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藩国朝鲜为什么那么思念宗主国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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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04年，距离大明王朝灭亡(1644)已整整一甲子。此时正忙于九子夺嫡家事的康熙爷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藩属国朝鲜此时正在秘密地进行着一场“甲申六十年祭”的纪念明朝大型仪式。这多少有点时光错乱的感觉，要知道，随着台湾在1683年的归于一统，大明朝最后一面王旗在中华已销声匿迹了21年之久。
这一年，朝鲜肃宗国王在自己的王宫后苑中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大报坛”，以至高无上的祭天之礼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自此也成为了朝鲜王朝今后两百年间最为隆重的祭礼。
这一幕只是明亡之后，朝鲜思念明朝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有清一代，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夸张的是，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复国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而最可笑的是，在当时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迷醉于天下观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
自唐朝以降，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朝鲜国内甚至有学者将明朝看成“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大明山河破碎之际都无改初衷。
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朝鲜王朝为李朝(1392—1910年)，事实上，李朝的创建就是朝鲜忠诚于大明的一个最好例证。朝鲜高丽王朝在与朱元璋发生领土争端之后谋划进攻辽东，不愿伐明的高丽大将李成桂先是苦谏国王遭拒，之后便发动政变推翻了高丽王朝，这才建立了李朝。李成桂称王之后，迅速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国策，并且上书朱元璋要求天子赐予“国号”，此举在朝鲜历史上也就仅此一次，朝鲜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赐名后堂堂正正地成为了“朝鲜”。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但却是朝鲜历史上最为尊崇的中国皇帝。朱元璋的“赐名”被朝鲜王朝认为是“大造之恩”，而万历的“抗日援朝”则被朝鲜认为是“再造之恩”，事实上，这也正是“大报坛”的修建初衷。在朝鲜君臣的心目中，万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带上了“舍己救人”的悲剧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朝鲜的肃宗国王甚至“内疚”地认为，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损耗国力，明朝就算亡国，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样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如南明那样旋踵亡国。
尽管此时朝鲜官方文书的纪年在明亡后早已采用清朝的年号，但在私下里，无论是私人文书，还是皇室的祭祀中，一概都是延用明朝纪年，用清朝年号反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当时朝鲜的主流是采用崇祯的年号，以至于出现了“崇祯两百多年”的奇事，19世纪下半叶还有朝鲜儒生自豪地说“唤我作大明人”。
这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现象：某位皇帝在本国早已成为前朝旧人，但在邻国的纪年中却还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着。对此，朝鲜儒家大师朴趾源在“燕行录”名著《热河日记》中一语点明：“尊崇祯以存中国。”既然军事上无法完成反清复明的梦想，就让大明在精神上永存，永远活在“崇祯”的年号中吧。
这一年，朝鲜肃宗国王在自己的王宫后苑中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大报坛”，以至高无上的祭天之礼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自此也成为了朝鲜王朝今后两百年间最为隆重的祭礼。
这一幕只是明亡之后，朝鲜思念明朝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有清一代，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夸张的是，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复国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而最可笑的是，在当时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迷醉于天下观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
自唐朝以降，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朝鲜国内甚至有学者将明朝看成“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大明山河破碎之际都无改初衷。
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朝鲜王朝为李朝(1392—1910年)，事实上，李朝的创建就是朝鲜忠诚于大明的一个最好例证。朝鲜高丽王朝在与朱元璋发生领土争端之后谋划进攻辽东，不愿伐明的高丽大将李成桂先是苦谏国王遭拒，之后便发动政变推翻了高丽王朝，这才建立了李朝。李成桂称王之后，迅速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国策，并且上书朱元璋要求天子赐予“国号”，此举在朝鲜历史上也就仅此一次，朝鲜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赐名后堂堂正正地成为了“朝鲜”。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但却是朝鲜历史上最为尊崇的中国皇帝。朱元璋的“赐名”被朝鲜王朝认为是“大造之恩”，而万历的“抗日援朝”则被朝鲜认为是“再造之恩”，事实上，这也正是“大报坛”的修建初衷。在朝鲜君臣的心目中，万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带上了“舍己救人”的悲剧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朝鲜的肃宗国王甚至“内疚”地认为，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损耗国力，明朝就算亡国，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样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如南明那样旋踵亡国。
尽管此时朝鲜官方文书的纪年在明亡后早已采用清朝的年号，但在私下里，无论是私人文书，还是皇室的祭祀中，一概都是延用明朝纪年，用清朝年号反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当时朝鲜的主流是采用崇祯的年号，以至于出现了“崇祯两百多年”的奇事，19世纪下半叶还有朝鲜儒生自豪地说“唤我作大明人”。
这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现象：某位皇帝在本国早已成为前朝旧人，但在邻国的纪年中却还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着。对此，朝鲜儒家大师朴趾源在“燕行录”名著《热河日记》中一语点明：“尊崇祯以存中国。”既然军事上无法完成反清复明的梦想，就让大明在精神上永存，永远活在“崇祯”的年号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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