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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目前为止，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世界仍处在国内希腊史和罗马史研究领域之间的“两不管”地带。造成这种状况的潜在原因，也许是人们通常以国家为古代文明研究单位的学术传统：罗马的征服使希腊城邦和希腊化王国的主权不复存在，希腊史于是至晚写到希腊化时代为止；而罗马史的撰写和研究又以罗马国家的发展为显性或隐性的主轴，对罗马时代希腊人情况的描述至多也不过是蜻蜓点水，更谈不上有以希腊人为本位的系统论著。然而，无论从希腊史还是从罗马史角度而言，罗马时代的希腊人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希腊古典文化中的不少成就是他们创造的。而他们何以能够并且究竟怎样保持自己的民族存在和认同，无疑是理解他们这段历史和这些成就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像同样被罗马征服的西部地中海世界诸民族一样罗马化，而是仍作为一个“文化民族”将其传统的民族认同一直保持到罗马帝国基督化前夕为止。
罗马时代希腊人所继承的民族认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对于自身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同一性的认同；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的观念；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认同。这些内容依次形成于古风时代（公元前776—前480年）、古典时代（公元前480—前323年）和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前31年）， 虽然形成的次序不同，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意识形态体系。
在公元前8世纪末叶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这一期间，Hellenes（“希腊人”）由一支希腊部落的名称演变为全体希腊人的总称。这一民族总称本身当然也是各部落和各城邦的希腊人在它之下确立认同的最鲜明的标记。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人对于自身认同的各种行为和话语当中，最具经典性的表述恐怕莫过于希罗多德的一句话：“to Hellenikon, eon homaimon te kai homoglosson, kai theon hidrymata te koina kai thysiai ethea te homotropa 。 ” 其中的 to Hellenikon既可以理解为“希腊人”，也可以理解为“希腊特性”这一抽象意义。在后一种意义上，它相当于现代西方语言中的Greekness, Greekhood, Hellenicity, grécité等词。这样，这句话就既可以译作“希腊人有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庙、祭礼和共同的习俗”，也可以译作“希腊特性是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庙、祭礼和共同的习俗”。显然，系动词“是”（eon）和系表句式使这句话看起来很像一个关于“希腊人”或“希腊特性”的定义。
民族认同不仅是一个认同“自我”（self）的问题，还是一个对“自我”与“他者”（other）即其他民族加以区分的问题。更多的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早期，barbaroi（此为复数，单数为barbaros）由原来一个偶然用于嘲笑外族语言的词语最终演变为一个同“希腊人”相对立的概念，构成对一切非希腊人的蔑称。希腊人眼中的这种barbaroi不会说希腊语，缺乏理性；缺乏政治自由，由暴君统治；丧失节制，荒淫无度，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等。我们在汉语中通常将这个barbaros译为“蛮族人”。促成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观念形成的最根本因素是希波战争。这场战争是希腊人第一次成功地抵抗外敌入侵的泛希腊主义联合行动。外来威胁和抗战的胜利促使希腊人转到侧重于从外部，从“他者”，从非希腊人角度来进行自我定义。
早在古典时代后期，伊索克拉底在谈到当时尚属个别的希腊化现象时，就已经预言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对希腊化的蛮族人愈加普遍的认同：“‘希腊人’这个名字已不再表现为一个种族（genos）的名称，而是一种智力（dianoia）的名称了；与其把与我们出身（physis）相同的人叫做‘希腊人’，不如把拥有我们的文化（paideusis）的人叫做‘希腊人’。”在希腊化各王国统治者以希腊文明作为统治的文化基础的情况下，接受希腊教育和文化，会说希腊语，奉行希腊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非希腊人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被认同为希腊人。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实质上都构成了“文化”的具体内容，其认同总括而言便是一种文化认同。
希腊人素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民族”，其同一性从来不依赖于政治统一，因而其传统的民族认同内容并未因罗马的统治而改变。由于希腊文化自身的影响和罗马对它的支持，希腊化进程在罗马时代并没有停止，反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大。例如，加拉太人是迁居到小亚细亚的一支高卢人，他们的希腊化就发生在罗马时代。一直到古代晚期，罗马帝国东部各行省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希腊化的非希腊人。
“希腊人”这个族名在罗马时代的使用情况与在希腊化时代并无二致。被称为“希腊人”者既有种族上的希腊人，也有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罗马在希腊本土设置了阿凯亚（Achaia）行省，但是没有希腊人因此而自称“阿凯亚人”。马其顿人在希腊化时代以前没有被视为希腊人，在罗马时代的铭文中则被明确地列为希腊人的一个部落：“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部落”（Makedosin kai tois loipois ethnesin tois Hellenikois）。“亚细亚的希腊人”（tois epi tes Asias Hellesin）、“亚细亚的希腊人共同体”（koinon ton epi tes Asias Hellenon）、“比提尼亚的希腊人共同体”（koinon ton en Beithyniai Hellenon）等提法均见于小亚细亚出土的罗马时代的铭文。
