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的生平事迹
1866年5月29日,即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吴趼人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其祖父的寓所,3个月后,身为中等京官的祖父去世,而其父只是一个巡检之类的小官吏,不堪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两年后,带着年幼的吴趼人千里南下,回到了珠三角南海佛山镇的吴氏大树堂。因为没有生活来源,丁忧服满后,他就不得不告别妻儿,到浙江宁波继续做一个从九品的小小巡检去了。
吴趼人是17岁那年因为父亲离世,生活无着而去上海闯荡的,如此算来,他在佛山完整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但是,高产的吴趼人一生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举凡小说、散文、戏曲、诗词、寓言、政论甚至广告文案等,却独独很难找到有关童年及少年生活的回忆性文字,那段岁月成了一盘空白磁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讳莫如深的秘密,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设想的是,父亲长期在外,一个由小康而坠入困顿的孤儿寡母家庭,在当地免不了会承受这样那样的人际压力。吴趼人在他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专门写了一回“恣疯狂家庭现怪状,避险恶母子议离乡”,就暗示了吴氏家族的败落及其一家人受到族中强势者“凌夷”的经历。
1879年,13岁的吴趼人入读有名的佛山书院,比康有为的两大弟子梁启超和陈千秋要早四五年,比后来做了北洋政府总理的梁士诒更是早了十年。尤其是光绪年间,有一年该书院曾一举考取了15个举人,名震四方,但吴趼人对自己“母校”的光辉历史从不愿提及,也许,家族的倾轧和社会的黑暗,使他早早地对隔膜现实的八股制艺,对科举产生了本能的反感与憎恶,早早地埋下了日后运用小说加以“谴责”的种子。
但是,岭南佛山毕竟是他的祖辈繁衍生息之地,是容纳了他的童年与少年的成长之地,早年辛酸的记忆与经历,丝毫不影响他离乡后的故园情深。尽管他是如此吝啬有关佛山的文字,但一个“我佛山人”的笔名便足以证明一切——吴趼人拥有十数个笔名,但蜚声海内外的还是发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的署名“我佛山人”。
从江南制造局“破茧而出”
1884年的某一天,一个背负着简单行李来自广东佛山的青年,走进了位于上海城南,其时国内最大的洋务军事工业基地江南制造局。他就是刚刚经历丧父之痛、意欲挣脱旧环境桎梏的吴趼人。
上海是吴趼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不仅仅指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度过,.他的三十余种小说也绝大部分是在上海创作的,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名著中所描绘的各种社会人物,也大多数取材于上海的官僚名士、洋奴买办。清朝末年,人们称之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是个什么样子?看看他的小说就知道了。
不过,当初刚到上海讨生活的吴趼人,恐怕并没有预见到自己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他先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任抄写员,后来凭个人努力升任机械绘图员。虽则月薪微薄,“月得值仅八金”,但那种与佛山古镇迥异的环境令他眼界大开,到处是机器的转动声与撞击声,还有那巨大的制造枪炮的车间,令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青年吴趼人首先展现出了他少为人知的文学之外的惊人才华,23岁那年,他自行制造了一艘标准尺寸的蒸汽船在黄浦江上成功航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赵小云”造小火轮的情节,这个“赵小云”就有吴趼人的影子。如果不是在江南制造局薪水太低,处处受到压制,吴趼人的人生完全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展开。
