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具的发展与演变反映了哪些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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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的历史是从使用工具开始的；工具的使用，使人类正式脱离了动物的行列，走出了蒙昧的荒原。农业的历史是从农具作用于农事活动开始的。农业开始之前人类经历了将近二百万年的采集和鱼猎时期，虽然这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使用工具，但是这些工具还不能称为农具。自然生态被人们有目的地给予加工才出现了农业，用于对农业加工的工具才是农具。可见从工具到农具，人类的祖先是经过了将近二百万年的艰苦探索才学会的，农具的得来是何等的不容易。有了农具也就有了农业，农业和农具同时诞生于人类社会，是谁也离不了谁的一对孪生兄弟。
农业和农具的诞生，结束了人类向社会索取，开始了人类向社会贡献的新时代。
随着社会的变迁，农业生产发展了，农具也相应有了进步；农具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历来各行各业都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以农具的发展水平表现出来。围绕着农具的发明、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的技术和科学及研究技术和科学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整个国计民生都与农业、农具有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国从石器时代起即是以农业生产经济为基础的国度，历代社会制度，无不与农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农业生产工具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引起经济条件的新变化，经济条件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演变。这就是农业生产及农具的发展对社会制度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
中国自古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国，己有逾万年的农业文明史；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农业发源地之一。中国的农业科技有着雄厚的基础；中国的农业文化有着丰实的底蕴。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炎黄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及两河文化、古印度文化、玛雅文化等，都处在相同或相近的发展水平线上，而唯有炎黄文化演进为中华文化而存续至今，从未中断。原因固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炎黄文化一直值根于无烟的、绿色的、体量庞大的、有着丰厚而先进的科技含量的农业文化（包括农具文化）之中；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华夏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提供了共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思想文化选择。中国的农业养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群体，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经济成就，走过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道路。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精彩之处、独特之处，也是今天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根基所在。
从本质上讲，农具是人类为了生存和不断改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为改善农业生产面貌的产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一个缩影。所以包括在生产工具中的农具，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是整个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农具既然是人工制造物，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技术，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具的制作、使用、废弃等等，也同样凝聚着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都被打上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烙印。
农业是百业之源。农业是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之后一刻也不能或缺的行业。其他许多行业，都有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暂时或永久的消失，但是农业却不能。农业不但过去要有，现在要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没有。而农具是农业的胞兄胞弟，没有农业就没有农具；而没有农具也就没有农业。所以说，人类所走过的历史进程，是踏着农业的脚步开始的；是踏着农业和由农业分化出来的各行各业足迹不断前进的。而农业的发生、发展又是与农具的发生、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研究人类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农具发展的历史。
农具的历史是国史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没有农具史的国史是难以想象的。农具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折射出了中华儿女历来所具有的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敢于创造、善于革新的伟大品质和优良传统。研究农具史不但可以使这些美德得以继承和发杨光大，还有助于提高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中找到农业机械的科学发展规律；从中找到今天发展农业机械的借鉴，从而促进当代农机事业的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研究中国农具的历史，就是要还原中国农具发展历史的真面目，让人们正确的对待历史；正确的对待中国传统农具的历史。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从历史前进的足迹中，找到我们的经验和不足；找到我们从先进变后进的原因和教训，为今后中国农业机械的发展提供借鉴。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为中国通史及相应学科提供更加丰富、准确、真实的、有关农具发展方面的历史资料……。
