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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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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约145-208) 东汉末医学家,汉族。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6�1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也有说他寿至一百五六十岁仍保持着六十多岁的容貌,而且是鹤发童颜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6�1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佚事编辑本段 华佗年轻时曾游学徐州,兼通数经,通晓养性之术,据史书记载,他年近半百,相貌却如壮年。他性情爽朗刚强,淡于功名利禄,曾先后拒绝太尉黄琬征召他出任做官和谢绝沛相陈珪举他当孝廉的请求,只愿作一个平凡的民间医生,以自己的医术来解除病人的痛苦。他乐于接近群众,足迹遍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深得群众的信仰和爱戴。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正当华佗热心在民间奉献自己的精湛医术时,崛起于中原动乱中的曹操,闻而相召。原来,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每次发作均头痛难忍。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曹操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为曹操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 曹操一听,勃然大怒,认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这位在中国医学上有杰出贡献的医生杀害了。华佗对妇产科也很有研究。有位妇女经常腰痛,脸色苍白,全身软弱无力,请了不少医生看不好。华佗检查后说:“根据你两手的脉象,腹内还有胎儿。”原来这位妇女怀的双胞胎,生下一胎,另一胎死在腹内,以至成病。华佗为她针灸,在助产妇的帮助下,终于又生下一死胎。
华佗死于政治考量
“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圭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三国志》的这段记载,描绘了华佗的不愿出仕的“隐士”形象。不过他并不穷居荒山,而是悬壶济世行迹满天下,算得上“隐于市”的人物。并且华佗“恃能,厌食事”,相信自己可以靠医术生活,不乐意做拿俸禄的医官。就是这样一个真隐士,曹操杀了他。
王立群先生于《百家讲坛》讲神医故事,说曹操杀华佗另有隐情:华佗不愿当侍医并托辞不给曹操看病,冒犯并触怒了曹操,于是曹操挥舞屠刀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但是,杀士如弃天下,曹操虽然多所杀戮,但无论孔融、杨修,都并非以一时之恚而轻启杀机,华佗之死,难道就只是“华佗冒犯了他”那样简单?
往深处想,除了曹操需要看病,还应该说到他“惟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就华佗而言,虽然王立群先生下了“曹操不爱其人亦不爱其才”的断语,但是“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曹操对华佗才能的看重,还是明晰可见的。“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至此,曹操虽然发怒了,礼贤下士的风度依然足够。再往下,就暴露了对召而不至者严厉打击的态度:“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
惟才是举的实现,需要两厢情愿:一方要有号召力,一方要召而肯至,然后才能天下云集响应;若一方三顾五请,另一方无动于衷,惟才是举也就落空了。这样来看,曹操的杀机,不只因为华佗触犯了他的个人权威,而是他认为这种不合作,这种“士人召而不至”的尴尬局面,干扰其惟才是举政策的实行,政治影响极坏,是以杀之。而曹操在华佗死后,诬之“鼠辈”以否定其才,借以把华佗事件与“惟才是举”区别对待,实际上就是为他的用人政策打圆场。曹操杀佗,有其政治层面的某种考虑。
对不合作者采取肉体消灭方式,先行者是姜子牙。《智囊·上智部》记:太公望(姜尚)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大家都学这种隐士,我子牙就真成孤家寡人了,还算得哪门子国君?冯梦龙讲的这个故事,把旧时代当权者对不合作者的痛恨说得明明白白。不过这则故事把太公杀华士看成是政治智慧,这多少有点强盗逻辑。
学术成就编辑本段 华佗医术十分精湛,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他每次在使用灸法的时候,不过取一两个穴位,灸上七八壮,病就好了。用针刺治疗时,也只针一两个穴位,告诉病人针感会达到什么地方,然后针感到了他说过的地方后,病人就说“已到”,他就拔出针来,病也就立即好了。另外,他创用了夹脊穴,“……点背数十处,相去一寸或五寸……灸处夹脊一寸上下”。
如果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直接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祛除病患。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华佗在诊断上,善于望诊和切脉,并依此能正确判断出疾病的预后。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
华佗的医术据说被全部焚毁。他的学术思想却并未完全消亡,尤其是华佗在中药研究方面。除麻沸散这样的著名方剂外,在后世医书中记载的华佗方剂不能都视为伪托华佗之名(聂文涛)。其弟子吴普则是著名药学家。《吴普本草》得很多内容可以在后世医书中看到。
