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价值是什么

Answer 1

因此，文学批评是一种价值功能明显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中国既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也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文艺批评繁荣兴盛的国家。但相比之下，中国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总结的薄弱却与其批评本身的繁荣形成巨大反差。
　　 究其原因，个人认为这是20世纪以来西方从文化到学术影响中国本土的覆盖面未能均匀分布所致。20世纪以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学术话语基本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构建的。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研究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基本都是采用中国文学的材料对西方类似研究模式的仿制。文学的价值评价是西方话语的产物，是西方哲学价值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应用的结果。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相比，中国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研究相对冷落，可视为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泛西方化的一个遗漏或死角。

　　 另一方面，面对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泛西方化的现实，很多有识之士开始提出走出西方框架范式笼罩，找回中国学术自主地位的动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像中国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研究这种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泛西方化遗漏死角之类的问题，还是否有研究关注的必要？我们认为，找回中国学术自主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做彻底切割和反目。如果把中国学术比作一条船的话，那么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研究本体就好比左右分开的两条浆，缺一不可。所以继续完善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泛西方化遗漏死角之类的问题也就非常必要了。

　　
二、迫切的现实需求

　　 除了学理的需求外，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还有现实的迫切需求。

　　 首先，从学术研究的层面看，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有助于近些年来若干悬而未决热点话题的良性消解或转移。

　　 八十年代以来，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学研究领域出现若干研究热点，比如“文学主体性”“文学研究方法论”“重写文学史”“话语转变”等等。从时间上看，这些热点问题的讨论出现在“文革”之后国内政治局势和学术环境改变的背景下，是对20世纪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很多学术问题的重新估计和重新探索。对于文学领域学术研究继承发展功莫大焉。但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归宿，就是往往昙花一现，不了了之。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但窃以为其中不能排除由于价值评价体系缺失而导致某些问题的探索出现断裂或者短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挖掘梳理或者能有助于重新激活某些老问题的重新认识。

　　 以方法论问题为例。方法论研究讨论热是在80年代初。其历史背景基于两大历史事件。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学术范式变化，二是1949年之后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两个事件影响的结果就是包括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在内的传统中国学术研究理念范式受到严重挤压，日益萎缩。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一花独放，造成学界的万马齐喑现象。蓄之既久，其发必速。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各种西方文化学术思潮蜂拥而入。人们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所谓三论之类新洋货趋之若鹜，学者不言此者即被视为落伍。一时间，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内，惟新是问，焉及其余？但此新潮持续不久，到80年代末因缺少标杆典范，加上其他社会因素，这股新潮很快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要害之处，便是将外来种子移栽中国本土，没有考虑本土的适应程度问题。而适应程度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认同。价值认同的基础前提又是以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标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明确和清晰。就古代文学批评而言，其以分析性评价为主的事实认知尚未被提升转换为评价性分析的价值认知层面。从这个缺失角度来认识当年方法论热的搁浅原因，恐非胡言乱语。

　　 再如关于“重写文学史”和“话语转变”问题。“重写文学史”其中自然包括“重写文学批评史”。人们设想的各种“重写”角度中，唯独缺少对以往从分析性批评的“事实认知”角度和从评价性批评的“价值认知”角度进行换提升角度的尝试。“话语转变”的核心是话语权力的转变。笔者认为，“话语权力转化”只是问题的外化表现，其内在实质是不同的价值评价主体在历史环境变换下所实现的价值评价主体身份转化。从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的历史来看，“话语权力”的核心是文艺评论评价主体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舞台发言权问题（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样，很多新时期以来的学术旧题，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的角度切入，显然具有获得新解的可能。

　　 其次，从社会接受的现实层面看。当前古代文学的社会接受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接受者对于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价值认知反差很大。

　　 比如，在儒家两千年一统天下的主流背景下，对精卫英雄壮举的态度竟然会有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评价体系。而这水火分明的两种对峙态度竟然非常清晰地表现在宋代以来两部影响巨大的儿童启蒙读物上：

　　 《三字经》：“愚公志，精卫情。锲不舍，持以恒。”[5]

　　 《幼学琼林》：“以蠡测海，喻人之见小；精卫衔石，比人之徒劳。”[6]

　　 这就意味着，古代的孩子们在这两部启蒙读物中将会听到关于精卫英雄举动的两种完全相反的声音。一个声音告诉他要学习精卫那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另一个则告诉他不要去做精卫那种徒劳无功的事情。不难设想，这必然导致孩子们在对精卫英雄形象的价值判断上的无所适从，以及疑惑和彷徨。所以，如何把握理解古代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观念问题（有人认为应该全面肯定继承古代文学作品反映的传统思想道理观念）？如何认识古代文学作品中反映的隐逸思想问题（隐逸思想与当代社会环境是否相吻合）？如何认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绿林侠义文化思想问题（政府和个人如何从不同角度理解绿林侠义思想）？如何认识古代经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杀人流血场面问题？[7]由于这些问题缺乏明确正确的价值导向，致使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阅读接受价值观念问题凸显。有人认为应该用《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蒙学读物全面取代小学课本，有人则认为应该为中小学生设立古典名著的过滤网。而采用古代文学经典改编成影视作品也无计其数，但有的为求票房价值任意戏说，有的则用当代价值强加给原著，把经典原著变成当代人价值观念的传声筒。这些情况如果不能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正本清源，久而久之就会三人成虎，被后代误认为是原著真谛而谬种流传。这些都说明古代文学经典的当代阅读需要价值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