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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现代化大都市,显得格外富有生命活力。 机场内,各种客机正在缓速穿梭移动:降落、起飞……频繁有序。 一架B—2174大型客机FU569号航班载有137名中外旅客飞向北京,穿越一片胭红的晚霞。宽敞的客舱里活跃又和谐。一对从来没有乘过飞机的白发夫妇兴奋他说,“活了一辈子,真的上天了!”;携带着装满现金的拷克箱的北方乡镇企业厂长魏朝成踏实地靠在座位上睡着了;年轻的妈妈亲吻青宝贝儿子;穿着考究的商人孟凡经常乘座飞机,不时地向乘务员舒骏要水、要报纸;戴着老花镜的老者看着手中的线装书;美国朋友麦杰里正和安吉拉轻声交谈;有的好奇地望着窗外;有的看电视或者听音乐…… FU569客机在晚霞中飞行,底下是华灯初上的美丽城市。体贴、理解乘客的乘务员丘叶华和其他乘务员们正和蔼可亲地为中外旅客热情、周到地服务着。可是,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起落架信号灯指示不正常,请求返航!机长李嘉棠向地面塔台飞行部指挥室及时报告。 起落架不正常,意味着客机无法着落! 乘客们一下子哄乱了起来,七嘴八舌:“我有急事去北京。”“退票回家!”“我要投诉!”“把机长叫来!”“消费者不能发声音吗?”乘务员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请求安静,镇定。 前起落架出现故障,面临机毁人亡的危险……怎么办?! “立刻报告总局调度室!” “通知蓝天航空,通知机场。” “报告市政府值班室……” 蓝天航空飞行部总指挥刘远要机长作穿云和后起落架顿地并甩飞的动作,试图将前起落架甩下。但是,无济于事! 市委书记和市长在塔台指挥部十分关注客机上的中外旅客,营救措施…… 59辆消防车,20辆救护车,4辆照明车,25辆工程车以及70辆其他车辆都集结机场跑道待命,350名武警官兵急速奔向机场等候命令…… 137名中外旅客在机长的指示下,乘务员的安排下,秩序井然地快速向后舱转移,使客机重心后移,以便紧急迫降万无一失…… 但是,迫降不是小事。也许机头落地,由于份量太重致使底部凹陷,擦出火星……也许飞机失去控制,冲出跑道,撞出候机场……也许机翼被撕裂,旅客和货物被甩入天空……也许人与货被吸入尾部发动机……也许会随时发生爆炸……机毁人亡的不可知因素实在太多太多。 市委市府的领导,蓝天航空的总裁、机场的老总、空管的局长们无不忧心如焚! 客机已朝机场降来。然而紧急之中又添乱——一辆新闻采访车被撞翻在跑道中央。这不仅有碍客机迫降,而且会造成冲撞引发爆炸一后果不堪设想!千钧一发之际,市长率领机场的消防、武警官兵用力将采访车推出跑道。 旅客的生命高于一切!!为使FU569航班安全迫降,天上地下紧密配合:塔台沉着稳妥指挥;跑道喷洒高倍数泡沫(减少摩擦,以免起火),抢险、抢救一应俱全;机长紧握操纵杆,脚蹬舵板,把机头调整到起跑中心线;中外旅客在乘务长的统一指挥下,紧扣安全带,在各自的座位上齐声喊叫:“低下头,弯下腰,全身紧张用力!”客机的剧烈震荡,机场的警报声大作—B-2174客机在惊魂摄魄中完全迫降成功…… 客机的紧急滑梯自动充气弹出,中外旅客迅速滑下,市长和机场指挥中心总指挥雍文涛在滑梯边接应每位旅客,安慰地表示歉意:“让您受惊了,真对不起……” 原来夫妻间略不和谐的机长李嘉棠和乘务员丘叶华相亲相爱地拥抱着等待父母返回的女儿。飞行部总指挥刘远看在眼里,欢快地笑了起来…… 六小时之后,机场恢复开放。一架又一架客机,又缓缓降落,又速速起飞…… 在《紧急迫降》中,从发现飞机出现故障开始,不仅灾难一直没有来临,甚至连危机也没有加深,准确地说,灾难的主题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流产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救助的故事。 在救助故事中,我们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协力的患难与共的场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企业、百姓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影片救难过程中,从民航总局、市委领导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门都直接在影片的叙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刘远无非是这种集体智慧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种无个体性的功能性符号,用葛兰西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一种共享相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群体人"的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差异,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共性化的群像,从而也构成了万众一心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而飞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 因而,在《紧急迫降》所提供的救助故事中,没有一般灾难片类型中不可缺少的个体化的行为英雄,飞机上担任机长的李嘉棠所作的仅仅只是按照地面指挥而采取的正常行为,他无非只是完成了一个合格飞行员应该完成的事情,而在地面担任指挥的刘远所作的也只是按照常规所应该作的所有事情,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作为英雄所独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气或者个人意识、胆魄。影片展示的救助过程,是一个表现集体智慧、集体团结的过程,个人仅仅是"集体"指令的模范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于机长的"英雄性"最后只能通过妻子的广播来得以传达。显然,这是用集体力量、用团结来解决危机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种自觉阐释,在这一阐释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为好莱坞似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甚至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传统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 毫不奇怪,从《紧急迫降》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关于牺牲、关于生死考验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信任、信心、团结、理解的故事,正如在我们当前所有的主旋律叙事中一样,这是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一个找不到牺牲者和受难人的故事,是一个没有人性冲突和人格较量的故事,是一个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团结精神度过危机的故事,应该说,几乎所有我们主流文化对于现实和现实危机的理解都通过这个"紧急迫降"的事件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因此,这部电影讲述的不是一部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被人救助的庆幸感,从而影片完成着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面对危机但是我们能够度过危机,如同"抗洪抢险"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众志成城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紧急迫降》提供的是一种中国的灾难片类型:它不强调灾难而强调救助,它不表现灾难奇观而表现救助精神,它不突出个体英雄而突出集体智慧,它不展示人性冲突而展示人际沟通,它不提供宣泄的快感而提供安全的抚慰感。因此,《紧急迫降》表述的是它所产生的时代的权威意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么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紧急迫降》的惊心动魄成为了主旋律宏大叙事的一个生动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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