代表著作编辑本段 《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从现存佚文看,《华佗针灸经》所载腧穴名称及定位均与《黄帝明堂经》有较大不同。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这类例子很多。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东汉末年在我国诞生了三位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其中,董奉隐居庐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佳话;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理法谨严,被后世誉为“医圣”;而华佗则深入民间,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证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麻沸散(临床麻醉药)、行剖腹术闻名于世。后世每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医家,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华氏家族本是一个望族,其后裔中有一支定居于谯县以北十余里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华庄。至华佗时家族己衰微,但家族中对华佗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从其名、字来看,名“佗”,乃负载之意,“元化”是化育之意。华佗自幼刻苦攻读,习诵《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等古籍,逐渐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
在华佗成长的过程中,除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外,盛产药材的家乡也给他以不少的影响。谯县出产多种药材,如“亳芍”、“亳菊”,早已闻名天下。再加水陆交通较为发达,所以谯县自古就是一个药材的集散中心。至今在亳县的通衢大街上,中药材货栈比比皆是。幼年的华佗在攻读经史的同时,也留心医药,当地父老传说他曾在泥台店一带读书养性,学医识药。
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大多以出仕做官为荣。而华佗则不然,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终身以医为业,矢志不移。他青少年时期,正值东汉桓帝、灵帝之际,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纲不正,政出私门,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对百姓敲骨吸髓,疯狂榨取,人民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华佗目睹官场之腐败和苍生之苦难,决心弃绝仕途,以医济世。当时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华佗的品行、学识很为赏识,太尉黄琬要征辟他为官,华佗谢绝了,沛相也荐举华佗为孝廉,对此他也婉言谢绝了。这充分表明了华佗志向的坚定和品德的高尚。
华佗行医,并无师传,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在实践中不断钻研、进取。当时我国医学已取得了一定成就,《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相继问世,望、闻、问、切四诊原则和导引、针灸、药物等诊治手段已基本确立和广泛运用;而古代医家,如战国时的扁鹊,西汉的仓公,东汉的涪翁、程高等,所留下的不慕荣利富贵、终生以医济世的动人事迹,所有这些不仅为华佗精研医学提供了可能,而且陶冶了他的情操。
在华佗多年的医疗实践中,他非常善于区分不同病情和脏腑病位,对症施治。一日,有军吏二人,俱身热头痛,症状相同,但华佗的处方,却大不一样,一用发汗药,一用泻下药,二人颇感奇怪,但服药后均告痊愈。原来华伦诊视后,已知一为表证,用发汗法可解;一为里热证,非泻下难于为治。又有督邮顿某,就医后自觉病已痊愈,但华佗经切脉却告诫说:“君疾虽愈,但元气未复,当静养以待完全康复,切忌房事,不然,将有性命之虑。”其时,顿妻闻知夫病已经痊愈,便从百里外赶来看望。当夜,顿某未能慎戒房事,三日后果病发身亡。另一患者徐某,因病卧床,华佗前往探视,徐说:“自昨天请医针刺胃管后,便咳嗽不止,心烦而不得安卧。”华佗诊察后,说:“误矣,针刺未及胃管,误中肝脏,若日后饮食渐少,五日后恐不测。”后果如所言而亡。某郡守患疑难症,百医无效,其子来请华佗,陈述病情,苦求救治。华佗来到病人居室,问讯中言语轻慢,态度狂傲,索酬甚巨,却不予治疗而去,还留书谩骂。郡守原已强忍再三,至此大怒,派人追杀,踪迹全无。愤怒之下,吐黑血数升,沉疴顿愈。原来这是华佗使用的一种心理疗法,利用喜、怒、优、思等情志活动调理机体,以愈其疾。
华佗对民间治疗经验十分重视,常吸取后加以提炼,以治疗一些常见病。当时黄疸病流传较广,他花了三年时间对茵陈蒿的药效作了反复试验,决定用春三月的茵陈蒿嫩叶施治,救治了许多病人。民间因此而流传一首歌谣:“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世切记牢,三月茵陈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华佗还以温汤热敷,治疗蝎子螫痛,用青苔炼膏,治疗马蜂螫后的肿痛;用蒜亩大酢治虫病;用紫苏治食鱼蟹中毒;用白前治咳嗽;用黄精补虚劳。如此等等,既简便易行,又收效神速。
中年以后,华佗因中原动乱而“游学徐土”。徐州是江淮重地,有郡、国六,下辖六十二个城、邑,人口二百余万,首府为彭城(今江苏徐州)。民间传说他就住在彭城附近的沛国(今江苏沛县)。其实华佗的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徐州、豫州、青州、兖州各地。根据他医案中所及地名查考,大抵是以彭城为中心,东起甘陵(今山东临清)、盐读(今江苏盐城),西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南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南直至谯县(今安徽亳县),即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广大地区,方圆达数百平方公里。在行医的同时,为了采药他还先后到过朝歌、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彭城卧牛山、鲁南山区和微山湖。由于行踪地域广阔,又深入民间,华佗成了我国历史上民间传说众多的医家。