把历史的真实再现给世人，这就是历史工作者，包括农具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致此，我们不尽又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文明应该是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传统的习惯说法：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据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文字的发明和城市的出现等。这种根据叫人实在觉得不近情理。城市建设的不论如何发达；文字的应用不论多么精彩，但是如果没有农业人能活吗？没有活着的人哪来发达的城市、精彩的文字？如前所述，中国已有逾万年的农业文明史，这已是不争是实。农业文明的到来应该是决定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什么出现文字或城市为标准，因为人的第一需要是吃饭、是农业。不管城市建的多美，文字多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类生存问题。逾万年的农业文明持续不断，绵延自今。农业文明是其他文明的基石，其他各种文明几乎都是由农业文明派生出来的。夏商周之后的农业文明理所当然的是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夏商周之前的农业文明就被排斥在中华文明之外呢！传统农具镰刀的历史已超过万年，在这万年之中，镰刀一直是"种、管、收"农业三大工程之一的"收"割工程的主要农具，直到建国前后，仍在农业收割中唱主角。难道由镰刀开创的农业文明不算中华文明吗？己有逾万年历史的稻作文化，难道也不算中华文明吗？
三
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资料，自古就比较贫乏，中国古文献浩如烟海，而在这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有关农具的史料却又寥若晨星，许多资料只能从与农具毫不相干的文史资料中像大海捞针似的寻找、判断、借鉴、参考。（对此我的《中国农具发展史引语总录》[数约1500余条]可为证明。也是一套为后人铺路搭桥重要资料，可惜无处出版或发表，只能刊发在我的有限的几本《中国农具发展史补遗》中）。在中国古文献中，几乎见不到专门记述农具的书籍，直到唐代，才由一位诗人陆龟蒙，作为业余爱好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专讲农具的书《耒耜经》，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但其主要内容，也仅仅只是论说了一种曲辕犁。又经过好几百年，元朝王祯编撰的《王祯农书》才对中国传统农具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介绍。然而却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部空前绝后的论述农具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列入农书的作品虽然成百上千，然而真正论及农具者却寥寥无几，就连在这之后的两部大型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中，虽然论说农具占了很大篇幅，却基本上都是《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的翻版，没有多少新的创意。清朝末年，在一批时代激进人物探索中国如何摆脱贫穷落后的思潮中，为了在刚刚开办的一些学校中传授农具方面的知识，顾复写了中国第一部教材式的农具专著《农具学》，成为我国学者独立撰写农机著作的开山之作； 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唐志才著《改良农器法》，实际上是在引进欧美农机具的同时，如何提高我国传统农器的省力和高效能力，如何在改良、改革的基础上，独立研制新式农机具作一些试探和设想。但都非史学作品。
建国前后，对农具史的研究，虽然不能说是一片空白，却也是凤毛麟角。刘仙洲先生曾组织过系统收集有关古代农业机械的资料，并组织编写了《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1963年）刘仙洲先生发表了他的专著《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才算推开了研究中国农具史的这扇大门。然而就是这部专著也还是纲领式的，还缺乏详细的考证与论说。更重要的是继承之势仍是相当的薄弱，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既没有这方面的机构，也没有这方面的课题，更没有发表农具史著作的园地。中国农科院和几个大专院校虽然相继成立了农史研究室，但也是几经起伏，举步维艰，很少有人力和财力从事农具史的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伴随着建国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物考古工作的相应发展，虽然出土了一批与农具有关的文物，却只是散见于各发掘报告之中，既缺乏系统整理，更缺乏认真分析、对比和研究。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以中国农科院农业遗产研究室为代表的几个主要的农史研究机构，得到加强和充实，《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相继创刊，使农具史的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的阵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型学术刊物《农业考古》的创刊，把农具史的研究推向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对此笔者曾写成《十年回顾》、《考古论今又五年》及《更上一层楼》三篇文章对其中农具史的研究作了综合评述。二十几年来，出版了犁播的《中国农具发展简史》，张春辉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补编）》以及章楷的《中国古代农机具》，笔者的《农具史话》和《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还有以《中国农业科技史稿》为代表的一大批农学专著，也都或多或少的讲到了有关农具的内容。尤其是陈文华先生的《中国农业科技史图谱》和《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系统的整理了历年来发掘的农具文物，这些都极大的丰富了农具史研究的资料来源，为编写《中国农具史》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但这毕竟还只是一个基础，如何把零散的资料系统整理起来；如何把上万年的农具发展的脉络梳理出来；如何把各种农具、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重要农具起源发展的途经寻找出来；如何把有关农具研究的各种学术观点充分展示出来；如何把各种分歧统一起来；如何把农具技术发展的总体面貌反应出来；如何把农具发展的技术思想提炼出来……这还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难题。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拼搏，到目前为止总算有了中国农具历史的基础读物，例如拙作《中国农具发展史》等，但还只能是“基础”，许多细节问题还都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农具用字的形音意的发展演变；农具“同物异名”、“同名异物”， “一物多名”、“多物一名”的辨别；只知其名不知其物的农具的探索；只知道定型后的农具，不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更不知道它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等等等等，还都等待着深入的考察研究。
