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看三国的精髓是什么？

Answer 1

《三国演义》擅长战争描写，而且作者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
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论谋略，古代更高层次的经典不少。正面讲谋略的有《资治通鉴》，反面讲谋略的有《反经》，还有《战国策》等，事实上《三国演义》中的谋略大都来自上述经典，比起专业化的深邃韬略，《三国》中的“术”与“谋”还算是比较民间和初级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谋略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道”才是最高层次的东西。“术”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

　　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鞭挞。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

　　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谋略可谓高矣，但罗贯中对他却并不喜爱，而是有褒有贬。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取向和民本思想。

　　至于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

　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谋略可谓高矣，但罗贯中对他却并不喜爱，而是有褒有贬：对曹操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谋略，罗贯中予以肯定性的描写;而对他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各种伎俩，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判的。有人谈什么“厚黑学”，也硬往《三国演义》上扯，更是毫无道理的。
　　一、《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什么呢?我认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国家统一的向往。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的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元代末年，广大人民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更是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广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2.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
　　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事实上，“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同时，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军师诸葛亮的“智”、大将关羽张飞等人的“义”，也都符合罗贯中的道德观。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罗贯中把刘备集团理想化而予以热情歌颂。另一方面，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雄”的典型，不仅不忠于刘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作品对其恶德劣行的描写大多于史有据，并非有意“歪曲”;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绩，对他在讨董卓、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役中所表现的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没有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对此不应作片面的理解，更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
　　3.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三国演义》以很大篇幅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董卓集团败坏朝纲，残害百姓，荒**腐朽，导致天下大乱，完全是一伙狐群狗党，混世魔王，作品便不遗余力地予以鞭挞。袁术狂妄自大，轻薄无能，既不注意延揽人才，又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更不顾百姓死活，却急于过皇帝瘾，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严厉批判。袁绍虽然颇有雄心，其集团一度声势赫赫，实力雄厚，但由于袁绍胸无伟略，见事迟缓，坐失战机;不辨贤愚，用人不当，以致关键时刻内讧不已;心胸狭隘，文过饰非，甚至害贤掩过，终于只能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相比之下，刘备、曹操、孙权三大集团在这三方面各有所长：刘备历经磨难，却始终坚持“举大事必以人为本”的信念，深得民心;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堪称千秋佳话;倾心信任诸葛亮，既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又有灵活多变的谋略战术。曹操虽然心术不正，却也十分注意争取人心，延揽人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战略战术上，他也高出同时诸雄。孙权手下也是人才济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统帅均为一时之杰，而且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中，刘、曹、孙三大集团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
　　4.对理想道德的追求。
　　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的历史，描绘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罗贯中不仅表现了对国家统一、清平政治的强烈向往，而且表现了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通观全书，有许多讴歌理想道德的动人故事。为了忠于“桃园之义”，关羽不为曹操的优礼相待所动，毅然挂印封金，千里跋涉，寻访兄长;为了维护兄弟情义，刘备不顾一切地要为关羽报仇，甚至宁可抛弃万里江山;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诸葛亮殚精竭虑，南征北伐，不屈不挠，死而后已……当然，对“忠义”这一概念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封建时代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文人，罗贯中的“忠义”观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也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他的所谓“忠”，常常指一心不贰地为封建王朝奔走效劳，甚至只是为某一集团的领袖卖命捐躯;但也常常指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二，对理想、事业的矢志如一，鞠躬尽瘁。他的所谓“义”，用在政治原则上，有时是封建纲常的代名词，有时又是坚持真理、鞭挞邪恶的同义语;用在人际关系上，往往以个人恩怨为转移，但也常常指对平等互助、患难相依的真诚追求……这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使得《三国演义》的“忠义”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厚，那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参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就这样，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坐标轴。罗贯中依靠这两大坐标轴，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作品达到了难能可贵的高度和深度。
　　二、“桃园结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三国演义》第1回写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时，刘备先后结识了张飞、关羽两位豪杰，三人情投意合，认识次日便举行了脍炙人口的“桃园结义”。
　　应该指出，这个情节是虚构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写道：“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同书《张飞传》也写道：“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这两条记载，只是说张飞把关羽当作哥哥看待，二人忠心耿耿追随刘备，而刘备对他们也十分亲近，“恩若兄弟”;但并没有说三人正式结拜为兄弟。宋元以来，通俗文艺对“恩若兄弟”一语加以增饰渲染，逐渐形成“桃园结义”故事。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有《桃园结义》一节，元杂剧也有无名氏撰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正是在此基础上，罗贯中在《演义》中设计了“桃园结义”这一情节。由于它是“恩若兄弟”这个史实的合理延伸与发挥，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也符合读者的接受心理，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几百年来，影响极大，妇孺皆知。
　　说到“桃园结义”，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誓词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两句，以为这就是刘关张结义的核心价值。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化的认识，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这两句誓词，仅仅表示了忠于兄弟情谊的决心，却并未涉及结义的宗旨和奋斗目标。——有谁会把“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当作结义的目标呢?因此，它决非刘关张结义的价值追求。
　　那么，“桃园结义”的价值追求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三国演义》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誓词中的四句话：“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其中的核心价值则是后面八个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正是这八个字，使得刘关张的结义具有了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们不仅与董卓集团那样害国害民的狐群狗党有着天渊之别，与袁术集团那样趁着乱世占山为王却不顾百姓死活的军阀判若云泥，也与形形色色以利相交的狭隘小集团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成为刘关张高高举起的一面正义旗帜，成为刘蜀集团得人心的根本原因。罗贯中将这八个字写入刘关张结义的誓词，使《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超越了一般通俗文艺，达到了新的精神境界。
　　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后世模仿“桃园结义”者甚多。满族领袖仿效“桃园结义”，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农民起义、民间结社、帮会组织也往往仿效结义的形式，宣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些人以某些帮会组织乃至黑社会也有这类言词为口实，指责《三国演义》影响不好，这是一种脱离作品实际、缺乏历史观念的皮相之见。结义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于结义的目的是什么。“桃园结义”的目标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农民起义军也采用结义方式，为的是反抗封建统治，与黑社会岂能混为一谈?如果有人要拜把子干坏事，这就已经与“桃园结义”的目标背道而驰了，与《三国演义》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是现代社会，同为社会团体、政党，也因其奋斗目标不同而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岂可一概而论?
　　可以说，对“桃园结义”的宗旨和核心价值的误解乃至歪曲已非一日，这至少是没有认真读书所致。但愿我的解说能帮助读者重视罗贯中写得明明白白的这八个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历史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时代，人际关系应以法治为基础，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的“结拜”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不过，一个人，一个群体，如果能够牢记并且真正实践“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人生目标，仍然是值得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