在罗马时代，血缘认同的传统仍在希腊人当中延续。罗马皇帝哈德良应某些希腊城市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全体希腊人的组织——“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on）。关于入盟资格，学者对史料的解读存在分歧。S. 斯万（S. Swain）认为， 相关的史料表明，有入盟意图者须证明与罗马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和在种族及文化方面的希腊特性。(19) 而J. M. 豪尔（J. M. Hall）则指出，现存涉及入盟标准的史料事实上只强调了希腊血统（genos Hellenikon）。的确，同希腊化时代的情形一样，某些入盟城邦实际上是由希腊化的非希腊人构成的，但它们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入盟资格，就采用虚构的血缘谱系来追溯与希腊本土的关系。例如，辛那达（Synnada）本是希腊化的弗吕吉亚城市，却自称是由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合建的。基比拉（Kibyra）居民的祖先主要是吕底亚人，他们却声称基比拉是斯巴达人建立的殖民地，同雅典人也有亲缘关系。
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在罗马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中其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的同时，实现方式却发生了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适应罗马统治的前提下，将自身认同的主方向定为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传统。面对当代的屈辱和无力，他们需要在回顾和重温祖先的荣光中得到安慰。在独立和主权失落后，他们需要从自己本已享有崇高地位的文化中找寻更多的自豪。
作为失败者和被统治者，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复杂和充满矛盾的。E. S. 格鲁恩将希腊人对罗马扩张的态度描述为“有仇恨，也有钦佩、惧怕、感激、愤怒、失望，尤其还有慌乱”。 这是罗马刚开始对希腊世界征服时期希腊人的心理反应，不过它已经奠定了日后希腊人对待罗马统治的心理基调。被罗马征服和统治以后，除了上述绝大部分心情外，希腊人对待罗马人的态度中至少又增加了屈从和不时的逢迎。我们仅从“罗马”和“罗马人”这些名称在希腊人中间曾经带来的两种不同凡响中，就可以感受到希腊人内心的矛盾。
罗马的征服和剥削、米特里达提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后的罗马内战的摧残，实际上使希腊人在共和时期已变得意志消沉。在希腊化时代就已日益丧失其古典时代精神实质的城邦沦为罗马统治下的自治城市。虽然铭文资料显示希腊城市的政治活动依然频繁，但这些政治活动仅仅停留在罗马容许的范围，并且把持在安心于同罗马合作的贵族寡头手中。城市中虽然依旧存在对贪婪的罗马统治者的仇恨，但为了求得生存，这些城市不得不服从罗马统治者。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没有消失，而且在很多时候是对从罗马统治者那里获得某种特殊权利、地位或称号的竞争。当某个希腊城市向罗马统治者请求获得某种待遇或权利的时候，其派出的使节总是要讲述本城的光荣历史和有关传说、同罗马的友好关系和对罗马的贡献，以此作为支持他们这种请求的佐证，或是它应当受到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特殊待遇或荣誉的理由。而罗马统治者关心的是整个罗马的事务，对某个希腊城市的政策往往只是从其现实的政治利益出发而定，于是该城市对罗马的贡献是被优先考虑的因素，而对希腊人讲述的光荣历史不感兴趣，或者鄙薄蔑视，甚至在必要时对该城市为罗马做出的贡献也不加理会。希腊城市有很长的崇拜希腊化统治者的传统，那么，无论是在共和时期还是在帝国时期，他们向罗马人提供类似的崇拜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帝国时期的希腊人也像整个帝国中的其他民族一样确立了对皇帝的崇拜。罗马人一方面鄙视希腊人的这种阿谀，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并愿意接受这种崇拜。希腊人虽然被迫对罗马人屈服和曲意逢迎，但同时怀有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和自豪感，认为罗马人粗陋土气，缺乏文化精神，将他们归入蛮族之列。罗马人自己也清楚，希腊人对自己的鄙视丝毫不亚于自己对他们的鄙视。这些便是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关系、态度以及在其中如何表达其民族认同的一般情形，这种情形从共和时代一直到帝国时代都没有根本性改变。
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结束了罗马内战，此后便是帝国两个多世纪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一直到公元267年黑鲁利人（Heruli）入侵时为止。 除了在马可·奥里略时期考斯托波奇人（Costoboci）入侵并被击退这一较小的动荡外， 希腊人再次生活在罗马强加的和平之下，而他们在以前的独立时代从未享受到如此长时间的和平。在大约公元50—250年之间即所谓的“第二智者时期”， 希腊人实现了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这一时期，雄辩术这种公共表演性演说成为最富有声誉的文学和文化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演说家被称为“智者”（sophistes）。很多智者在其城市甚或行省中都颇有影响。他们常常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声望来制止城市内部的骚乱或调停城市间的纠纷。他们还被派做使节前去为皇帝登基祝贺或者为本城市谋求某些特权。而且，大多数智者投入到教学活动中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要超过雄辩术，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希腊教育的发展。“第二智者时期”不仅是公共演说繁荣的时代，在智者所发挥的文化主导作用之下，希腊人的其他各类文学体裁在此时都涌现了不朽的佳作。与此相联系的是整个希腊文化和经济获得了全面复兴，甚至城邦政治传统也在有限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智者演说使用的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阿提卡方言， 演说中充满着对希腊伟大过去的旁征博引。