另外，当前研究农具史的主要依据：一是文献资料，二是考古及文物。这就明显存有不足之处：第一是，文献资料特别是古文献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社会上实际存在的农具要比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多，古今从来如此，虽然依据一些有关调查作了一定补充，但因为缺乏全国性的古农具普查，因此还会有许多社会上存在的传统农具不能写进来；特别是古代已经失传而文献中又缺乏记载的传统农具，更成了农具史上的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漏。第二是，考古及文物都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我们看到的只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已经发现的，还有多少没有发现，今后还会发现什么，谁也无法断定，所以现在的某些结论，很可能被今后新的考古及文物的发现所否定。第三是，不论文献资料还是考古文物大都缺乏对农具自身结构的记述，要部分的弥补这个缺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对现存传统古农具进行抢救性的全面调查和实物测绘，对此虽然已有人作了一些工作，但因为其面广量大，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要把这些内容写入“农具史”，还需要花相当的功夫；没有国家的立项和投入恐怕是很难完成的。第四是对农具出土文物的重新鉴定也是农具史研究中应该作而又十分难作的巨大工程，这些文物很可能有许多原始鉴定就不准确或不正确，当前的农具史专著中收入这些农具时只就现实论现实。这肯定也是一大缺憾和今后需要继续补救之处。
四
在口语中 “农具”和“农业机械”，这两个词的界限是很模糊的。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大概也是如此。
很显然，“农具”就是“农业生产劳动所用工具”的简称。那么什么是“工具”呢？工具的本义，是指的人们从事劳动生产和从事社会活动所使用的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它是个广义词，它可以是泛指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时所使用的、对劳动对象产生作用的器具。古代手工业常用的斧、锯、凿等是工具；古代农业常用的犁、耙、锄等是工具；近代工业常用的车床、刨床、车刀等也是工具；近代农业常用的收割机、圆盘耙也是工具。很显然，收割机、圆盘耙、车床、刨床、斧、锯、犁、耙等也都可以称为机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工具”和“机械”界限是非常模糊的。这些工具都是社会上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是有形的。但工具还有一个引伸义，即指人们从事意识活动所需要的东西，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这些东西可以是具体的、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抽象的，如“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就是指的抽象的东西。“农业生产劳动所用工具”当然不会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所应用的实物。
“农业生产劳动工具”一词，是由“工具”、“生产劳动”和“农业”三个部分组成。
“劳动生产工具”一词，则将“工具”限定在“生产劳动”这个范畴之内，就不再包括“语言”这类抽象的工具。而“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一词，则又将这种具体的工具限定在从事“农业劳动生产”这个范畴，即只有“农业劳动生产”这个范畴使用的具体工具，才能算是“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但是，劳动生产工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它应该是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用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具体器物。劳动生产工具是置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农业劳动生产工具则是农业劳动者－－农民和农业劳动生产对象－－土地或农作物之间，并对土地或农作物进行加工的具体器物。所以诸如锄、镰、犁、耙等都是非常明确的农具，因为使用它从事劳动生产的是农民，劳动生产的对象是农作物或土地。
“农业机械”的含义是什么，这还得从“机械”的含义说起。
“机械”也有具体和抽象双重含义。具体的含义实际上也是指一定的器物。对于“机械”具体是指的什么器物，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确切的定义。《辞海》说①机械是“机器、机构等的泛称；②犹言巧诈；③呆板、不灵活。”①是具体含义，②、③是抽象含义。有人解释：机械是只能按规定程序运作的工具，即“机械”仍然属于“工具”范畴。对于“农业机械”，刘先洲先生在他的《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中是这样解释的：“在我国历史文献上，对于这一类工具，有时叫做田器，有时叫做农具，有时叫做农器。若就机械的定义说，任何一种工具，无论简单到什么程度，当使用它工作的时候，都是一种机械。所以在本书里，一般都叫它们作农业机械。”按照这段解释，就是说我国古代的传统农具，不论它们的结构多么简单，都可以称之为农业机械。由此也可以得出相反的推论：所有农业机械，不论复杂到什么程度，也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也都可以称之为“农具”。又由于在文献和口语中有一种习惯，多把古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称为“农具”，而把近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称为“农业机械”；把有动力机械带动的器物称为农业机械，如播种机、收割机等。把用人工或畜力带动的器物称为农具，如锄、镰、铲、耧等。
五