就这样,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华佗的医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一段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二十六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属于外、儿、妇科的疾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
正当华佗热心在民间奉献自己的精湛医术时,崛起于中原动乱中的曹操,闻而相召。原来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中年以后,日益严重。每发,心乱目眩,头痛难忍。诸医施治,疗效甚微。华佗应召前来诊视后,在曹操胸椎部的鬲俞穴进针,片刻便脑清目明,疼痛立止。曹操十分高兴。但华佗却如实相告:“您的病,乃脑部痼疾,近期难于根除,须长期攻治,逐步缓解,以求延长寿命。”曹操听后,以为华佗故弄玄虚,因而心中不悦,只是未形于色。他不仅留华佗于府中,还允许他为百姓治病。公元208年,曹操操纵朝政,自任丞相,总揽军政大权,遂要华佗尽弃旁务,长留府中,专做他的侍医。这对以医济世作为终身抱负的华佗来说,要他隔绝百胜,专门侍奉一个权贵,自然是不愿意的。何况,曹操早年为报父仇,讨伐徐州的陶谦,坑杀徐州百姓数万人,尸体壅塞,泗水为之不流,接着又连屠取虑、夏丘诸县,所过“鸡义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徐州是华佗后期行医和居住之地,与百姓休戚与共,内心岂不愤慨!因而决心离开曹操,便托故暂回家乡,一去不归。曹操几次发信相召,华佗均以妻病为由而不从。曹操恼羞成怒,遂以验看为名,派出专使,将华佗押解许昌,严刑拷问。面对曹操的淫威,华佗坚贞不屈,矢志不移。曹操益怒,欲杀华佗。虽有谋士一再进谏,说明华佗医术高超,世间少有,天下人命所系重,望能予以宽容,但曹操一意孤行,竟下令在狱中处决。华佗临死,仍不忘济世救民,将已写好的《青囊经》取出,交狱吏说:“此书传世,可活苍生。”狱吏畏罪,不敢受书。华佗悲愤之余,只得将医书投入火中,一焚了之。后来,曹操的头风病几次发作,诸医束手,他仍无一丝悔意,还说,“佗能愈吾疾,然不为吾根治,想以此要挟,吾不杀他,病亦难愈。”直到这年冬天,曹操的爱子曹冲患病,诸医无术救治而死,这时曹操才悔恨地说:“吾悔杀华佗,才使此儿活活病死。”
华佗一生有弟子多人,其中彭城的樊阿、广陵的吴普和西安的李当之,皆闻名于世。为了将医学经验留传于后世,华佗晚年精心于医书的撰写,计有《青囊经》、《枕中灸刺经》等多部著作,可惜失传。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6�1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佚事编辑本段 华佗年轻时曾游学徐州,兼通数经,通晓养性之术,据史书记载,他年近半百,相貌却如壮年。他性情爽朗刚强,淡于功名利禄,曾先后拒绝太尉黄琬征召他出任做官和谢绝沛相陈珪举他当孝廉的请求,只愿作一个平凡的民间医生,以自己的医术来解除病人的痛苦。他乐于接近群众,足迹遍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深得群众的信仰和爱戴。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正当华佗热心在民间奉献自己的精湛医术时,崛起于中原动乱中的曹操,闻而相召。原来,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每次发作均头痛难忍。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曹操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为曹操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 曹操一听,勃然大怒,认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这位在中国医学上有杰出贡献的医生杀害了。华佗对妇产科也很有研究。有位妇女经常腰痛,脸色苍白,全身软弱无力,请了不少医生看不好。华佗检查后说:“根据你两手的脉象,腹内还有胎儿。”原来这位妇女怀的双胞胎,生下一胎,另一胎死在腹内,以至成病。华佗为她针灸,在助产妇的帮助下,终于又生下一死胎。
华佗死于政治考量
“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圭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三国志》的这段记载,描绘了华佗的不愿出仕的“隐士”形象。不过他并不穷居荒山,而是悬壶济世行迹满天下,算得上“隐于市”的人物。并且华佗“恃能,厌食事”,相信自己可以靠医术生活,不乐意做拿俸禄的医官。就是这样一个真隐士,曹操杀了他。
王立群先生于《百家讲坛》讲神医故事,说曹操杀华佗另有隐情:华佗不愿当侍医并托辞不给曹操看病,冒犯并触怒了曹操,于是曹操挥舞屠刀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但是,杀士如弃天下,曹操虽然多所杀戮,但无论孔融、杨修,都并非以一时之恚而轻启杀机,华佗之死,难道就只是“华佗冒犯了他”那样简单?
往深处想,除了曹操需要看病,还应该说到他“惟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就华佗而言,虽然王立群先生下了“曹操不爱其人亦不爱其才”的断语,但是“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曹操对华佗才能的看重,还是明晰可见的。“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至此,曹操虽然发怒了,礼贤下士的风度依然足够。再往下,就暴露了对召而不至者严厉打击的态度:“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
惟才是举的实现,需要两厢情愿:一方要有号召力,一方要召而肯至,然后才能天下云集响应;若一方三顾五请,另一方无动于衷,惟才是举也就落空了。这样来看,曹操的杀机,不只因为华佗触犯了他的个人权威,而是他认为这种不合作,这种“士人召而不至”的尴尬局面,干扰其惟才是举政策的实行,政治影响极坏,是以杀之。而曹操在华佗死后,诬之“鼠辈”以否定其才,借以把华佗事件与“惟才是举”区别对待,实际上就是为他的用人政策打圆场。曹操杀佗,有其政治层面的某种考虑。