语言形式及风格的复古和对往昔光荣的回顾也充斥于其他文学体裁中。这些智者、作家等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于富有的上层，并已成为罗马公民，有的甚至还享受到了皇帝赐予的某些特权，可以说是罗马政权下的受惠者，但其作品和言行不时流露出对希腊文化的更为自信，有时甚至不乏对罗马人近乎鄙视的述说，因而在希腊人当中颇受欢迎。而且，这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以从中寻找和汲取引以自豪的民族精神力量的做法，并不只局限于上层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在这一点上反而比他们更为激进。在这种时候，作为罗马政权受惠者的希腊上层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不安。普鲁塔克的一番言论很能反映这种情况：“各城邦的领袖荒唐地鼓动民众效仿祖先的功业、理想和行动，而这些在如今并不合时宜。他们本来很可笑，却未受到嘲笑，他们竟然根本没有受到鄙薄。”“马拉松战役、优里密顿河战役、普拉提亚战役以及所有会令民众躁动不安、恣肆妄为的事例都应该留给智者们讨论”，“不应激起风暴”。面对民众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希腊文化自豪的上层知识分子的最终落脚点却是强调服从罗马的统治。他们往往在缅怀民族的光荣历史之后，忘不了提醒和告诫民众：这些光荣已不复存在，今天有更基本的任务等待着希腊人，那就是在和睦中生活，否则会招致罗马政府的干涉。
公元前1 世纪的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其野蛮的征服者，将文艺带进了粗野的拉丁姆”。 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崇尚、吸收和提倡，不仅为其自身带来了收益，反过来也助长了希腊人的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某些当权者和皇帝实施的亲希腊主义政策对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也不无促进作用。
与罗马征服希腊人同步的是它大规模吸收希腊文化的过程。到公元前2世纪末，希腊语成为罗马人教育中的第一语言，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是双语人。不过通常所谓的“罗马的希腊化”并非全盘的希腊化。公元前2世纪前期， 以加图为代表的传统派就曾对希腊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抵制。虽然这种抵制未能取得胜利，罗马希腊化的进程仍在继续，但罗马人最终走上的是一条选择性的希腊化道路，并在其“希腊化”中建构了自己强烈的罗马特性，而且还产生了欲与希腊人在文化上一争短长的嫉妒心态。罗马人也因此对希腊人加以贬斥，例如：认为希腊人性格“轻率”，而与罗马人的“沉稳”截然不同，“轻率”使他们的公民大会为反复无常的愚蠢暴民所操纵，使他们丢掉了独立并只知阿谀新主子；他们狡诈堕落，奴性十足而又傲慢自大，厚颜无耻；说话容易激动而过于草率，喜好卖弄理论，热衷于讲述神话；过分重视美术和音乐；他们在体育馆中的裸体锻炼对军事训练来说毫无用处。 罗马人赋予希腊人一个囊括一切蔑视内容的小称词蔑称Graeculus（“小希腊儿”）。不过他们有时还把希腊人区别看待，例如将作为“文明”故乡的“古希腊”同“当代无精打采的希腊”对立起来，将“真正的希腊人”与希腊化东方的希腊人区分开来。当然，罗马人并没有忘记希腊人将他们也视为蛮族。
在对希腊人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中，罗马人的亲希腊主义从共和时代到早期帝国时代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卢库卢斯（Lucullus）减轻苏拉强加给亚细亚行省希腊城市的罚金和税务，救助希腊难民返回自己城邦，从而受到希腊人的爱戴而被奉为“恩主”。希腊人还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宗教节日。他喜爱希腊文化，其私人图书馆对希腊人开放。对于前来罗马的希腊人来说，他的家俨然成了“希腊人之家”。奥古斯都在阿克兴胜利后返还了安东尼攫取的某些希腊艺术品。他还将希腊哲学家留在宫中，并给予很高的荣誉。克劳狄授予很多希腊人以罗马公民权。尼禄在位时期，亲希腊主义政策出现了一次高潮。尼禄酷爱希腊的悲剧表演、歌唱和马车比赛。他不满足于在罗马召开和参加希腊样式的竞技会，还远赴希腊，花15个月的时间（公元66—67年）参加了所有泛希腊竞技会和重要的城邦竞技会。竞技会裁判也投其所好，全都宣布他为胜利者。他离开之前，在地峡竞技会会场上亲自宣布把自由授给整个阿凯亚行省。尼禄的亲希腊主义使他在希腊人中间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尼禄赋予希腊人的自由只维持了两三年的时间。“希腊人实际上并没有能够从这份赠予中得到好处，因为尼禄之后韦伯芗统治时期他们陷入了内部纷争，韦伯芗命令他们重新纳税和听命于总督，还说希腊人已经不懂得自由了。”到了图拉真时期，元老资格最终扩大到整个帝国的各个行省中。除开始被吸纳进元老院外，希腊人还在这时首次担任了执政官。 “第二智者时期”希腊文化的全面复兴中也不无罗马亲希腊主义政策的推动作用。
亲希腊主义到哈德良在位时期达到了最高峰。游遍帝国全境的哈德良更为青睐东部的希腊世界，对希腊人给以很多优待，比如在安条克兴修各种大型公共工程，充实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等。他尤其喜爱雅典，曾三访这座历史名城，并一向乐于给雅典和某些雅典人以好处。他们完成了雅典的“奥林波斯的宙斯”神庙的修建。他最辉煌的亲希腊主义举动，是应某些希腊城市的要求，在公元131—132年以雅典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全体希腊人的组织——“泛希腊同盟”。同盟的成员城市来自阿凯亚、色雷斯、亚细亚、克里特和库列涅等行省。他们派出被称作“泛希腊人”（Panhellenes）的代表组成议事会，议事会由执政官主持。 这些代表均为来自各行省的希腊显贵人士。即使学者对载有入盟资格的史料解读不一，但综合观之，入盟资格显然包括具有高贵的希腊特性和对罗马的忠诚。现存关于“泛希腊同盟”的史料主要是关于宗教活动的。同盟的中心崇拜是对艾琉昔斯的德墨特耳女神和被神化的同盟创建者“泛希腊的哈德良”（Hadrianus Panhellenios）的崇拜。同盟还建有“泛希腊的赫拉和宙斯”神庙和万神殿。史料也表明它不具有实质性的行政职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泛希腊同盟”至少持续至公元3世纪50年代，史料能够证实的最后一届“泛希腊节”即举办于此时。
