的派遣,使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迅猛发展,很快就成为中华文化圈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大有赶超渤海、新罗、百济等大唐属国的势头。 日本延历十六年,当那位著名的“日本武神”——据载为汉灵帝后人的坂上田村麻吕受封为第二任“征夷大将军”时,日本已经尝到中华文化所带来的莫大助益。在坂上平定陆奥蝦夷之前,日本人对近畿以外的地区所知甚少,根本没有实际的统辖和控制。可以说,是汉末魏晋时代因避乱移民日本的中国人,帮助现代日本人的祖先真正进入了“文明时代”。大约从坂上所处的平安时代(约公元8世纪至12世纪)开始,直到丰臣秀吉所处的“安土—桃山时代”(约公元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之前,日本文化的主流,几乎完全处于中华文化的影响之下,从军政、制度到文字、医药乃至日常生活,游离于大陆文化影响之外的,可谓极其罕见。也就是说,整部日本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的历史。当然,源于大陆的中华文化传播到日本以后,经过上千年的积淀和扬弃,早已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货,而是加入了日本人所特有的“岛国思维”元素。安土时代以后的江户幕府时期,具有独立个性的日本文化逐渐形成和巩固,并且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分支中最具活力的一脉。尽管以“兰学”为代表的欧洲文明,一度成为备受追捧的外来文化时尚,但是“江户三百年”的主流仍然是传统的“汉学”。明治维新以后,“脱亚入欧”的日本后来居上,渐成亚洲第一强国,在很多方面反而成了近现代中国人学习的对象。丰臣秀吉侵夺朝鲜、占领中国的野心,也在三百多年后又一次付诸行动。当然,结局都是失败。百余年来,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时冷时热、若即若离,鲜有清晰明朗的一面。现代中国人大多认为,日本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学生,到了近代才逐渐在一些领域超越中国,但是要成为中国的老师,日本似乎还差得远呢——或者说日本人根本就不配!且不谈这种论调是否正确,单从彼此了解的深度上说,中国人不及日本人。从对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上说,在很多层面,日本似乎也比中国保留着更多的实质内容。按任永温先生的话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观感,有‘媚日’、‘亲日’、‘惧日’和‘仇日’,只是真正‘知日’的却不多见。”①时至今日,任先生的话从某种角度看仍然很有道理。若欲保持中华文化的“师道之尊”和宗主地位,保证中国不再经受清末以降的百年疲弊之苦,就必须更加清楚地认识和了解这个学生,知道我们丢掉了什么,而日本人到底在中国学到了什么? 注释:①《日本史话·序》第3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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