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人物轶事
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系主任刘文典约请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为国文考试代拟试题。当时陈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就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题为“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
这次考试，结果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对出“胡适之”而获满分的考生，仅周祖谟（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一人。答“祖冲之”者，也视为符合要求，因“祖”“孙”尚可成对。还有一考生对以“王引之”，对得也不错。考卷中凡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陈寅恪对于用“对对子”形式为考题，提出四条理由：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陈寅恪的解释文章一经发表，这场“风波”即告平息，可见陈公名望颇能服众。 陈寅恪对文字改革的鲜明态度，向为学界所知，他曾明示自己的著作一定要繁体竖排，否则宁可不出。从1956年1月1日起，中国报刊实行了横排横写。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陈寅恪有诗《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律》。陈寅恪历来持有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观念，此诗恰是借咏花之事，发出他对触动中国文化根基的文字改革的反感。
此后，关于陈寅恪所著文集出版物无不遵其遗愿，繁体竖排。如吴学昭所著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本书是通行的横排简体字，然而至陈寅恪的诗句或文章全部是用繁体字印刷的。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迥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赫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受梁启超（一说吴宓）举荐为导师时，一度为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所拒绝。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1925年，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陈寅恪“恪”应读作“克”（拼音：Kè）。但有资料表明，由于陈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话中有“quó”的，因普通话（时称“国语”）中无此音，于是到中国北方后，便被当然地称为“yínquè”了。因袭相承，并成为习惯。所以，有学者认为，“陈寅恪”应读作ChénYínquè。
不过，在使用汉语的人中间，知道这一点的人显然为少数，包括陈寅恪本人也并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话时，仍不妨将陈寅恪的“恪”读作“克”（Kè）。况且，陈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国牛津大学的英文亲笔信的署名是“TschenYinK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