“泛希腊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是哈德良亲希腊主义的政治产物，但其建立当中也包含着“力图将希腊人的民族感情引向文化和礼仪渠道”的意图，“它比喜好竞争而又招人讨厌的行省共同体更能有效地将这种民族感情置于帝国体制的束缚之下。” 从希腊人方面而言，它也的确是其泛希腊主义的民族认同在罗马统治下的行动体现和实现形式之一。它提高了“老希腊”的声誉，促进了其传统和价值观在整个帝国东部希腊人世界中的复活和强化，确认了在罗马帝国统治境况下希腊人定义自身民族特性的取向。在对成员城市的选择中，它趋向于排除“边缘性”希腊化地区缺乏传统的城市，而乐于接受能够证明与“老希腊”有联系的城市。这实质上是以“老希腊”为标准来划定希腊民族共同体自身的族性边界，而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就构成了希腊特性的核心内容和希腊人民族认同的主导动力。“泛希腊同盟”加强了帝国东部希腊城市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希腊人将整个人类区分为希腊人和蛮族人，意味着将罗马人也置于蛮族之列并将其推到了“文明”的对立面。尽管早在公元前1世纪末， 亲罗马的希腊历史学家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就曾试图证明罗马人在起源上也是希腊人，而且是比其他希腊部落“更古老和更加希腊的”（Hellenikoteron）希腊人，尽管普鲁塔克曾偶然将罗马人、希腊人和蛮族人三个名称并列，传统的希腊人—蛮族人两分法还是在长时期内被希腊人本能地保持着，即便在那些对罗马友好的希腊作家的著作中，甚至在“金嘴”狄翁对皇帝图拉真发表的“论王权”演说中也是如此。
不过，像对其他被征服民族一样，帝国的权力和公民权对希腊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吸引力。随着希腊精英与罗马政权合作的不断加深，以及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希腊人的逐渐增多，对罗马的认同也悄然而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罗马内战之前没有来自意大利之外的希腊人获得罗马公民权。内战过程中，苏拉、庞培、屋大维和安东尼等不同程度地将罗马公民权授予为自己服务的希腊上层或军官个人。元首制建立后，皇帝更为频繁地授予希腊人以罗马公民权。一些希腊人，主要是城市中的社会上层，也通过书面申请或他人举荐等方式从皇帝那里谋求官职或包括罗马公民权在内的民事权利。罗马公民权作为一种特权和荣誉，无疑有着表明和确认更高身份的意义，对罗马的认同也最容易体现在对罗马公民权颇为看重的心理上。至少在公元2世纪的史料中就已显露了这种端倪。 琉善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一个没有文化、说话文理不通的希腊人夸耀罗马皇帝授予他罗马公民权时，犬儒学派的哲学家戴摩那克斯（Demonax）挖苦他说：“要是他使你成为一个希腊人而不是罗马人就好了。”这个故事也暗示了曾有过一个罗马认同与希腊认同并存和冲突的阶段。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琉善是第一个将罗马帝国及其居民称为“我们”的希腊人。他称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为“第一流的罗马人”。稍后的埃利优斯·阿里斯提戴斯在对希腊文化和历史充满自豪的同时，又将罗马视为伟大的统一者，称之为“共同的城邦”、“一片绵延的国土”、“一个使一切民族臣服的民族”。他赞扬罗马人“使‘罗马’这个词不是一个城邦的名称了，而是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的名称；这个民族不是一切民族当中的一个民族，而是抵消了其他一切民族的民族”。他认为现在罗马已经把世界划分为罗马人和非罗马人，从而取代了原来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划分。
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宣布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对于该敕令，人们传统上常接受狄翁·卡西优斯的说法，认为其颁布动机可能是为了扩大继承税。A. N. 舍尔文—怀特认为，该继承税早已经存在，卡拉卡拉的动机是要扩展业已普遍的皇帝个人崇拜，把感召人们的统一观念完全落实，把“罗马人民的伟大”置于最可能的广泛认同基础之上。应该说，对于卡拉卡拉的这种意图，的确出现了某些积极回应的迹象：这之后埃及的大量纸草文献表明，那里的埃及人和希腊人虽仍保留着原有的传统，但敕令在最初已经带来了心理上和荣誉上的变化。这样，希腊人在保持自己民族传统认同的同时，开始普遍认同自己为罗马人。而且，两种认同还呈现出合流的趋势。例如，卡帕多奇亚主教格列高利·陶马图尔果斯（约公元213—217年）在赞美罗马法律的完善时说，“一言以蔽之，它是最为希腊的”。
罗马公民权被推广到整个帝国范围已使希腊语中“罗马人”（单数为Rhomaios，复数为Rhomaioi）一词被不加区别地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民族身上，而罗马帝国的基督化又使帝国和基督世界合而为一，这样到公元4世纪末为止，“罗马人”变成了基督徒的同义语。这也意味着“罗马人”一词丧失了民族内涵，而获得了政治和宗教的内涵，紧接着的连锁反应是“希腊人”（单数为Hellen，复数为Hellenes）这一名称民族内涵的丧失和宗教内涵的强化。在基督教的排挤下，希腊人日益放弃自己的传统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皈依基督教的希腊人只自称“罗马人”，而不再称自己为“希腊人”。
“希腊人”则被用来指称那些仍旧固守古代希腊传统宗教的城市居民，他们通常是上层阶级。当城市基督化后，该名称又被用于指任何一种多神教信奉者和偶像崇拜者，无论他是否说希腊语，乃至于最后该名称的使用被进一步推到了荒谬的极端：任何一种异教徒和蛮族人都被称为“希腊人”！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罗马人”取代“希腊人”作为希腊人自称的过程可能并非很快，某些偏远农村的希腊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保留着旧称。而且，从公元7世纪以来， “希腊人”一词古代原有的民族涵义又在东正教之外的个别场合中复活了。“罗马人”虽是拜占庭时期希腊人通常的民族自称，但“希腊人”一词也偶尔被使用，有时使用中还带有民族自豪感。古代希腊民族文化的很多营养也被基督教所吸收，流淌在拜占庭时期希腊东正教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拜占庭时期希腊人以“罗马人”和基督徒身份为本位的民族认同并非对古代希腊人民族特性和认同的完全否定。
在希腊人传统的民族认同观念体系中，“希腊特性”和“蛮族人”分别构成了建构“自我”和“他者”的最基本的范畴。如何拿这些旧有的范畴去衡量新时代中的“自我”和“他者”，尤其是应对罗马这个非同寻常的新“他者”，如何在罗马统治的新环境下去重新界定和诠释这些旧范畴，便是罗马时代希腊人建构“自我”认同的内在逻辑。罗马人希腊化了，但却是有选择性地希腊化，故亦“非我族类”，也是“蛮族”。他们是希腊人的征服者，又是希腊文化的保护人，让人又恨又爱。在他们面前，自己无独立可言，却可大声言说独立时代先辈的荣光。在对往昔辉煌的重温之中，依旧能够体验作为“希伦子孙”的自豪，感受希腊语言的优美，表达对奥林波斯诸神的虔敬，享受迥异于“蛮族”的“文明”生活。而当自己也变成一个“罗马人”，而后又和罗马一起皈依了基督教时，却蓦然发现先前的“自我”竟是“蛮族”、“他者”了。这便是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民族认同的心路历程。