对不合作者采取肉体消灭方式,先行者是姜子牙。《智囊·上智部》记:太公望(姜尚)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大家都学这种隐士,我子牙就真成孤家寡人了,还算得哪门子国君?冯梦龙讲的这个故事,把旧时代当权者对不合作者的痛恨说得明明白白。不过这则故事把太公杀华士看成是政治智慧,这多少有点强盗逻辑。
学术成就编辑本段 华佗医术十分精湛,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他每次在使用灸法的时候,不过取一两个穴位,灸上七八壮,病就好了。用针刺治疗时,也只针一两个穴位,告诉病人针感会达到什么地方,然后针感到了他说过的地方后,病人就说“已到”,他就拔出针来,病也就立即好了。另外,他创用了夹脊穴,“……点背数十处,相去一寸或五寸……灸处夹脊一寸上下”。
如果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直接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祛除病患。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华佗在诊断上,善于望诊和切脉,并依此能正确判断出疾病的预后。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
华佗的医术据说被全部焚毁。他的学术思想却并未完全消亡,尤其是华佗在中药研究方面。除麻沸散这样的著名方剂外,在后世医书中记载的华佗方剂不能都视为伪托华佗之名(聂文涛)。其弟子吴普则是著名药学家。《吴普本草》得很多内容可以在后世医书中看到。
代表著作编辑本段 《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从现存佚文看,《华佗针灸经》所载腧穴名称及定位均与《黄帝明堂经》有较大不同。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这类例子很多。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东汉末年在我国诞生了三位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其中,董奉隐居庐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佳话;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理法谨严,被后世誉为“医圣”;而华佗则深入民间,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证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麻沸散(临床麻醉药)、行剖腹术闻名于世。后世每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医家,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华氏家族本是一个望族,其后裔中有一支定居于谯县以北十余里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华庄。至华佗时家族己衰微,但家族中对华佗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从其名、字来看,名“佗”,乃负载之意,“元化”是化育之意。华佗自幼刻苦攻读,习诵《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等古籍,逐渐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
在华佗成长的过程中,除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外,盛产药材的家乡也给他以不少的影响。谯县出产多种药材,如“亳芍”、“亳菊”,早已闻名天下。再加水陆交通较为发达,所以谯县自古就是一个药材的集散中心。至今在亳县的通衢大街上,中药材货栈比比皆是。幼年的华佗在攻读经史的同时,也留心医药,当地父老传说他曾在泥台店一带读书养性,学医识药。
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大多以出仕做官为荣。而华佗则不然,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终身以医为业,矢志不移。他青少年时期,正值东汉桓帝、灵帝之际,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纲不正,政出私门,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对百姓敲骨吸髓,疯狂榨取,人民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华佗目睹官场之腐败和苍生之苦难,决心弃绝仕途,以医济世。当时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华佗的品行、学识很为赏识,太尉黄琬要征辟他为官,华佗谢绝了,沛相也荐举华佗为孝廉,对此他也婉言谢绝了。这充分表明了华佗志向的坚定和品德的高尚。
华佗行医,并无师传,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在实践中不断钻研、进取。当时我国医学已取得了一定成就,《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相继问世,望、闻、问、切四诊原则和导引、针灸、药物等诊治手段已基本确立和广泛运用;而古代医家,如战国时的扁鹊,西汉的仓公,东汉的涪翁、程高等,所留下的不慕荣利富贵、终生以医济世的动人事迹,所有这些不仅为华佗精研医学提供了可能,而且陶冶了他的情操。
在华佗多年的医疗实践中,他非常善于区分不同病情和脏腑病位,对症施治。一日,有军吏二人,俱身热头痛,症状相同,但华佗的处方,却大不一样,一用发汗药,一用泻下药,二人颇感奇怪,但服药后均告痊愈。原来华伦诊视后,已知一为表证,用发汗法可解;一为里热证,非泻下难于为治。又有督邮顿某,就医后自觉病已痊愈,但华佗经切脉却告诫说:“君疾虽愈,但元气未复,当静养以待完全康复,切忌房事,不然,将有性命之虑。”其时,顿妻闻知夫病已经痊愈,便从百里外赶来看望。当夜,顿某未能慎戒房事,三日后果病发身亡。另一患者徐某,因病卧床,华佗前往探视,徐说:“自昨天请医针刺胃管后,便咳嗽不止,心烦而不得安卧。”华佗诊察后,说:“误矣,针刺未及胃管,误中肝脏,若日后饮食渐少,五日后恐不测。”后果如所言而亡。某郡守患疑难症,百医无效,其子来请华佗,陈述病情,苦求救治。华佗来到病人居室,问讯中言语轻慢,态度狂傲,索酬甚巨,却不予治疗而去,还留书谩骂。郡守原已强忍再三,至此大怒,派人追杀,踪迹全无。愤怒之下,吐黑血数升,沉疴顿愈。原来这是华佗使用的一种心理疗法,利用喜、怒、优、思等情志活动调理机体,以愈其疾。
