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口密度
展开全部
南方农地区业起源比较早,但发展速度缓慢,直到魏晋南北朝时,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才加速了南方地区开发的进程。到了唐代,南方人口、农业、社会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与北方存有一定差距,除江淮平原和太湖流域以外,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北宋时,南方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有了明显增长,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地区开发范围进一步扩大,为南宋时期成为经济重心奠定了基础。
与北方五代政权更替造成的长期、大规模战乱相比,南方虽然十国鼎立,但是诸国之间鲜有战争,政治环境比较安定,入宋以后,百余年的和平安宁,更是为人口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宋初期太平兴国年间,南方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不足3户,略低于北方。100年后,到元丰元年南方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5户,增长了1.7倍,已经超过了北方。
到崇宁元年,南方平均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8.3户以上,是太平兴国时期的3倍多,明显超过了北方。江浙、福建、淮南区域人口增长最多,人口密度都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0户以上。荆襄、湖南、两广区域虽然人口密度不高,但人口增长速度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湖南,崇宁元年的人口密度竟然是太平兴国五年的6倍。
(一)东南地区人口的增长和人稠地狭矛盾的出现
淮河以南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在隋唐时期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是南方人口较多的地区。入宋以后,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到北宋中后期,有些地区出现了人稠地狭矛盾。
淮南地区进入开发的时间更早些,魏晋南北朝时因为北方人口南迁的第一站就是淮南,所以每次北民南迁都不同程度的促进了淮南地区开发进程。隋唐时期,淮南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杜牧说“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说明当时这里在国家财政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唐代淮南道(相当于北宋淮南东、西两路)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淮水北岸,但经唐末五代战乱,淮水南岸人口比重有所上升。北宋时,淮南地区凭借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发达的盐业经济还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人口也因此快速增长。
太平兴国五年,淮南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5户,到元丰元年已经上升到每平方公里10.1户,在全国居第四位。虽然之后人口密度增长不大,到崇宁元年淮南每平方公里10.5户,但仍远高于宋朝平均人口密度,位居全国第五位。扬州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枢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往来人口频繁,既是南方的一个政治中心,更是一个经济大都会,位权特重,他路罕比。
北宋时,扬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崇宁年间人口密度高达18.4户/平方公里,远高于其它州军。真州、庐州作为后起之秀,发展势头也非常迅猛。因此,北宋张方平言“江淮之境,人稠土狭,田无休易,可以布屯(田)”。
位于长江以南相当于宋代两浙路范围的吴越国,到北宋中期元丰年间,人口密度比太平兴国时期增长了2倍以上,一跃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至崇宁元年(1102),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此六路户数合计约6989682,占南方人口总数的57.6%。
北部杭嘉湖平原和杭州平原上集中了大量人口,据吴松弟先生统计,元丰元年长江以南的江南东路、两浙路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4户,而在这个平均值以上有12个州军,它们主要集中在长江南岸,其中杭州、苏州、湖州、明州和江宁府等地,每平方公里居民都在20户以上,杭州人口密度几乎是同时期开封的2倍。
除了平原,就连海岛、山区地带人口也有了增长。例如台州,“宋兴,天下平积,至熙、丰间,户口浸(尽)衍”。到崇宁年间,此三路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北方的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江南西路的情况与两浙路、江南东路大体相似,北宋时期人口数量一直持续增长着。