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像同样被罗马征服的西部地中海世界诸民族一样罗马化，而是仍作为一个“文化民族”将其传统的民族认同一直保持到罗马帝国基督化前夕为止。
罗马时代希腊人所继承的民族认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对于自身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同一性的认同；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的观念；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认同。这些内容依次形成于古风时代（公元前776—前480年）、古典时代（公元前480—前323年）和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前31年）， 虽然形成的次序不同，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意识形态体系。
在公元前8世纪末叶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这一期间，Hellenes（“希腊人”）由一支希腊部落的名称演变为全体希腊人的总称。这一民族总称本身当然也是各部落和各城邦的希腊人在它之下确立认同的最鲜明的标记。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人对于自身认同的各种行为和话语当中，最具经典性的表述恐怕莫过于希罗多德的一句话：“to Hellenikon, eon homaimon te kai homoglosson, kai theon hidrymata te koina kai thysiai ethea te homotropa 。 ” 其中的 to Hellenikon既可以理解为“希腊人”，也可以理解为“希腊特性”这一抽象意义。在后一种意义上，它相当于现代西方语言中的Greekness, Greekhood, Hellenicity, grécité等词。这样，这句话就既可以译作“希腊人有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庙、祭礼和共同的习俗”，也可以译作“希腊特性是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庙、祭礼和共同的习俗”。显然，系动词“是”（eon）和系表句式使这句话看起来很像一个关于“希腊人”或“希腊特性”的定义。
民族认同不仅是一个认同“自我”（self）的问题，还是一个对“自我”与“他者”（other）即其他民族加以区分的问题。更多的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早期，barbaroi（此为复数，单数为barbaros）由原来一个偶然用于嘲笑外族语言的词语最终演变为一个同“希腊人”相对立的概念，构成对一切非希腊人的蔑称。希腊人眼中的这种barbaroi不会说希腊语，缺乏理性；缺乏政治自由，由暴君统治；丧失节制，荒淫无度，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等。我们在汉语中通常将这个barbaros译为“蛮族人”。促成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观念形成的最根本因素是希波战争。这场战争是希腊人第一次成功地抵抗外敌入侵的泛希腊主义联合行动。外来威胁和抗战的胜利促使希腊人转到侧重于从外部，从“他者”，从非希腊人角度来进行自我定义。
早在古典时代后期，伊索克拉底在谈到当时尚属个别的希腊化现象时，就已经预言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对希腊化的蛮族人愈加普遍的认同：“‘希腊人’这个名字已不再表现为一个种族（genos）的名称，而是一种智力（dianoia）的名称了；与其把与我们出身（physis）相同的人叫做‘希腊人’，不如把拥有我们的文化（paideusis）的人叫做‘希腊人’。”在希腊化各王国统治者以希腊文明作为统治的文化基础的情况下，接受希腊教育和文化，会说希腊语，奉行希腊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非希腊人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被认同为希腊人。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实质上都构成了“文化”的具体内容，其认同总括而言便是一种文化认同。
希腊人素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民族”，其同一性从来不依赖于政治统一，因而其传统的民族认同内容并未因罗马的统治而改变。由于希腊文化自身的影响和罗马对它的支持，希腊化进程在罗马时代并没有停止，反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大。例如，加拉太人是迁居到小亚细亚的一支高卢人，他们的希腊化就发生在罗马时代。一直到古代晚期，罗马帝国东部各行省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希腊化的非希腊人。
“希腊人”这个族名在罗马时代的使用情况与在希腊化时代并无二致。被称为“希腊人”者既有种族上的希腊人，也有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罗马在希腊本土设置了阿凯亚（Achaia）行省，但是没有希腊人因此而自称“阿凯亚人”。马其顿人在希腊化时代以前没有被视为希腊人，在罗马时代的铭文中则被明确地列为希腊人的一个部落：“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部落”（Makedosin kai tois loipois ethnesin tois Hellenikois）。“亚细亚的希腊人”（tois epi tes Asias Hellesin）、“亚细亚的希腊人共同体”（koinon ton epi tes Asias Hellenon）、“比提尼亚的希腊人共同体”（koinon ton en Beithyniai Hellenon）等提法均见于小亚细亚出土的罗马时代的铭文。