华佗对民间治疗经验十分重视,常吸取后加以提炼,以治疗一些常见病。当时黄疸病流传较广,他花了三年时间对茵陈蒿的药效作了反复试验,决定用春三月的茵陈蒿嫩叶施治,救治了许多病人。民间因此而流传一首歌谣:“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世切记牢,三月茵陈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华佗还以温汤热敷,治疗蝎子螫痛,用青苔炼膏,治疗马蜂螫后的肿痛;用蒜亩大酢治虫病;用紫苏治食鱼蟹中毒;用白前治咳嗽;用黄精补虚劳。如此等等,既简便易行,又收效神速。
中年以后,华佗因中原动乱而“游学徐土”。徐州是江淮重地,有郡、国六,下辖六十二个城、邑,人口二百余万,首府为彭城(今江苏徐州)。民间传说他就住在彭城附近的沛国(今江苏沛县)。其实华佗的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徐州、豫州、青州、兖州各地。根据他医案中所及地名查考,大抵是以彭城为中心,东起甘陵(今山东临清)、盐读(今江苏盐城),西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南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南直至谯县(今安徽亳县),即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广大地区,方圆达数百平方公里。在行医的同时,为了采药他还先后到过朝歌、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彭城卧牛山、鲁南山区和微山湖。由于行踪地域广阔,又深入民间,华佗成了我国历史上民间传说众多的医家。
就这样,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华佗的医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一段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二十六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属于外、儿、妇科的疾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
正当华佗热心在民间奉献自己的精湛医术时,崛起于中原动乱中的曹操,闻而相召。原来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中年以后,日益严重。每发,心乱目眩,头痛难忍。诸医施治,疗效甚微。华佗应召前来诊视后,在曹操胸椎部的鬲俞穴进针,片刻便脑清目明,疼痛立止。曹操十分高兴。但华佗却如实相告:“您的病,乃脑部痼疾,近期难于根除,须长期攻治,逐步缓解,以求延长寿命。”曹操听后,以为华佗故弄玄虚,因而心中不悦,只是未形于色。他不仅留华佗于府中,还允许他为百姓治病。公元208年,曹操操纵朝政,自任丞相,总揽军政大权,遂要华佗尽弃旁务,长留府中,专做他的侍医。这对以医济世作为终身抱负的华佗来说,要他隔绝百胜,专门侍奉一个权贵,自然是不愿意的。何况,曹操早年为报父仇,讨伐徐州的陶谦,坑杀徐州百姓数万人,尸体壅塞,泗水为之不流,接着又连屠取虑、夏丘诸县,所过“鸡义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徐州是华佗后期行医和居住之地,与百姓休戚与共,内心岂不愤慨!因而决心离开曹操,便托故暂回家乡,一去不归。曹操几次发信相召,华佗均以妻病为由而不从。曹操恼羞成怒,遂以验看为名,派出专使,将华佗押解许昌,严刑拷问。面对曹操的淫威,华佗坚贞不屈,矢志不移。曹操益怒,欲杀华佗。虽有谋士一再进谏,说明华佗医术高超,世间少有,天下人命所系重,望能予以宽容,但曹操一意孤行,竟下令在狱中处决。华佗临死,仍不忘济世救民,将已写好的《青囊经》取出,交狱吏说:“此书传世,可活苍生。”狱吏畏罪,不敢受书。华佗悲愤之余,只得将医书投入火中,一焚了之。后来,曹操的头风病几次发作,诸医束手,他仍无一丝悔意,还说,“佗能愈吾疾,然不为吾根治,想以此要挟,吾不杀他,病亦难愈。”直到这年冬天,曹操的爱子曹冲患病,诸医无术救治而死,这时曹操才悔恨地说:“吾悔杀华佗,才使此儿活活病死。”
华佗一生有弟子多人,其中彭城的樊阿、广陵的吴普和西安的李当之,皆闻名于世。为了将医学经验留传于后世,华佗晚年精心于医书的撰写,计有《青囊经》、《枕中灸刺经》等多部著作,可惜失传。
推荐于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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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因不从曹操征召,华佗为曹操所杀,因此他死在许昌是史有明载的事情。但凡与历史名人相关,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争论,像诸葛亮躬耕地便有襄阳隆中与南阳卧龙冈之争,而现存的华佗墓,徐州、亳州和许昌则各有一座。
徐州的华佗墓,位于徐州市文家油坊的西南隅(现徐州市云龙区防疫站院内),十年浩劫期间被破坏殆尽。现仅存石碑两块,其中一块刻有“后汉神医华佗之墓”八个大字。传说徐州的华佗墓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徐州知州杨节仲挖地修坛时,“得一头颅骨,甚巨,疑是佗首”,所以便加土造墓,并题碑碣。徐州人说,徐州是华佗的第二故乡,因为华佗早年曾“游学徐土”,并且长期在此地行医,因此华佗死后,徐州及其附近的州县建有许多纪念他的华祖庵(庙),仅现存于徐州市的华祖庙就有4处。曹操杀了华佗后,华佗的弟子——徐州人樊阿将华佗的首级偷走,埋葬于此,因此此地才是华佗真正的埋骨之地。
而华佗家乡亳州的人则说,曹操杀了华佗之后,自己的头风病时常发作,后来小儿子曹冲也死于疾病,因此曹操非常懊悔杀了这位神医,于是就将亳州华佗的故宅扩建成纪念堂,即如今亳州城东南隅的华祖庵。根据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习俗,华氏族人向曹操请求回迁华氏骸骨,最终千里迢迢把华佗的尸骨从许昌运回了亳州安葬,因此华佗死后并未流落异乡,也可谓“入土为安”了。
