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多少位谥号文正的人，其中谁最名副其实？
我们常常会用“汉文帝”“汉武帝”“汉哀帝”“隋文帝”“隋炀帝”等等称谓来称呼皇帝，其中，“文”“武”“哀”“炀”等字眼就是“谥号”。谥号就是用来评价皇帝、皇后和诸侯大臣等位高权重的人物的。早在周朝，天子、诸侯、卿大夫以及其夫人有着得到谥号的资格，而到了汉朝，只有生前曾经被封侯的重臣才能获谥。每个大人物的德行作为肯定各不相同，有人值得褒扬、有人值得同情、有人遭到贬损，所以谥号中不同的字眼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
而“文正”是一个很优美的词语，“文”说的是勤学好问、道德博闻、爱民慈惠等；“正”说的是内外宾服、身正言明。司马光曾经说过：“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那么，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位谥号是“文正”的人物？其中谁最名副其实，谁最有争议？
我们先说说“文正”这一谥号的发展过程。三国时期，东吴的名臣张昭死后便被追谥为“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这个司马昭在死后也获得“文”的谥号。
后来，单追谥一个字有时无法将获谥号者的功过充分表达出来，于是出现了两个字的谥号。赵武灵王在追谥臣子时，就使用二字谥号。王导在东晋建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他死后，被追谥为“文献”。两个字的谥号慢慢流行开来。
到了唐朝，以直谏著称的魏征死后，唐太宗李世民痛心惋惜，他将魏征比作镜子，并称：“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魏征的谥号是“文贞”。到了宋朝，朝廷承袭唐朝的谥号制度，仍把“文贞”作为最高规格的谥号，宋太宗时期的名相李昉就是被追谥为“文贞”。
乾兴元年（1022），十三岁的赵祯继位，是为宋仁宗，而因为他名字中有“祯”，为了避讳，“文贞”这一谥号改为了发音相近的“文正”。司马光对于这一谥号大加赞美，认为“道德博闻曰文”、“靖恭其位曰正”，“文正”这一谥号代表着对一个人文化修养、道德境界的最高认可。
北宋时代，司马光是成功的历史家，他对历史文化的解读很是权威。他已经这么说了，“文正”就成为给文臣的最高评价。明朝的《大明会典》是收录明朝各种典章制度、法律法规的文献，其中对以“文”为首字的谥号进行了排列，文正为最高等级，其次才是文贞，以及往后的文忠、文献等。
我们梳理发现，整个宋朝获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黄中庸、蔡卞、郑居中、蔡沈九人；元朝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六人；明朝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等五人；清朝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八人。
如果再加上金朝的虞仲文和张行简、郑经在台湾追谥的陈永华，中国历史上就共有三十一位谥号为“文正”的人物，其中，较为知名的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曾国藩等。我们认为，这几人获谥都是名副其实的，其中，范仲淹更是无可争议，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中，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成为了后世无数文人追求一生的境界。
范仲淹出身寒门、自小丧父，但聪慧好学。他凭借自己的出众能力不断攀升，但又因为刚正不阿的性格而触怒皇帝，被调任外地。后来范仲淹虽被再度启用，但敢言直谏的作风没有半点改变，有人劝他谨言慎行，但他回答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受命平定西夏动乱，《宋史》记载：“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后来，在范仲淹、韩琦、夏竦等人共同努力下，西夏向宋称臣。
西北战事平息后，范仲淹又被召回到朝廷，他针对国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隐患，发起了“庆历新政”，无奈因阻力太大而被迫废止。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病逝，宋仁宗亲笔写下“褒贤之碑”，追封他为楚国公，并赐谥号“文正”。范仲淹文武全才，又忠诚可靠，在位勤勤恳恳，为国为民，可以说真正配得上“文正”这一谥号。
至于争议最大的，恐怕就是清末名臣曾国藩。他虽然留下“半个圣人”的美名，其名著《曾国藩家书》也被后世所推崇，但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对他的评价：“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曾国藩因为立言成功而获得的赞誉非常多，也因为他杀害同胞而遭到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