在罗马时代，血缘认同的传统仍在希腊人当中延续。罗马皇帝哈德良应某些希腊城市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全体希腊人的组织——“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on）。关于入盟资格，学者对史料的解读存在分歧。S. 斯万（S. Swain）认为， 相关的史料表明，有入盟意图者须证明与罗马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和在种族及文化方面的希腊特性。(19) 而J. M. 豪尔（J. M. Hall）则指出，现存涉及入盟标准的史料事实上只强调了希腊血统（genos Hellenikon）。的确，同希腊化时代的情形一样，某些入盟城邦实际上是由希腊化的非希腊人构成的，但它们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入盟资格，就采用虚构的血缘谱系来追溯与希腊本土的关系。例如，辛那达（Synnada）本是希腊化的弗吕吉亚城市，却自称是由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合建的。基比拉（Kibyra）居民的祖先主要是吕底亚人，他们却声称基比拉是斯巴达人建立的殖民地，同雅典人也有亲缘关系。
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在罗马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中其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的同时，实现方式却发生了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适应罗马统治的前提下，将自身认同的主方向定为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传统。面对当代的屈辱和无力，他们需要在回顾和重温祖先的荣光中得到安慰。在独立和主权失落后，他们需要从自己本已享有崇高地位的文化中找寻更多的自豪。
作为失败者和被统治者，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复杂和充满矛盾的。E. S. 格鲁恩将希腊人对罗马扩张的态度描述为“有仇恨，也有钦佩、惧怕、感激、愤怒、失望，尤其还有慌乱”。 这是罗马刚开始对希腊世界征服时期希腊人的心理反应，不过它已经奠定了日后希腊人对待罗马统治的心理基调。被罗马征服和统治以后，除了上述绝大部分心情外，希腊人对待罗马人的态度中至少又增加了屈从和不时的逢迎。我们仅从“罗马”和“罗马人”这些名称在希腊人中间曾经带来的两种不同凡响中，就可以感受到希腊人内心的矛盾。
罗马的征服和剥削、米特里达提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后的罗马内战的摧残，实际上使希腊人在共和时期已变得意志消沉。在希腊化时代就已日益丧失其古典时代精神实质的城邦沦为罗马统治下的自治城市。虽然铭文资料显示希腊城市的政治活动依然频繁，但这些政治活动仅仅停留在罗马容许的范围，并且把持在安心于同罗马合作的贵族寡头手中。城市中虽然依旧存在对贪婪的罗马统治者的仇恨，但为了求得生存，这些城市不得不服从罗马统治者。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没有消失，而且在很多时候是对从罗马统治者那里获得某种特殊权利、地位或称号的竞争。当某个希腊城市向罗马统治者请求获得某种待遇或权利的时候，其派出的使节总是要讲述本城的光荣历史和有关传说、同罗马的友好关系和对罗马的贡献，以此作为支持他们这种请求的佐证，或是它应当受到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特殊待遇或荣誉的理由。而罗马统治者关心的是整个罗马的事务，对某个希腊城市的政策往往只是从其现实的政治利益出发而定，于是该城市对罗马的贡献是被优先考虑的因素，而对希腊人讲述的光荣历史不感兴趣，或者鄙薄蔑视，甚至在必要时对该城市为罗马做出的贡献也不加理会。希腊城市有很长的崇拜希腊化统治者的传统，那么，无论是在共和时期还是在帝国时期，他们向罗马人提供类似的崇拜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帝国时期的希腊人也像整个帝国中的其他民族一样确立了对皇帝的崇拜。罗马人一方面鄙视希腊人的这种阿谀，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并愿意接受这种崇拜。希腊人虽然被迫对罗马人屈服和曲意逢迎，但同时怀有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和自豪感，认为罗马人粗陋土气，缺乏文化精神，将他们归入蛮族之列。罗马人自己也清楚，希腊人对自己的鄙视丝毫不亚于自己对他们的鄙视。这些便是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关系、态度以及在其中如何表达其民族认同的一般情形，这种情形从共和时代一直到帝国时代都没有根本性改变。
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结束了罗马内战，此后便是帝国两个多世纪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一直到公元267年黑鲁利人（Heruli）入侵时为止。 除了在马可·奥里略时期考斯托波奇人（Costoboci）入侵并被击退这一较小的动荡外， 希腊人再次生活在罗马强加的和平之下，而他们在以前的独立时代从未享受到如此长时间的和平。在大约公元50—250年之间即所谓的“第二智者时期”， 希腊人实现了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这一时期，雄辩术这种公共表演性演说成为最富有声誉的文学和文化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演说家被称为“智者”（sophistes）。很多智者在其城市甚或行省中都颇有影响。他们常常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声望来制止城市内部的骚乱或调停城市间的纠纷。他们还被派做使节前去为皇帝登基祝贺或者为本城市谋求某些特权。而且，大多数智者投入到教学活动中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要超过雄辩术，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希腊教育的发展。“第二智者时期”不仅是公共演说繁荣的时代，在智者所发挥的文化主导作用之下，希腊人的其他各类文学体裁在此时都涌现了不朽的佳作。与此相联系的是整个希腊文化和经济获得了全面复兴，甚至城邦政治传统也在有限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智者演说使用的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阿提卡方言， 演说中充满着对希腊伟大过去的旁征博引。语言形式及风格的复古和对往昔光荣的回顾也充斥于其他文学体裁中。这些智者、作家等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于富有的上层，并已成为罗马公民，有的甚至还享受到了皇帝赐予的某些特权，可以说是罗马政权下的受惠者，但其作品和言行不时流露出对希腊文化的更为自信，有时甚至不乏对罗马人近乎鄙视的述说，因而在希腊人当中颇受欢迎。