许昌的华佗墓,坐落在许昌市北10多公里的苏桥乡清 河畔。关于这个墓地,又有不少传说,其中在当地比较有影响的传说是:相传曹操将华佗入狱后,有一狱卒同情他,帮他逃出监牢。曹操发觉后立即派兵追杀,一直追到许昌城北清 河边,发现华佗钻到了芦苇丛中,曹兵便将芦苇丛重重围困。正在这时,有一牧童赶羊群经过,牧童忙脱下皮袄,让华佗反穿上混入羊群。曹兵搜不到华佗,便在羊群中乱砍乱杀,华佗遂被砍伤。曹兵走后,华佗醒来,看到这一惨象他挣扎着站起来,在死羊中接头对尾,施展神医法术。羊被救活了,牧童高兴地赶着羊群离开芦苇丛时,华佗因流血过多,带着欣慰的笑,躺在河边长眠了。人们因敬佩华佗的人品和医术,每逢清明时节,前来添土扫墓的人络绎不绝。
这样的传说,很好地解释了华佗墓与许昌故城(今许昌县张潘乡)距离为何如此遥远(超过二十公里),却并不可信,因为史书上记载的是“遂考竟佗”(在狱中处死华佗),无论如何,监狱不可能跑到离许昌城二十公里之外的地方。
另一个传说则较为可信,华佗墓所在的村子叫呼佗村,相传华佗死后葬于此地,华佗的妻子来此寻夫,闻知华佗已死,痛哭不已,做了一回泪洒斑竹的“湘妃”。所谓“呼”者,号天呼地、悲伤难已之谓也。据我推想,华佗之所以葬于此地,很可能这里当时就是一个乱葬岗。史载华佗是因为得罪曹操而死,因此临死的时候,连狱吏都不敢接受他的医书——《青囊经》,遑论为他的尸体找一个安葬之地了。华佗在狱中被处决之后,狱吏们就把与华佗同时处决的犯人尸体一块儿拉到城外的乱葬岗上了事。因此,他埋葬在这里,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说樊阿把华佗的首级偷回徐州安葬的说法并不可信,一则将尸体与首级分离,不符合古人“全尸而葬”的观念,二则樊阿不把华佗的首级送回故乡亳州,却将他葬于徐州,与中国人“叶落归根”的观念相左,因此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而曹操“意甚悔之”,另外为华佗建一座纪念堂的想法,也很有附会的意思在其中。试想,像曹操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奸雄”,又怎会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为一个被自己误杀的“小人物”大张旗鼓地修什么“纪念馆”或者祠堂?别人更不敢猜度他的心思,去提什么为华佗“乞骸骨”了。因此,徐州与亳州的华佗墓,多半是“衣冠冢”之类。至于许昌这座华佗墓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埋着华佗之骨,也许考古发掘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即便这里没有华佗遗骨,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位伟大的医学家死在许都,葬在许都。清 河水为华佗的不公而哭泣,呼佗村这个名字,记载的也不仅仅是华佗妻子的相思血泪,同时饱含了人们对神医华佗的痛惜与叹惋!
针灸到底何时起
在我国的历史传说中,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是中医针灸的发明人。伏羲氏不仅画八卦,结绳为网,教民田猎,而且“尝百药而制九针”(《帝王世纪》)、“尝草制砭”(《路史》)。砭就是砭石,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医疗器具,最早的针是用石头做的,叫作“箴石”,又称“砭石”,后来才改用金属做针,写作“”。石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可用来刺破脓肿、排放脓血。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中说:“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灸 (ruo四声)者,亦从北方来”,“九针者,亦从南方来”。所谓针灸,就是灸 与针砭之类的合称,这证明我国至少在西汉之前,已经具有完备的针灸理论与技法。而这里所谓的东、西、南、北,指的都是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今天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而辐射出的方位,和韩国所在的狭长的朝鲜半岛并没有太大关系。
早在2400多年以前,名医扁鹊曾用针灸治好虢太子的“尸厥”(昏迷)病,这个“起死回生”的故事被收入了《史记》,扁鹊也就成为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针灸传至华佗,已是600年后的事情了。1800多年前,魏相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头部剧烈疼痛,难以忍受,遍求名医都没有办法,后来找到了华佗,华佗用银针刺膈俞穴,“随手而差(瘥)”,每次都很灵验。
神医华佗在针灸理论技术方面有伟大的贡献。《内照图》就是华佗在养性修炼中,通过反观内照,记录下来的人体经络循行的图谱。以往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等对经络只有文字描述,华佗的图绘就是历史上第一份经络穴位图谱。华佗还发明了有效的经外奇穴——现在仍被医生们推崇和使用的华佗夹脊穴。在技术方面,普通大夫
都不敢在人的胸腹部扎针,或深度进针,而华佗的学生樊阿,却可以在背部进针两寸,在剑突下的巨阙穴进针五六寸,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这完全得益于华佗的教诲。史书记载,华佗“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至’,‘应便拔针,病亦行差’”。
这两位超级名医,都比朝鲜半岛李朝的女医官长今要早得多,就连他们也不敢称发明了针灸,韩国人这样说,不是网络上所说的YY(意淫,也就是做白日梦)吧!
外科鼻祖是华佗
外科学在中国的起源更早,钻颅术的应用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1976年,位于河北山西交界的一个叫许家窑的小村中,人类学家卫奇发掘出一个10万年前的人头颅骨,顶骨上被钻了一个洞,经鉴定后发现,打孔之后,此人又活了一个星期,这应该算是中国国土上发现最早的外科手术吧。在新石器时代,人如果脑袋痛的时候,就用石器在头上钻一个窟窿,把头盖骨揭开,意思是把妖魔鬼怪驱走。这种源于巫术思想的“医疗方法”,成功率当然极低,能活七天已经是极限了!