元丰元年,江南西路有1276105户,已经超过了江南东路。例如吉州,“其间皋缠壤束,水耨陆垦之民,急角其力,限而疆此界,如一枰上,常窘边幅。舍居者非皆尽得平川易野,则往往负湍溪、挂鸟道,诘曲间关,开明阖昏,至聚落相枕,如带不绝”,因为生存空间的减小,人们在农业生产上颇下功夫。
到崇宁元年,江西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河北,位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江浙。到北宋后期,因为人口压力的增大,江南西路土地资源已经很紧张了。为了减轻生存压力,江南西路过剩人口纷纷越岭去到荆湖南路耕种了。
福建路开发较晚,在唐朝时期大部分州军还是荒山秃岭,地广人稀,入宋以后,人口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元丰元年有户1044255,是唐天宝时期的11倍多。这时期福建路的垦田数量是11091990亩,平均每户仅有垦田11.2亩。同时期人口密度最大的两浙路平均每户所占有的垦田面积为20.4亩,将近福建路的2倍,可见“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人口压力是非常严峻的。到崇宁元年,福建路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2户,略低于河北,位居全国第四位。
(二)川峡四路人地关系发展的不平衡
四川地形复杂,人口分布差异很大。如果单从前表2-4宋代人口密度的变化,我们只能看到从太平兴国五年到崇宁元年,四川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3.9户增长到7.7户,无论是人口增长速度还是人口密度,与其它区域相比,都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甚至还达不到全国平均人口密度水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四川区域所包括的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四路,各路地理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人口分布非常不平衡。汪应辰在一份奏议中将四川诸路农业生产环境进行了描述,他说:“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堰灌溉。其潼川府路,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今来秋收微薄,米价渐贵,民已艰食。……夔路最为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虽遇登岁,民间犹不免食草木根,实非潼川府路之比”。
成都府路位于四川盆地底部,有广阔肥沃的成都平原,能容纳和供养较多的人口,早在秦汉时期就进入了开发,一直以“天府之国”闻名天下,经济基础非常雄厚。宋代成都府路人口不断增长,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它在四川四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四川的经济支柱,因此人们口中所提到的川蜀,也主要是指成都府路。在太宗时期,该路就出现了“土狭民稠,耕种不足”现象。到北宋中期,越来越多的人议论川蜀人多地少和移狭就宽问题。由此可见,成都府路的人多地少矛盾是相当严重的。
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虽然也列入四川区域,并且占有全区面积的80%以上,但因为山区地貌,自然环境不佳,农业耕作难以进行,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与成都府路差距悬殊。北宋中后期,“多山田,又无灌溉之利”的梓州路,因为成都府路过剩人口的不断入迁,人口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到崇宁年间,户数约为581898,比元丰元年的471633户增长了23%。它与成都府路户数之比,也由原来元丰年间的54.5%上升到崇宁年间的64.3%。人口迅速增长带动了地区开发的扩大,梓州路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向人稠地狭矛盾发展。
利州路、夔州路就与成都府路、梓州路相差甚远了。根据《文献通考》和《元丰九域志》里所记载的元丰年间主客户数与垦田数,利州路户数合计为336248,官民田数为1288089亩,户均垦田数为3.83亩;夔州路户数为246521,官民田数为224720,户均垦田数不足0.9亩,与成都府路的户均垦田25亩相差悬殊。在古代农业社会人地比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人们要解决温饱问题着实不易,此两路人民生活甚是艰辛,经济发展也非常落后。
(三)湖南、荆囊、两广区域人口的发展与地广人稀现象的延续
北宋以前,这三个区域都是开发较晚,经济比较粗放的地区。在北宋时期,人口密度依然不高,在南方所有区域中一直排于后三位,尤其是两广,区域范围最大,人口密度最低。但这三个区域的人口增长速度却不可小视。