而且，这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以从中寻找和汲取引以自豪的民族精神力量的做法，并不只局限于上层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在这一点上反而比他们更为激进。在这种时候，作为罗马政权受惠者的希腊上层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不安。普鲁塔克的一番言论很能反映这种情况：“各城邦的领袖荒唐地鼓动民众效仿祖先的功业、理想和行动，而这些在如今并不合时宜。他们本来很可笑，却未受到嘲笑，他们竟然根本没有受到鄙薄。”“马拉松战役、优里密顿河战役、普拉提亚战役以及所有会令民众躁动不安、恣肆妄为的事例都应该留给智者们讨论”，“不应激起风暴”。面对民众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希腊文化自豪的上层知识分子的最终落脚点却是强调服从罗马的统治。他们往往在缅怀民族的光荣历史之后，忘不了提醒和告诫民众：这些光荣已不复存在，今天有更基本的任务等待着希腊人，那就是在和睦中生活，否则会招致罗马政府的干涉。
公元前1 世纪的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其野蛮的征服者，将文艺带进了粗野的拉丁姆”。 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崇尚、吸收和提倡，不仅为其自身带来了收益，反过来也助长了希腊人的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某些当权者和皇帝实施的亲希腊主义政策对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也不无促进作用。
与罗马征服希腊人同步的是它大规模吸收希腊文化的过程。到公元前2世纪末，希腊语成为罗马人教育中的第一语言，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是双语人。不过通常所谓的“罗马的希腊化”并非全盘的希腊化。公元前2世纪前期， 以加图为代表的传统派就曾对希腊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抵制。虽然这种抵制未能取得胜利，罗马希腊化的进程仍在继续，但罗马人最终走上的是一条选择性的希腊化道路，并在其“希腊化”中建构了自己强烈的罗马特性，而且还产生了欲与希腊人在文化上一争短长的嫉妒心态。罗马人也因此对希腊人加以贬斥，例如：认为希腊人性格“轻率”，而与罗马人的“沉稳”截然不同，“轻率”使他们的公民大会为反复无常的愚蠢暴民所操纵，使他们丢掉了独立并只知阿谀新主子；他们狡诈堕落，奴性十足而又傲慢自大，厚颜无耻；说话容易激动而过于草率，喜好卖弄理论，热衷于讲述神话；过分重视美术和音乐；他们在体育馆中的裸体锻炼对军事训练来说毫无用处。 罗马人赋予希腊人一个囊括一切蔑视内容的小称词蔑称Graeculus（“小希腊儿”）。不过他们有时还把希腊人区别看待，例如将作为“文明”故乡的“古希腊”同“当代无精打采的希腊”对立起来，将“真正的希腊人”与希腊化东方的希腊人区分开来。当然，罗马人并没有忘记希腊人将他们也视为蛮族。
在对希腊人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中，罗马人的亲希腊主义从共和时代到早期帝国时代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卢库卢斯（Lucullus）减轻苏拉强加给亚细亚行省希腊城市的罚金和税务，救助希腊难民返回自己城邦，从而受到希腊人的爱戴而被奉为“恩主”。希腊人还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宗教节日。他喜爱希腊文化，其私人图书馆对希腊人开放。对于前来罗马的希腊人来说，他的家俨然成了“希腊人之家”。奥古斯都在阿克兴胜利后返还了安东尼攫取的某些希腊艺术品。他还将希腊哲学家留在宫中，并给予很高的荣誉。克劳狄授予很多希腊人以罗马公民权。尼禄在位时期，亲希腊主义政策出现了一次高潮。尼禄酷爱希腊的悲剧表演、歌唱和马车比赛。他不满足于在罗马召开和参加希腊样式的竞技会，还远赴希腊，花15个月的时间（公元66—67年）参加了所有泛希腊竞技会和重要的城邦竞技会。竞技会裁判也投其所好，全都宣布他为胜利者。他离开之前，在地峡竞技会会场上亲自宣布把自由授给整个阿凯亚行省。尼禄的亲希腊主义使他在希腊人中间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尼禄赋予希腊人的自由只维持了两三年的时间。“希腊人实际上并没有能够从这份赠予中得到好处，因为尼禄之后韦伯芗统治时期他们陷入了内部纷争，韦伯芗命令他们重新纳税和听命于总督，还说希腊人已经不懂得自由了。”到了图拉真时期，元老资格最终扩大到整个帝国的各个行省中。除开始被吸纳进元老院外，希腊人还在这时首次担任了执政官。 “第二智者时期”希腊文化的全面复兴中也不无罗马亲希腊主义政策的推动作用。
亲希腊主义到哈德良在位时期达到了最高峰。游遍帝国全境的哈德良更为青睐东部的希腊世界，对希腊人给以很多优待，比如在安条克兴修各种大型公共工程，充实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等。他尤其喜爱雅典，曾三访这座历史名城，并一向乐于给雅典和某些雅典人以好处。他们完成了雅典的“奥林波斯的宙斯”神庙的修建。他最辉煌的亲希腊主义举动，是应某些希腊城市的要求，在公元131—132年以雅典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全体希腊人的组织——“泛希腊同盟”。同盟的成员城市来自阿凯亚、色雷斯、亚细亚、克里特和库列涅等行省。他们派出被称作“泛希腊人”（Panhellenes）的代表组成议事会，议事会由执政官主持。 这些代表均为来自各行省的希腊显贵人士。即使学者对载有入盟资格的史料解读不一，但综合观之，入盟资格显然包括具有高贵的希腊特性和对罗马的忠诚。现存关于“泛希腊同盟”的史料主要是关于宗教活动的。同盟的中心崇拜是对艾琉昔斯的德墨特耳女神和被神化的同盟创建者“泛希腊的哈德良”（Hadrianus Panhellenios）的崇拜。同盟还建有“泛希腊的赫拉和宙斯”神庙和万神殿。史料也表明它不具有实质性的行政职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泛希腊同盟”至少持续至公元3世纪50年代，史料能够证实的最后一届“泛希腊节”即举办于此时。
“泛希腊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是哈德良亲希腊主义的政治产物，但其建立当中也包含着“力图将希腊人的民族感情引向文化和礼仪渠道”的意图，“它比喜好竞争而又招人讨厌的行省共同体更能有效地将这种民族感情置于帝国体制的束缚之下。” 从希腊人方面而言，它也的确是其泛希腊主义的民族认同在罗马统治下的行动体现和实现形式之一。它提高了“老希腊”的声誉，促进了其传统和价值观在整个帝国东部希腊人世界中的复活和强化，确认了在罗马帝国统治境况下希腊人定义自身民族特性的取向。在对成员城市的选择中，它趋向于排除“边缘性”希腊化地区缺乏传统的城市，而乐于接受能够证明与“老希腊”有联系的城市。这实质上是以“老希腊”为标准来划定希腊民族共同体自身的族性边界，而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就构成了希腊特性的核心内容和希腊人民族认同的主导动力。“泛希腊同盟”加强了帝国东部希腊城市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希腊人将整个人类区分为希腊人和蛮族人，意味着将罗马人也置于蛮族之列并将其推到了“文明”的对立面。尽管早在公元前1世纪末， 亲罗马的希腊历史学家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就曾试图证明罗马人在起源上也是希腊人，而且是比其他希腊部落“更古老和更加希腊的”（Hellenikoteron）希腊人，尽管普鲁塔克曾偶然将罗马人、希腊人和蛮族人三个名称并列，传统的希腊人—蛮族人两分法还是在长时期内被希腊人本能地保持着，即便在那些对罗马友好的希腊作家的著作中，甚至在“金嘴”狄翁对皇帝图拉真发表的“论王权”演说中也是如此。