中国农具的发展也和中国农业的发展一样，它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它自身的连续性。而且农具的连续性比农业的连续性表现的更显明。既使农艺出现某些重大突破，农具却并不因此随即改变。例如播种工艺从古到今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播种工具耧车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具发展的连续性还表现在，很少受外部条件的干扰，大的政治、军事变故，可以促进或延缓农具发展的进程，却很少打断农具发展的自身程序。历次的改朝换代，差不多都有一个促进农具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却都是在上一代基础上的延续，从没有出现过跳跃式的变化。就是在建国后，中国的传统农具虽然屡屡受到国外引进农机的冲击，但当失去外力干扰之后，传统农具仍顽强的回到它自身的发展道路上来，依照它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所以中国传统农具发展的历史，从整体上讲，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农具的整体发展的历史规律；从具体上讲，更明显的表现出每种或每类农具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
六
由于原始农具距离我们太遥远，又没有直接的文字和图形资料，因而在研究原始农具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不是农具本身的问题，而是后代人的认识问题。由于认识问题的不一致，又常常导致了农具研究本身诸多困难。
正确认识原始农具产生过程，是正确认识原始农具本身的前提。一般来说，农具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我们对原始农具产生的一般过程作以设想性的简要描述：
原始农业初期，有一个很长的农业与采集共存的过度时期。这个时期农具是十分简陋的，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采集时代就存在的工具，只是发明原始农业之后，作业对象发生了变化：用以切割野生植物枝、茎、叶、蔓的刀类切割工具，变成了收割人工种植的作物稻、粟、稷等的茎和穗的收割农具；用以加工野生谷物子粒的工具，变成了加工人工种植的稻、粟粒实的谷物加工农具。此外，这个时代还有一类特殊的农具，那就是刀、斧、锛、凿等。因为这个时代的主要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 ，所以这时的刀、斧、锛、凿等则应称为农田开发农具。直到“火耕”农业逐渐过度到“耜耕”农业之后，刀、斧、锛、凿等则退出农具范畴（但并没有消亡，而成为加工农具和其他工具的重要工具，一直沿传下来）。不论“刀耕火种”还是“火燎杖耕”一般都没有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所以这个时代还没有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农具；甚至也没有耕翻土地的农具。因为这时人群还没有定居，土地常常是收割后就抛弃了，再种还要再刀劈火烧。对所用的工具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随拣随用、随用随丢的习俗。对工具的形状和性能都不怎么严格要求，所以说这个时代农具的种类并不多，除如上述的斧、锛、凿类土地开发农具之外，尚有用以戳穴播种农具，及收割、脱粒农具。就这样又经过了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人们才在漫长的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土地和农具的再次利用，比再开再造能极大节省气力，而且收成还可能更好些。于是人们也就部分的定居下来，从事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对所使用的工具也选择比较省力好用的收藏起来，以备重复使用。因此也就对农具是否好用、是否省劲；哪些农具适合于干哪些农活，有目的的作了选择，有目的的作了适当打制和磨制，于是也就有了比较精致的打制和磨制农具；装柄的复合农具渐渐的多了，不仅有木木复合农具，还有木石、木骨、木蚌复合农具等。由耒和耜结合而成的“耒耜”，以及由“耒”、“耜”和“耒耜”发展演化出来的、用于垦掘土地、疏松土壤的铲、铫、锸等农具，及由斧、锛等演变出来的镢（钁）、锄等挖刨农具，渐渐登上历史舞台，从此历史也就进入了耜耕阶段；社会也进展到了原始农业的后期。
七
正确判断古文献中有关解释古农具的文字的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许多古书上都有“神农之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于是有人就按照这句话去套历史上的所有耒耜：认定所有的耜都是木斫的；所有的耒都是木揉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古书上的这种记载可能只是制作耒耜的方法之一，而且不是神农时代的制作方法，而是以后某个时期的一种制作方法。实际上早期的耒可以说没有进行“揉”制的；早期的耜多为石制，更用不着“斫”。又如《周书》有这样的话：“神农……破木为耒耜锄耨”。难道能说历史上所有的耒耜锄耨都是“破木”制作的吗？
更准确的说，古书中多处引用的这段话，是源自于《周易•系辞》，原话是这样的：“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也就是说，《系辞》的这个解释，其根据是《周易》的《益卦》。根据《益卦》所显示之形象而附会出来的新的含义。对此张波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略）（张波《〈周易〉农事披拣录》、《古今农业》1988、1、46）由此可见，“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既不是直接来源于《周易》，更不是神农时代农具面貌业的直接写实，而是推断之言、附会之说。这就更加证明，不能用“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作为研究原始耒、耜的依据。
不能抠字眼的原因还因为古文字的记载，并非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这些文字所在的文献，许多并非农学专业著作；写作的内容也大都不是作者的目击记实。既便有些是与农业有关的书，作者也多非农学专业人材。许多文字本身已存在推测的成份，再依此为据往上推，就更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了。例如上面举的“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例，如据此上推原始农业初期的耜也是用木料斫出来的，那么原始农业初期人们才刚刚懂得用尖木棒戳穴播种的时候，有什么外部条件能启发人们一下子就想到用一大块木料砍成一个如后代“铲”形的农具呢？现在有人老是抓住这句话不放，认定耜的出现一定是从木材里砍出来的，就未免有点形而上学了。
运用古文献和古文字考证古农具是重要手段之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古籍文献中对古农具的注释颇多，但并不都是正确的，甚至常常出现注释矛盾的现象。所以应注意避免机械的抠古书上的字眼。对待古书中有关农具的记载，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在古文献中，农具之间相互注释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有的几种农具注来注去却都成了一种农具。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注释古文献的经学大师们对工具的形制和功能并不熟悉，因而两种工具器形相似而混为一物，以今比古，出现钱、铫、耜、插、鈂展转相训，造成工具名实混乱”（陈振中《青铜农具钱》、《农业考古》1987、2）。所以如何运用好这样的资料，是需要认真动一翻脑筋的。