湖南的人口密度增长最快,从太平兴国五年的0.9户/平方公里上升到崇宁元年的6.0户/平方公里,增长了6倍多。到北宋中期,潭州人口已经有了很大增长。虽然元丰以后湖南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但洞庭湖西北平原的澧州、部州、衡州、永州等地人口增长显著。如大观年间,在一份诏书中曾提到“潭州居三江五湖之中,地大物众”。位于西部山区的武冈县,“疆境阔,户口繁,市井稠密,商旅往返”人口增多,成了崇宁五年(1106)由县升军的一个原因。因为劳动力的增加,湖南区域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但湖南的人口密度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荆襄区域虽然人口增长速度低于两广,但人口密度却比两广地区高。到崇宁元年,人口密度为5.9户/平方公里,仅次于湖南。五代战乱时期,荆襄区因为离传统的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比较近,正处于南北政权交兵地带,所以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到北宋初期,各州军人口密度非常低。太平兴国五年,荆襄有户不过16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有1.3户,都排在全国末几位。连京西南路治所襄州都“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别处更是地广人稀。
但北宋时期,荆襄区域因为交通位置比较重要,正处于开封南下湖广的交通要道上,南北往来人口常定居于此,因此招徕了大批移民,从元丰以后,江陵府、荆门军、光化军、襄州、安州等地人口有了很大发展,人口密度提高。例如荆南府,“自两广、湖湘以往来京师者,此为咽喉,又两蜀之人出而宦游者,多家于此。是以今最盛,为西南一都会”。但其它州军,依然人烟稀少,开发不足。
两广区域面积广大,且我国第三条大河——珠江在广南东路形成了面积广大的冲击平原,可以说农业发展的先天条件还是不错的。但由于其地理位置过于偏远,常使中央政权鞭长莫及,所以在宋以前得到的开发非常有限。北宋时期这个区域人口增长的速度还是值得夸奖的,从太平兴国五年到崇宁元年,两广人口密度提高了4倍。可惜的是人口基数过低,导致人口数量依然不高,两广这么一大片区域的户数仅与地域狭窄的成都府一路差不多。
在崇宁年间,两广户数合计在80万户以上,90万户以下,而成都府路一路户数就超过了91万,所以北宋时期两广地区依然是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地广人稀的地方。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的发展也存在不同步性,广南东路交通比广南西路要完善些,从北宋中后期开始,福建、江西等地过剩人口迫于生计,陆续有人前去广南东路定居,从而使广南东路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广南西路,人口密度和开发进程也都略高于广南西路。在元丰年间,广南东路的平均人口密度约是广南西路的2倍。
总之,北宋时期全国的人口和垦田都在恢复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增长,虽然各地区人口存在和分布不均衡,但和平的政治环境使人地关系从唐末以来长期战乱环境下的不合理演变逐渐转为合理演变。
与北方五代政权更替造成的长期、大规模战乱相比,南方虽然十国鼎立,但是诸国之间鲜有战争,政治环境比较安定,入宋以后,百余年的和平安宁,更是为人口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宋初期太平兴国年间,南方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不足3户,略低于北方。100年后,到元丰元年南方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5户,增长了1.7倍,已经超过了北方。
到崇宁元年,南方平均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8.3户以上,是太平兴国时期的3倍多,明显超过了北方。江浙、福建、淮南区域人口增长最多,人口密度都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0户以上。荆襄、湖南、两广区域虽然人口密度不高,但人口增长速度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湖南,崇宁元年的人口密度竟然是太平兴国五年的6倍。
(一)东南地区人口的增长和人稠地狭矛盾的出现
淮河以南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在隋唐时期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是南方人口较多的地区。入宋以后,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到北宋中后期,有些地区出现了人稠地狭矛盾。
淮南地区进入开发的时间更早些,魏晋南北朝时因为北方人口南迁的第一站就是淮南,所以每次北民南迁都不同程度的促进了淮南地区开发进程。隋唐时期,淮南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杜牧说“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说明当时这里在国家财政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唐代淮南道(相当于北宋淮南东、西两路)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淮水北岸,但经唐末五代战乱,淮水南岸人口比重有所上升。北宋时,淮南地区凭借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发达的盐业经济还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人口也因此快速增长。