不过，像对其他被征服民族一样，帝国的权力和公民权对希腊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吸引力。随着希腊精英与罗马政权合作的不断加深，以及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希腊人的逐渐增多，对罗马的认同也悄然而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罗马内战之前没有来自意大利之外的希腊人获得罗马公民权。内战过程中，苏拉、庞培、屋大维和安东尼等不同程度地将罗马公民权授予为自己服务的希腊上层或军官个人。元首制建立后，皇帝更为频繁地授予希腊人以罗马公民权。一些希腊人，主要是城市中的社会上层，也通过书面申请或他人举荐等方式从皇帝那里谋求官职或包括罗马公民权在内的民事权利。罗马公民权作为一种特权和荣誉，无疑有着表明和确认更高身份的意义，对罗马的认同也最容易体现在对罗马公民权颇为看重的心理上。至少在公元2世纪的史料中就已显露了这种端倪。 琉善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一个没有文化、说话文理不通的希腊人夸耀罗马皇帝授予他罗马公民权时，犬儒学派的哲学家戴摩那克斯（Demonax）挖苦他说：“要是他使你成为一个希腊人而不是罗马人就好了。”这个故事也暗示了曾有过一个罗马认同与希腊认同并存和冲突的阶段。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琉善是第一个将罗马帝国及其居民称为“我们”的希腊人。他称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为“第一流的罗马人”。稍后的埃利优斯·阿里斯提戴斯在对希腊文化和历史充满自豪的同时，又将罗马视为伟大的统一者，称之为“共同的城邦”、“一片绵延的国土”、“一个使一切民族臣服的民族”。他赞扬罗马人“使‘罗马’这个词不是一个城邦的名称了，而是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的名称；这个民族不是一切民族当中的一个民族，而是抵消了其他一切民族的民族”。他认为现在罗马已经把世界划分为罗马人和非罗马人，从而取代了原来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划分。
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宣布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对于该敕令，人们传统上常接受狄翁·卡西优斯的说法，认为其颁布动机可能是为了扩大继承税。A. N. 舍尔文—怀特认为，该继承税早已经存在，卡拉卡拉的动机是要扩展业已普遍的皇帝个人崇拜，把感召人们的统一观念完全落实，把“罗马人民的伟大”置于最可能的广泛认同基础之上。应该说，对于卡拉卡拉的这种意图，的确出现了某些积极回应的迹象：这之后埃及的大量纸草文献表明，那里的埃及人和希腊人虽仍保留着原有的传统，但敕令在最初已经带来了心理上和荣誉上的变化。这样，希腊人在保持自己民族传统认同的同时，开始普遍认同自己为罗马人。而且，两种认同还呈现出合流的趋势。例如，卡帕多奇亚主教格列高利·陶马图尔果斯（约公元213—217年）在赞美罗马法律的完善时说，“一言以蔽之，它是最为希腊的”。
罗马公民权被推广到整个帝国范围已使希腊语中“罗马人”（单数为Rhomaios，复数为Rhomaioi）一词被不加区别地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民族身上，而罗马帝国的基督化又使帝国和基督世界合而为一，这样到公元4世纪末为止，“罗马人”变成了基督徒的同义语。这也意味着“罗马人”一词丧失了民族内涵，而获得了政治和宗教的内涵，紧接着的连锁反应是“希腊人”（单数为Hellen，复数为Hellenes）这一名称民族内涵的丧失和宗教内涵的强化。在基督教的排挤下，希腊人日益放弃自己的传统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皈依基督教的希腊人只自称“罗马人”，而不再称自己为“希腊人”。
“希腊人”则被用来指称那些仍旧固守古代希腊传统宗教的城市居民，他们通常是上层阶级。当城市基督化后，该名称又被用于指任何一种多神教信奉者和偶像崇拜者，无论他是否说希腊语，乃至于最后该名称的使用被进一步推到了荒谬的极端：任何一种异教徒和蛮族人都被称为“希腊人”！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罗马人”取代“希腊人”作为希腊人自称的过程可能并非很快，某些偏远农村的希腊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保留着旧称。而且，从公元7世纪以来， “希腊人”一词古代原有的民族涵义又在东正教之外的个别场合中复活了。“罗马人”虽是拜占庭时期希腊人通常的民族自称，但“希腊人”一词也偶尔被使用，有时使用中还带有民族自豪感。古代希腊民族文化的很多营养也被基督教所吸收，流淌在拜占庭时期希腊东正教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拜占庭时期希腊人以“罗马人”和基督徒身份为本位的民族认同并非对古代希腊人民族特性和认同的完全否定。
在希腊人传统的民族认同观念体系中，“希腊特性”和“蛮族人”分别构成了建构“自我”和“他者”的最基本的范畴。如何拿这些旧有的范畴去衡量新时代中的“自我”和“他者”，尤其是应对罗马这个非同寻常的新“他者”，如何在罗马统治的新环境下去重新界定和诠释这些旧范畴，便是罗马时代希腊人建构“自我”认同的内在逻辑。罗马人希腊化了，但却是有选择性地希腊化，故亦“非我族类”，也是“蛮族”。他们是希腊人的征服者，又是希腊文化的保护人，让人又恨又爱。在他们面前，自己无独立可言，却可大声言说独立时代先辈的荣光。在对往昔辉煌的重温之中，依旧能够体验作为“希伦子孙”的自豪，感受希腊语言的优美，表达对奥林波斯诸神的虔敬，享受迥异于“蛮族”的“文明”生活。而当自己也变成一个“罗马人”，而后又和罗马一起皈依了基督教时，却蓦然发现先前的“自我”竟是“蛮族”、“他者”了。这便是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民族认同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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