八
“火耕、耜耕、犁耕”的提法比“刀耕、锄耕、犁耕”的提法更确切。
回顾历史，似乎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将古代农业划分为“刀耕、锄耕、犁耕”三个阶段的提法，倒不如用“火耕、耜耕、犁耕”三个阶段更确切。因为刀耕阶段用于砍伐林木的主要不是刀，而是斧、锛。对于砍伐林木，斧、锛的作用要比刀的作用大得多，单就这一点说，称“刀耕”就显得与事实不付。更何况不论刀、斧、锛都没有对土地发生直接作用，直接作用于土地的是火。所以这个阶段称“火耕”阶段更确切。进入熟荒耕作后，用以掘松土地、为播种作准备工作的主要是耒耜类农具，而不是锄。因为从来都是将锄的功能定义为“除草”工具，而除草属中耕，从来都不被看作农业耕作的主要内容。作为锄的一种特殊形式和特定工作方式，能够从事一定的挖刨工作，可具有一定的耕整功能，但这不是锄的主要功能，也不具有锄的象征意义。正如一提到“镢”人们就会想到“刨土”一样，一提到“锄”人们就会想到“锄草”。所以“锄耕”的提法给人的印象是不确切的。但是不论从火耕到耜耕，还是从耜耕到犁耕，它们之间都不存在一条截然的鸿沟；都存在一个交叉过渡期。所以总体上处于火耕阶段并不排除在某些时空已出现耜耕。同样，在犁耕阶段也不排除在某些时空还存在耜耕。进入犁耕阶段后，犁承担了耕垦土地的主要任务，但也不是犁的一统天下，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仍然存在着耜、锸、铫耕和镢耕。所以原始农具（后代农具也是一样）都存在着普遍性和区域性的问题。
在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中火种的获取，初期阶段仍然可能是从保存的天然火种中获取的，后来渐渐过渡到由人工获取火种。过去一般认为最初人工获取火种的方式是采取所谓“钻木取火”，即古书上常说的“隧人氏钻木取火”。按常理推断，人们最早获得人工火种，不可能是从“钻木”中得到的，而很可能是从打制石器中得到的。因为钻木对于原始人并不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和生活中常用的动作，不论当时的生产和生活，都很少有“钻”或“转”的活动和动作。而打制石器则是石器时代人们非常普遍的活动。当人们打制石器的时候，迸发出火花不会是罕见之事。火花迸发到人们穿着的皮毛或树叶上，或者迸发到已经熄灭的灰烬上，由此而引起燃烧，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打石取火要比钻木取火容易得多，所以火的发明和利用的过程中，从开始保存天然火种到获取人工火种，首先应该是从“打制石器”时出现的火种中获取的，“打石取火”应该是获取人工火种的第一方式。其实对于“击石起火”，历史上也有近似神话的传说，如祝融“击石起火”等，按照传说，祝融和隧人氏应该都是同时代人，只是后人只强调了“钻木取火”，而淡忘了“击石起火”。
有关“隧人氏钻木取火” 的议论，过去和现代都曾有过，甚至有人作过钻木取火的实验，对于这些这里均不作任何评论，而且我们绝对没有否定“钻木”或“转木”能够得到火的观点。因为“摩擦生热”这己是经过物理学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条件，石头和空气摩擦都能起火，何况木和木或石和木相互摩擦啊！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隧人氏”时代的客观环境没有让木和木或石和木发生摩擦的实际需要，也没有让木和木或石和木发生摩擦以致达到起火和条件。
人类的历史是从使用工具开始的；工具的使用，使人类正式脱离了动物的行列，走出了蒙昧的荒原。农业的历史是从农具作用于农事活动开始的。农业开始之前人类经历了将近二百万年的采集和鱼猎时期，虽然这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使用工具，但是这些工具还不能称为农具。自然生态被人们有目的地给予加工才出现了农业，用于对农业加工的工具才是农具。可见从工具到农具，人类的祖先是经过了将近二百万年的艰苦探索才学会的，农具的得来是何等的不容易。有了农具也就有了农业，农业和农具同时诞生于人类社会，是谁也离不了谁的一对孪生兄弟。
农业和农具的诞生，结束了人类向社会索取，开始了人类向社会贡献的新时代。
随着社会的变迁，农业生产发展了，农具也相应有了进步；农具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历来各行各业都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以农具的发展水平表现出来。围绕着农具的发明、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的技术和科学及研究技术和科学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整个国计民生都与农业、农具有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国从石器时代起即是以农业生产经济为基础的国度，历代社会制度，无不与农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农业生产工具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引起经济条件的新变化，经济条件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演变。这就是农业生产及农具的发展对社会制度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
中国自古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国，己有逾万年的农业文明史；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农业发源地之一。中国的农业科技有着雄厚的基础；中国的农业文化有着丰实的底蕴。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炎黄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及两河文化、古印度文化、玛雅文化等，都处在相同或相近的发展水平线上，而唯有炎黄文化演进为中华文化而存续至今，从未中断。原因固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炎黄文化一直值根于无烟的、绿色的、体量庞大的、有着丰厚而先进的科技含量的农业文化（包括农具文化）之中；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华夏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提供了共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思想文化选择。中国的农业养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群体，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经济成就，走过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道路。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精彩之处、独特之处，也是今天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根基所在。