当然,更重要的是,其时社会变法高潮将至,他觉得自己在江南制造局就像作茧自缚,深感必须在社会大变局中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次他从书坊上得到半部《归有光文集》,爱不释手,由此激发了对文字的热爱与写作的冲动。1897年,也就是32岁那年,他终于决定“破茧而出”,离开整整服务了14年的江南制造局,受聘刚刚发行的《消闲报》笔政,开始了短暂而丰富的报人生涯,先后主持了《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报刊。
吴趼人最初居住在上海西门外,后迁入乍浦路多寿里。他常常在所居的门上贴上标着茧暗二字的梅红纸幅,这几个字的繁体字看起来好像兰闺诗钞,令人误认为出于女子手笔。但实际上他生性诙谐,常常一言既出,四座倾倒,又狂放不羁,每于酒后论天下事,慷慨激昂。这期间的吴趼人,也留下了大量的趣闻逸事。一日,有某小报与之笔战,误以“山人”二字和山樵、山民为同一意思,竟将“我佛”二字连缀成文,登于报上。吴趼人看后,狂笑不已,翌日,挥笔疾书:“我系佛山之人,故曰我佛山人,何得竟施腰斩之罪,将佛山两字断成二截?佛说未免罪过。”他早年患有哮喘,年过四十之后,哮喘加重,家境陷于窘难。一次写信给一位朋友告贷,捡了一只七孔八烂的破袜子,附在信里,信笺上写了八个字:“袜犹如此,人何以堪。”朋友收信后,了解他的窘境,立即解囊相助。
他先取字“茧人”,一次,不慎摔伤一足,于是易名“趼人”。他的朋友给他写信时,常常误为“妍人”或“研人”,他只有作诗自白,其中两句是:“偷向妆台揽镜照,阿侬原不是妍人。”作诗犹不过瘾,他甚至在报上杜撰了这样一个故事以自嘲:有个读书人号“吉人”,一天新结识一位朋友,彼此通了姓名。过了几天,朋友写信称他为“击人”。等到两人相见,吉人笑道:“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击人,贱号是‘大吉’之‘吉’啊。”过了几天,朋友又写信,写成“戟人”。吉人见到朋友说:“你怎么同我开玩笑?我不是武夫,怎能挥得动戟矛?我的号是‘牛眠吉地’的‘吉’”。过了几天,朋友写信称他为“棘人”(为父母守丧的孝子)。吉人见了大怒,便去跟朋友论理。朋友也发火道:“你自己说‘棘’,难道荆天棘地,不是这个棘吗?”
这样的幽默诙谐,在其主持《寓言报》时得到了更为淋漓的体现。《寓言报》比由德国创办的国外最早的寓言刊物《寓言》还要早问世56年,几由吴趼人一人独撑。他善于运用“比”的手法,来反映病态的社会和人生,试举其《指甲国籍》为例:有个笨人几乎连冷暖饥饱都分不清。死后晋见阎王,阎王恨他太没用,要罚他来世做畜牲,又转念一想,此人生前并没大错,还是罚他做人身上的东西吧。阎王便询问判官,判官说:“他愚蠢无用,罚他做眉毛、胡须吧?”阎王说:“胡须眉毛关系到人的仪表,还是罚他做指甲吧。”笨人急忙哀求道:“如果叫我来世做指甲,小人愿做中国人的指甲,碰到爱惜的人,可长到数寸,至少也可长到数分,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倘若落在外国人手里,他天天用刀剪去,我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可以说,吴趼人是中国近代寓言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只不过,这样的成就被他的小说光芒所遮蔽了。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奠定历史地位
早在办报期间,吴趼人就尝试进行小说创作并与小说家李伯元结交,受益良多。李与吴惺惺相惜,皆为性情中人,有一事可为见证:1902年12月,曾国藩之孙曾慕陶保举李与吴入经济特科,马上有官员弹劾李氏,李伯元笑称,乃是真知我者,遂“辞不就征”。吴趼人也夷然不屑曰:“与物无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图自适。”坚与李伯元共同走上职业小说家之路。
当然,真正令吴趼人发愤的是,1903年4月,李伯元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始在报上连载,“购阅者踵相接”;9月,刘鹗的《老残游记》又引起了巨大反响。这让不甘人后,受梁启超小说救国论影响甚深的吴趼人坐不住了,没过多久,他的章回体历史小说《痛史》就开始在《新小说》上问世。《痛史》讲述南宋灭亡,元军入主中原,权奸贾似道卖国求荣,文天祥等忠臣义士奋勇抗元的故事,再现了庙堂腥膻、干戈遍地的民族深重灾难,状写元人淫杀之酷,是一部忧伤愤激之作。其在自序中说:“吾于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显然,他认为小说与正史可互为补充,互为验证。