现在人们的印象,好像中医只会开方、扎针,动手术是西医的事情。其实不然,《史记》中曾记载说,黄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叫俞跗,他“治病不以汤液醴酒,�石挢引,案 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若不是因为他是个传说中的人物,我们完全应该尊奉他为中医外科学的鼻祖。
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据说还曾为两个人做过换心手术。《列子·汤问》中记载“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有人说《列子》是后人造的一本伪书,因此不足为信,换心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即便是当今医学发达的时代,这样的手术也不现实,更何况是春秋战国之时。
假使这个不算,史有明载的外科手术大夫应从华佗开始。上面谈到的扁鹊用于麻醉的“毒酒”,可能是华佗发明的“麻沸散”的前身,而“麻沸”这个发音与后来的“吗啡”同音,不知是巧合还是相关。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配制了特殊药物,使病人不觉得手术时的痛苦,而且手术部位的肌肉组织也能放松,更可贵的是药物没有大的毒副作用,不伤害人的神志意识,手术完毕就恢复如常。麻沸散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因此外科鼻祖的称呼,于华佗绝不为过。
朝鲜半岛的长今女士,所学至多也不会超出华佗的水平。我甚至怀疑,她所用的仅仅是针灸麻醉,同样具有麻醉的效果,但却不可能是麻醉方药。因为麻沸散的方子,随着华佗的去世已经失传,若是长今女医官曾使麻沸散复现,也可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贡献,只可惜后世的朝鲜医籍如《东医宝鉴》之类并无此类方子的记载,这或许是“平行空间”中的另一种“移植”(架空历史小说中的一种说法)吧!
徐州的华佗墓,位于徐州市文家油坊的西南隅(现徐州市云龙区防疫站院内),十年浩劫期间被破坏殆尽。现仅存石碑两块,其中一块刻有“后汉神医华佗之墓”八个大字。传说徐州的华佗墓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徐州知州杨节仲挖地修坛时,“得一头颅骨,甚巨,疑是佗首”,所以便加土造墓,并题碑碣。徐州人说,徐州是华佗的第二故乡,因为华佗早年曾“游学徐土”,并且长期在此地行医,因此华佗死后,徐州及其附近的州县建有许多纪念他的华祖庵(庙),仅现存于徐州市的华祖庙就有4处。曹操杀了华佗后,华佗的弟子——徐州人樊阿将华佗的首级偷走,埋葬于此,因此此地才是华佗真正的埋骨之地。
而华佗家乡亳州的人则说,曹操杀了华佗之后,自己的头风病时常发作,后来小儿子曹冲也死于疾病,因此曹操非常懊悔杀了这位神医,于是就将亳州华佗的故宅扩建成纪念堂,即如今亳州城东南隅的华祖庵。根据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习俗,华氏族人向曹操请求回迁华氏骸骨,最终千里迢迢把华佗的尸骨从许昌运回了亳州安葬,因此华佗死后并未流落异乡,也可谓“入土为安”了。
许昌的华佗墓,坐落在许昌市北10多公里的苏桥乡清 河畔。关于这个墓地,又有不少传说,其中在当地比较有影响的传说是:相传曹操将华佗入狱后,有一狱卒同情他,帮他逃出监牢。曹操发觉后立即派兵追杀,一直追到许昌城北清 河边,发现华佗钻到了芦苇丛中,曹兵便将芦苇丛重重围困。正在这时,有一牧童赶羊群经过,牧童忙脱下皮袄,让华佗反穿上混入羊群。曹兵搜不到华佗,便在羊群中乱砍乱杀,华佗遂被砍伤。曹兵走后,华佗醒来,看到这一惨象他挣扎着站起来,在死羊中接头对尾,施展神医法术。羊被救活了,牧童高兴地赶着羊群离开芦苇丛时,华佗因流血过多,带着欣慰的笑,躺在河边长眠了。人们因敬佩华佗的人品和医术,每逢清明时节,前来添土扫墓的人络绎不绝。
这样的传说,很好地解释了华佗墓与许昌故城(今许昌县张潘乡)距离为何如此遥远(超过二十公里),却并不可信,因为史书上记载的是“遂考竟佗”(在狱中处死华佗),无论如何,监狱不可能跑到离许昌城二十公里之外的地方。
另一个传说则较为可信,华佗墓所在的村子叫呼佗村,相传华佗死后葬于此地,华佗的妻子来此寻夫,闻知华佗已死,痛哭不已,做了一回泪洒斑竹的“湘妃”。所谓“呼”者,号天呼地、悲伤难已之谓也。据我推想,华佗之所以葬于此地,很可能这里当时就是一个乱葬岗。史载华佗是因为得罪曹操而死,因此临死的时候,连狱吏都不敢接受他的医书——《青囊经》,遑论为他的尸体找一个安葬之地了。华佗在狱中被处决之后,狱吏们就把与华佗同时处决的犯人尸体一块儿拉到城外的乱葬岗上了事。因此,他埋葬在这里,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说樊阿把华佗的首级偷回徐州安葬的说法并不可信,一则将尸体与首级分离,不符合古人“全尸而葬”的观念,二则樊阿不把华佗的首级送回故乡亳州,却将他葬于徐州,与中国人“叶落归根”的观念相左,因此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而曹操“意甚悔之”,另外为华佗建一座纪念堂的想法,也很有附会的意思在其中。试想,像曹操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奸雄”,又怎会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为一个被自己误杀的“小人物”大张旗鼓地修什么“纪念馆”或者祠堂?别人更不敢猜度他的心思,去提什么为华佗“乞骸骨”了。因此,徐州与亳州的华佗墓,多半是“衣冠冢”之类。至于许昌这座华佗墓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埋着华佗之骨,也许考古发掘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即便这里没有华佗遗骨,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位伟大的医学家死在许都,葬在许都。清 河水为华佗的不公而哭泣,呼佗村这个名字,记载的也不仅仅是华佗妻子的相思血泪,同时饱含了人们对神医华佗的痛惜与叹惋!