从本质上讲，农具是人类为了生存和不断改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为改善农业生产面貌的产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一个缩影。所以包括在生产工具中的农具，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是整个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农具既然是人工制造物，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技术，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具的制作、使用、废弃等等，也同样凝聚着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都被打上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烙印。
农业是百业之源。农业是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之后一刻也不能或缺的行业。其他许多行业，都有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暂时或永久的消失，但是农业却不能。农业不但过去要有，现在要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没有。而农具是农业的胞兄胞弟，没有农业就没有农具；而没有农具也就没有农业。所以说，人类所走过的历史进程，是踏着农业的脚步开始的；是踏着农业和由农业分化出来的各行各业足迹不断前进的。而农业的发生、发展又是与农具的发生、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研究人类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农具发展的历史。
农具的历史是国史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没有农具史的国史是难以想象的。农具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折射出了中华儿女历来所具有的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敢于创造、善于革新的伟大品质和优良传统。研究农具史不但可以使这些美德得以继承和发杨光大，还有助于提高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中找到农业机械的科学发展规律；从中找到今天发展农业机械的借鉴，从而促进当代农机事业的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研究中国农具的历史，就是要还原中国农具发展历史的真面目，让人们正确的对待历史；正确的对待中国传统农具的历史。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从历史前进的足迹中，找到我们的经验和不足；找到我们从先进变后进的原因和教训，为今后中国农业机械的发展提供借鉴。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为中国通史及相应学科提供更加丰富、准确、真实的、有关农具发展方面的历史资料……。
把历史的真实再现给世人，这就是历史工作者，包括农具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致此，我们不尽又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文明应该是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传统的习惯说法：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据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文字的发明和城市的出现等。这种根据叫人实在觉得不近情理。城市建设的不论如何发达；文字的应用不论多么精彩，但是如果没有农业人能活吗？没有活着的人哪来发达的城市、精彩的文字？如前所述，中国已有逾万年的农业文明史，这已是不争是实。农业文明的到来应该是决定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什么出现文字或城市为标准，因为人的第一需要是吃饭、是农业。不管城市建的多美，文字多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类生存问题。逾万年的农业文明持续不断，绵延自今。农业文明是其他文明的基石，其他各种文明几乎都是由农业文明派生出来的。夏商周之后的农业文明理所当然的是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夏商周之前的农业文明就被排斥在中华文明之外呢！传统农具镰刀的历史已超过万年，在这万年之中，镰刀一直是"种、管、收"农业三大工程之一的"收"割工程的主要农具，直到建国前后，仍在农业收割中唱主角。难道由镰刀开创的农业文明不算中华文明吗？己有逾万年历史的稻作文化，难道也不算中华文明吗？
三
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资料，自古就比较贫乏，中国古文献浩如烟海，而在这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有关农具的史料却又寥若晨星，许多资料只能从与农具毫不相干的文史资料中像大海捞针似的寻找、判断、借鉴、参考。（对此我的《中国农具发展史引语总录》[数约1500余条]可为证明。也是一套为后人铺路搭桥重要资料，可惜无处出版或发表，只能刊发在我的有限的几本《中国农具发展史补遗》中）。在中国古文献中，几乎见不到专门记述农具的书籍，直到唐代，才由一位诗人陆龟蒙，作为业余爱好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专讲农具的书《耒耜经》，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但其主要内容，也仅仅只是论说了一种曲辕犁。又经过好几百年，元朝王祯编撰的《王祯农书》才对中国传统农具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介绍。然而却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部空前绝后的论述农具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列入农书的作品虽然成百上千，然而真正论及农具者却寥寥无几，就连在这之后的两部大型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中，虽然论说农具占了很大篇幅，却基本上都是《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的翻版，没有多少新的创意。清朝末年，在一批时代激进人物探索中国如何摆脱贫穷落后的思潮中，为了在刚刚开办的一些学校中传授农具方面的知识，顾复写了中国第一部教材式的农具专著《农具学》，成为我国学者独立撰写农机著作的开山之作； 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唐志才著《改良农器法》，实际上是在引进欧美农机具的同时，如何提高我国传统农器的省力和高效能力，如何在改良、改革的基础上，独立研制新式农机具作一些试探和设想。但都非史学作品。