太平兴国五年,淮南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5户,到元丰元年已经上升到每平方公里10.1户,在全国居第四位。虽然之后人口密度增长不大,到崇宁元年淮南每平方公里10.5户,但仍远高于宋朝平均人口密度,位居全国第五位。扬州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枢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往来人口频繁,既是南方的一个政治中心,更是一个经济大都会,位权特重,他路罕比。
北宋时,扬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崇宁年间人口密度高达18.4户/平方公里,远高于其它州军。真州、庐州作为后起之秀,发展势头也非常迅猛。因此,北宋张方平言“江淮之境,人稠土狭,田无休易,可以布屯(田)”。
位于长江以南相当于宋代两浙路范围的吴越国,到北宋中期元丰年间,人口密度比太平兴国时期增长了2倍以上,一跃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至崇宁元年(1102),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此六路户数合计约6989682,占南方人口总数的57.6%。
北部杭嘉湖平原和杭州平原上集中了大量人口,据吴松弟先生统计,元丰元年长江以南的江南东路、两浙路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4户,而在这个平均值以上有12个州军,它们主要集中在长江南岸,其中杭州、苏州、湖州、明州和江宁府等地,每平方公里居民都在20户以上,杭州人口密度几乎是同时期开封的2倍。
除了平原,就连海岛、山区地带人口也有了增长。例如台州,“宋兴,天下平积,至熙、丰间,户口浸(尽)衍”。到崇宁年间,此三路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北方的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江南西路的情况与两浙路、江南东路大体相似,北宋时期人口数量一直持续增长着。
元丰元年,江南西路有1276105户,已经超过了江南东路。例如吉州,“其间皋缠壤束,水耨陆垦之民,急角其力,限而疆此界,如一枰上,常窘边幅。舍居者非皆尽得平川易野,则往往负湍溪、挂鸟道,诘曲间关,开明阖昏,至聚落相枕,如带不绝”,因为生存空间的减小,人们在农业生产上颇下功夫。
到崇宁元年,江西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河北,位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江浙。到北宋后期,因为人口压力的增大,江南西路土地资源已经很紧张了。为了减轻生存压力,江南西路过剩人口纷纷越岭去到荆湖南路耕种了。
福建路开发较晚,在唐朝时期大部分州军还是荒山秃岭,地广人稀,入宋以后,人口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元丰元年有户1044255,是唐天宝时期的11倍多。这时期福建路的垦田数量是11091990亩,平均每户仅有垦田11.2亩。同时期人口密度最大的两浙路平均每户所占有的垦田面积为20.4亩,将近福建路的2倍,可见“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人口压力是非常严峻的。到崇宁元年,福建路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2户,略低于河北,位居全国第四位。
(二)川峡四路人地关系发展的不平衡
四川地形复杂,人口分布差异很大。如果单从前表2-4宋代人口密度的变化,我们只能看到从太平兴国五年到崇宁元年,四川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3.9户增长到7.7户,无论是人口增长速度还是人口密度,与其它区域相比,都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甚至还达不到全国平均人口密度水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四川区域所包括的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四路,各路地理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人口分布非常不平衡。汪应辰在一份奏议中将四川诸路农业生产环境进行了描述,他说:“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堰灌溉。其潼川府路,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今来秋收微薄,米价渐贵,民已艰食。……夔路最为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虽遇登岁,民间犹不免食草木根,实非潼川府路之比”。
成都府路位于四川盆地底部,有广阔肥沃的成都平原,能容纳和供养较多的人口,早在秦汉时期就进入了开发,一直以“天府之国”闻名天下,经济基础非常雄厚。宋代成都府路人口不断增长,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它在四川四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四川的经济支柱,因此人们口中所提到的川蜀,也主要是指成都府路。在太宗时期,该路就出现了“土狭民稠,耕种不足”现象。到北宋中期,越来越多的人议论川蜀人多地少和移狭就宽问题。由此可见,成都府路的人多地少矛盾是相当严重的。