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吴趼人还写了一部最初标为“社会小说”,后又改标为“理想小说”的晚清长篇科幻小说《新石头记》。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红楼梦》续作,遗憾的是,它们大都“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甚至众女共事一夫,家族兴旺,皇恩浩荡,兰桂齐芳之类。而《新石头记》与此迥然不同,承继了《石头记》的迷幻时空框架,小说中,贾宝玉在1901年复活,到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地游历,目睹了大量火车,轮船,电灯等电气化的新事物,甚至乘坐潜水艇由太平洋到大西洋,由南极到北极绕地球一周,为高度发达的西方科技文明所震撼,并自信将来有一天中国也能制造这些东西。对于这部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小说,通常的评价是说它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乌托邦式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模式的向往,但我认为它的另一重价值在于它的科幻色彩与远迈常人的想像力,如飞车,电炮,潜艇等,放到今天犹能给人遐想,而这一点,应该与吴趼人当年在江南制造局的经历有莫大关系——冥冥中命运的安排,确实有令人难以深究之处。
而将吴趼人推向文学高峰的无疑是那部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从奔父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为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中法战争后至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阔,除官场外,还涉及商场、洋场、科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当然,它最主要的还是暴露晚清官场的腐败,以及社会道德风尚的堕落。比如,贯穿全书的一个苟观察,就是这种“鲜廉寡耻、不怕难为情”的官吏代表——苟观察的儿子死了,留下年轻美貌的媳妇。他先要儿媳妇守寡,后来打听到他的上司制台大人非常好色,就动起儿媳妇的念头,要把儿媳妇送给制台做姨太太。为了说服儿媳妇,甚至不惜向儿媳妇下跪。
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胡适因此对吴趼人评价甚高,曾说“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四书,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
可能令吴趼人想不到的是,虽然社会在进步,但这种“鲜廉寡耻、不怕难为情”的文化基因至今仍未彻底断绝。曾有报道说,一些书店充斥着一种公然教人算计、告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书籍,而且销路不错;屏幕上那些大行其道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津津乐道的也往往是宫廷里的勾心斗角,君臣间的彼此算计,匪夷所思;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官场潜规则仍在大行其道——这多少反映出了一种病态的社会文化生态,吴趼人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加以一声叹息。看来,如何清除种种之社会怪现状,创造更好的社会氛围,以培育一个人独立、自尊的具有现代公民理念的健康品格,仍是今天人们面临的一道大命题。
独特光芒超越时代
吴趼人的小说愤世嫉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应该是一个达观主义者,曾作诗《无事》云:“无事一樽酒,心闻万虑清,古书随意读,佳句触机成。幽鸟寂不语,落花如有声,此中饶雅趣,何必问浮生。”超脱之态,浮于纸上。去世前一年,他还写了一篇《吴牛喘月》自嘲:“吴趼人咳喘经年,或作或辍而不瘥。”
1910年10月21日,吴趼人一家从上海多寿里迁居鸿安里,亲友齐来庆贺。晚宴方散,其妻劝其早歇,不料刚上床就喘疾发作,遽然离世。其时身上仅有四角小洋,不得不由朋友为其治丧。“文革”时,广肇山庄被视为“四旧”遭到破坏,吴墓也荡然无存。
而在他的故土佛山,连吴氏大树堂也早已消失,更不用说与吴趼人有关的遗物了。也许,从这个角度说,吴趼人是寂寞的,作家李国文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说到佛山,有人想到的是陶瓷,而他想到的是我佛山人,只是,在佛山的大街小巷找不到与我佛山人有关的痕迹,未免惆怅。不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一学吴趼人的达观——毕竟,他留下了那么多文字,留下了堪称不朽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是对一个作家的最高奖赏,要让他归于寂寞,要让历史淡忘他,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