建国前后，对农具史的研究，虽然不能说是一片空白，却也是凤毛麟角。刘仙洲先生曾组织过系统收集有关古代农业机械的资料，并组织编写了《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1963年）刘仙洲先生发表了他的专著《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才算推开了研究中国农具史的这扇大门。然而就是这部专著也还是纲领式的，还缺乏详细的考证与论说。更重要的是继承之势仍是相当的薄弱，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既没有这方面的机构，也没有这方面的课题，更没有发表农具史著作的园地。中国农科院和几个大专院校虽然相继成立了农史研究室，但也是几经起伏，举步维艰，很少有人力和财力从事农具史的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伴随着建国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物考古工作的相应发展，虽然出土了一批与农具有关的文物，却只是散见于各发掘报告之中，既缺乏系统整理，更缺乏认真分析、对比和研究。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以中国农科院农业遗产研究室为代表的几个主要的农史研究机构，得到加强和充实，《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相继创刊，使农具史的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的阵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型学术刊物《农业考古》的创刊，把农具史的研究推向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对此笔者曾写成《十年回顾》、《考古论今又五年》及《更上一层楼》三篇文章对其中农具史的研究作了综合评述。二十几年来，出版了犁播的《中国农具发展简史》，张春辉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补编）》以及章楷的《中国古代农机具》，笔者的《农具史话》和《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还有以《中国农业科技史稿》为代表的一大批农学专著，也都或多或少的讲到了有关农具的内容。尤其是陈文华先生的《中国农业科技史图谱》和《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系统的整理了历年来发掘的农具文物，这些都极大的丰富了农具史研究的资料来源，为编写《中国农具史》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但这毕竟还只是一个基础，如何把零散的资料系统整理起来；如何把上万年的农具发展的脉络梳理出来；如何把各种农具、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重要农具起源发展的途经寻找出来；如何把有关农具研究的各种学术观点充分展示出来；如何把各种分歧统一起来；如何把农具技术发展的总体面貌反应出来；如何把农具发展的技术思想提炼出来……这还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难题。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拼搏，到目前为止总算有了中国农具历史的基础读物，例如拙作《中国农具发展史》等，但还只能是“基础”，许多细节问题还都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农具用字的形音意的发展演变；农具“同物异名”、“同名异物”， “一物多名”、“多物一名”的辨别；只知其名不知其物的农具的探索；只知道定型后的农具，不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更不知道它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等等等等，还都等待着深入的考察研究。
另外，当前研究农具史的主要依据：一是文献资料，二是考古及文物。这就明显存有不足之处：第一是，文献资料特别是古文献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社会上实际存在的农具要比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多，古今从来如此，虽然依据一些有关调查作了一定补充，但因为缺乏全国性的古农具普查，因此还会有许多社会上存在的传统农具不能写进来；特别是古代已经失传而文献中又缺乏记载的传统农具，更成了农具史上的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漏。第二是，考古及文物都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我们看到的只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已经发现的，还有多少没有发现，今后还会发现什么，谁也无法断定，所以现在的某些结论，很可能被今后新的考古及文物的发现所否定。第三是，不论文献资料还是考古文物大都缺乏对农具自身结构的记述，要部分的弥补这个缺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对现存传统古农具进行抢救性的全面调查和实物测绘，对此虽然已有人作了一些工作，但因为其面广量大，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要把这些内容写入“农具史”，还需要花相当的功夫；没有国家的立项和投入恐怕是很难完成的。第四是对农具出土文物的重新鉴定也是农具史研究中应该作而又十分难作的巨大工程，这些文物很可能有许多原始鉴定就不准确或不正确，当前的农具史专著中收入这些农具时只就现实论现实。这肯定也是一大缺憾和今后需要继续补救之处。
四
在口语中 “农具”和“农业机械”，这两个词的界限是很模糊的。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大概也是如此。
很显然，“农具”就是“农业生产劳动所用工具”的简称。那么什么是“工具”呢？工具的本义，是指的人们从事劳动生产和从事社会活动所使用的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它是个广义词，它可以是泛指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时所使用的、对劳动对象产生作用的器具。古代手工业常用的斧、锯、凿等是工具；古代农业常用的犁、耙、锄等是工具；近代工业常用的车床、刨床、车刀等也是工具；近代农业常用的收割机、圆盘耙也是工具。很显然，收割机、圆盘耙、车床、刨床、斧、锯、犁、耙等也都可以称为机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工具”和“机械”界限是非常模糊的。这些工具都是社会上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是有形的。但工具还有一个引伸义，即指人们从事意识活动所需要的东西，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这些东西可以是具体的、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抽象的，如“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就是指的抽象的东西。“农业生产劳动所用工具”当然不会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所应用的实物。
“农业生产劳动工具”一词，是由“工具”、“生产劳动”和“农业”三个部分组成。