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虽然也列入四川区域,并且占有全区面积的80%以上,但因为山区地貌,自然环境不佳,农业耕作难以进行,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与成都府路差距悬殊。北宋中后期,“多山田,又无灌溉之利”的梓州路,因为成都府路过剩人口的不断入迁,人口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到崇宁年间,户数约为581898,比元丰元年的471633户增长了23%。它与成都府路户数之比,也由原来元丰年间的54.5%上升到崇宁年间的64.3%。人口迅速增长带动了地区开发的扩大,梓州路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向人稠地狭矛盾发展。
利州路、夔州路就与成都府路、梓州路相差甚远了。根据《文献通考》和《元丰九域志》里所记载的元丰年间主客户数与垦田数,利州路户数合计为336248,官民田数为1288089亩,户均垦田数为3.83亩;夔州路户数为246521,官民田数为224720,户均垦田数不足0.9亩,与成都府路的户均垦田25亩相差悬殊。在古代农业社会人地比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人们要解决温饱问题着实不易,此两路人民生活甚是艰辛,经济发展也非常落后。
(三)湖南、荆囊、两广区域人口的发展与地广人稀现象的延续
北宋以前,这三个区域都是开发较晚,经济比较粗放的地区。在北宋时期,人口密度依然不高,在南方所有区域中一直排于后三位,尤其是两广,区域范围最大,人口密度最低。但这三个区域的人口增长速度却不可小视。
湖南的人口密度增长最快,从太平兴国五年的0.9户/平方公里上升到崇宁元年的6.0户/平方公里,增长了6倍多。到北宋中期,潭州人口已经有了很大增长。虽然元丰以后湖南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但洞庭湖西北平原的澧州、部州、衡州、永州等地人口增长显著。如大观年间,在一份诏书中曾提到“潭州居三江五湖之中,地大物众”。位于西部山区的武冈县,“疆境阔,户口繁,市井稠密,商旅往返”人口增多,成了崇宁五年(1106)由县升军的一个原因。因为劳动力的增加,湖南区域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但湖南的人口密度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荆襄区域虽然人口增长速度低于两广,但人口密度却比两广地区高。到崇宁元年,人口密度为5.9户/平方公里,仅次于湖南。五代战乱时期,荆襄区因为离传统的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比较近,正处于南北政权交兵地带,所以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到北宋初期,各州军人口密度非常低。太平兴国五年,荆襄有户不过16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有1.3户,都排在全国末几位。连京西南路治所襄州都“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别处更是地广人稀。
但北宋时期,荆襄区域因为交通位置比较重要,正处于开封南下湖广的交通要道上,南北往来人口常定居于此,因此招徕了大批移民,从元丰以后,江陵府、荆门军、光化军、襄州、安州等地人口有了很大发展,人口密度提高。例如荆南府,“自两广、湖湘以往来京师者,此为咽喉,又两蜀之人出而宦游者,多家于此。是以今最盛,为西南一都会”。但其它州军,依然人烟稀少,开发不足。
两广区域面积广大,且我国第三条大河——珠江在广南东路形成了面积广大的冲击平原,可以说农业发展的先天条件还是不错的。但由于其地理位置过于偏远,常使中央政权鞭长莫及,所以在宋以前得到的开发非常有限。北宋时期这个区域人口增长的速度还是值得夸奖的,从太平兴国五年到崇宁元年,两广人口密度提高了4倍。可惜的是人口基数过低,导致人口数量依然不高,两广这么一大片区域的户数仅与地域狭窄的成都府一路差不多。
在崇宁年间,两广户数合计在80万户以上,90万户以下,而成都府路一路户数就超过了91万,所以北宋时期两广地区依然是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地广人稀的地方。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的发展也存在不同步性,广南东路交通比广南西路要完善些,从北宋中后期开始,福建、江西等地过剩人口迫于生计,陆续有人前去广南东路定居,从而使广南东路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广南西路,人口密度和开发进程也都略高于广南西路。在元丰年间,广南东路的平均人口密度约是广南西路的2倍。
总之,北宋时期全国的人口和垦田都在恢复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增长,虽然各地区人口存在和分布不均衡,但和平的政治环境使人地关系从唐末以来长期战乱环境下的不合理演变逐渐转为合理演变。
展开全部
题主您好,简单计算一下,便可得知,南方人口密度是:8852人/平方公里。是我自己计算的,望采纳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展开全部
南方人口密度?答:南方人口密度比北方人口密度大。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