针灸到底何时起
在我国的历史传说中,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是中医针灸的发明人。伏羲氏不仅画八卦,结绳为网,教民田猎,而且“尝百药而制九针”(《帝王世纪》)、“尝草制砭”(《路史》)。砭就是砭石,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医疗器具,最早的针是用石头做的,叫作“箴石”,又称“砭石”,后来才改用金属做针,写作“”。石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可用来刺破脓肿、排放脓血。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中说:“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灸 (ruo四声)者,亦从北方来”,“九针者,亦从南方来”。所谓针灸,就是灸 与针砭之类的合称,这证明我国至少在西汉之前,已经具有完备的针灸理论与技法。而这里所谓的东、西、南、北,指的都是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今天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而辐射出的方位,和韩国所在的狭长的朝鲜半岛并没有太大关系。
早在2400多年以前,名医扁鹊曾用针灸治好虢太子的“尸厥”(昏迷)病,这个“起死回生”的故事被收入了《史记》,扁鹊也就成为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针灸传至华佗,已是600年后的事情了。1800多年前,魏相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头部剧烈疼痛,难以忍受,遍求名医都没有办法,后来找到了华佗,华佗用银针刺膈俞穴,“随手而差(瘥)”,每次都很灵验。
神医华佗在针灸理论技术方面有伟大的贡献。《内照图》就是华佗在养性修炼中,通过反观内照,记录下来的人体经络循行的图谱。以往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等对经络只有文字描述,华佗的图绘就是历史上第一份经络穴位图谱。华佗还发明了有效的经外奇穴——现在仍被医生们推崇和使用的华佗夹脊穴。在技术方面,普通大夫
都不敢在人的胸腹部扎针,或深度进针,而华佗的学生樊阿,却可以在背部进针两寸,在剑突下的巨阙穴进针五六寸,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这完全得益于华佗的教诲。史书记载,华佗“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至’,‘应便拔针,病亦行差’”。
这两位超级名医,都比朝鲜半岛李朝的女医官长今要早得多,就连他们也不敢称发明了针灸,韩国人这样说,不是网络上所说的YY(意淫,也就是做白日梦)吧!
外科鼻祖是华佗
外科学在中国的起源更早,钻颅术的应用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1976年,位于河北山西交界的一个叫许家窑的小村中,人类学家卫奇发掘出一个10万年前的人头颅骨,顶骨上被钻了一个洞,经鉴定后发现,打孔之后,此人又活了一个星期,这应该算是中国国土上发现最早的外科手术吧。在新石器时代,人如果脑袋痛的时候,就用石器在头上钻一个窟窿,把头盖骨揭开,意思是把妖魔鬼怪驱走。这种源于巫术思想的“医疗方法”,成功率当然极低,能活七天已经是极限了!
现在人们的印象,好像中医只会开方、扎针,动手术是西医的事情。其实不然,《史记》中曾记载说,黄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叫俞跗,他“治病不以汤液醴酒,�石挢引,案 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若不是因为他是个传说中的人物,我们完全应该尊奉他为中医外科学的鼻祖。
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据说还曾为两个人做过换心手术。《列子·汤问》中记载“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有人说《列子》是后人造的一本伪书,因此不足为信,换心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即便是当今医学发达的时代,这样的手术也不现实,更何况是春秋战国之时。
假使这个不算,史有明载的外科手术大夫应从华佗开始。上面谈到的扁鹊用于麻醉的“毒酒”,可能是华佗发明的“麻沸散”的前身,而“麻沸”这个发音与后来的“吗啡”同音,不知是巧合还是相关。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配制了特殊药物,使病人不觉得手术时的痛苦,而且手术部位的肌肉组织也能放松,更可贵的是药物没有大的毒副作用,不伤害人的神志意识,手术完毕就恢复如常。麻沸散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因此外科鼻祖的称呼,于华佗绝不为过。
朝鲜半岛的长今女士,所学至多也不会超出华佗的水平。我甚至怀疑,她所用的仅仅是针灸麻醉,同样具有麻醉的效果,但却不可能是麻醉方药。因为麻沸散的方子,随着华佗的去世已经失传,若是长今女医官曾使麻沸散复现,也可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贡献,只可惜后世的朝鲜医籍如《东医宝鉴》之类并无此类方子的记载,这或许是“平行空间”中的另一种“移植”(架空历史小说中的一种说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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