“劳动生产工具”一词，则将“工具”限定在“生产劳动”这个范畴之内，就不再包括“语言”这类抽象的工具。而“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一词，则又将这种具体的工具限定在从事“农业劳动生产”这个范畴，即只有“农业劳动生产”这个范畴使用的具体工具，才能算是“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但是，劳动生产工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它应该是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用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具体器物。劳动生产工具是置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农业劳动生产工具则是农业劳动者－－农民和农业劳动生产对象－－土地或农作物之间，并对土地或农作物进行加工的具体器物。所以诸如锄、镰、犁、耙等都是非常明确的农具，因为使用它从事劳动生产的是农民，劳动生产的对象是农作物或土地。
“农业机械”的含义是什么，这还得从“机械”的含义说起。
“机械”也有具体和抽象双重含义。具体的含义实际上也是指一定的器物。对于“机械”具体是指的什么器物，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确切的定义。《辞海》说①机械是“机器、机构等的泛称；②犹言巧诈；③呆板、不灵活。”①是具体含义，②、③是抽象含义。有人解释：机械是只能按规定程序运作的工具，即“机械”仍然属于“工具”范畴。对于“农业机械”，刘先洲先生在他的《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中是这样解释的：“在我国历史文献上，对于这一类工具，有时叫做田器，有时叫做农具，有时叫做农器。若就机械的定义说，任何一种工具，无论简单到什么程度，当使用它工作的时候，都是一种机械。所以在本书里，一般都叫它们作农业机械。”按照这段解释，就是说我国古代的传统农具，不论它们的结构多么简单，都可以称之为农业机械。由此也可以得出相反的推论：所有农业机械，不论复杂到什么程度，也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也都可以称之为“农具”。又由于在文献和口语中有一种习惯，多把古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称为“农具”，而把近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称为“农业机械”；把有动力机械带动的器物称为农业机械，如播种机、收割机等。把用人工或畜力带动的器物称为农具，如锄、镰、铲、耧等。
五
中国农具的发展也和中国农业的发展一样，它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它自身的连续性。而且农具的连续性比农业的连续性表现的更显明。既使农艺出现某些重大突破，农具却并不因此随即改变。例如播种工艺从古到今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播种工具耧车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具发展的连续性还表现在，很少受外部条件的干扰，大的政治、军事变故，可以促进或延缓农具发展的进程，却很少打断农具发展的自身程序。历次的改朝换代，差不多都有一个促进农具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却都是在上一代基础上的延续，从没有出现过跳跃式的变化。就是在建国后，中国的传统农具虽然屡屡受到国外引进农机的冲击，但当失去外力干扰之后，传统农具仍顽强的回到它自身的发展道路上来，依照它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所以中国传统农具发展的历史，从整体上讲，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农具的整体发展的历史规律；从具体上讲，更明显的表现出每种或每类农具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
六
由于原始农具距离我们太遥远，又没有直接的文字和图形资料，因而在研究原始农具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不是农具本身的问题，而是后代人的认识问题。由于认识问题的不一致，又常常导致了农具研究本身诸多困难。
正确认识原始农具产生过程，是正确认识原始农具本身的前提。一般来说，农具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我们对原始农具产生的一般过程作以设想性的简要描述：
原始农业初期，有一个很长的农业与采集共存的过度时期。这个时期农具是十分简陋的，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采集时代就存在的工具，只是发明原始农业之后，作业对象发生了变化：用以切割野生植物枝、茎、叶、蔓的刀类切割工具，变成了收割人工种植的作物稻、粟、稷等的茎和穗的收割农具；用以加工野生谷物子粒的工具，变成了加工人工种植的稻、粟粒实的谷物加工农具。此外，这个时代还有一类特殊的农具，那就是刀、斧、锛、凿等。因为这个时代的主要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 ，所以这时的刀、斧、锛、凿等则应称为农田开发农具。直到“火耕”农业逐渐过度到“耜耕”农业之后，刀、斧、锛、凿等则退出农具范畴（但并没有消亡，而成为加工农具和其他工具的重要工具，一直沿传下来）。不论“刀耕火种”还是“火燎杖耕”一般都没有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所以这个时代还没有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农具；甚至也没有耕翻土地的农具。因为这时人群还没有定居，土地常常是收割后就抛弃了，再种还要再刀劈火烧。对所用的工具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随拣随用、随用随丢的习俗。对工具的形状和性能都不怎么严格要求，所以说这个时代农具的种类并不多，除如上述的斧、锛、凿类土地开发农具之外，尚有用以戳穴播种农具，及收割、脱粒农具。就这样又经过了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人们才在漫长的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土地和农具的再次利用，比再开再造能极大节省气力，而且收成还可能更好些。于是人们也就部分的定居下来，从事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对所使用的工具也选择比较省力好用的收藏起来，以备重复使用。因此也就对农具是否好用、是否省劲；哪些农具适合于干哪些农活，有目的的作了选择，有目的的作了适当打制和磨制，于是也就有了比较精致的打制和磨制农具；装柄的复合农具渐渐的多了，不仅有木木复合农具，还有木石、木骨、木蚌复合农具等。由耒和耜结合而成的“耒耜”，以及由“耒”、“耜”和“耒耜”发展演化出来的、用于垦掘土地、疏松土壤的铲、铫、锸等农具，及由斧、锛等演变出来的镢（钁）、锄等挖刨农具，渐渐登上历史舞台，从此历史也就进入了耜耕阶段；社会也进展到了原始农业的后期。
七
正确判断古文献中有关解释古农具的文字的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许多古书上都有“神农之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于是有人就按照这句话去套历史上的所有耒耜：认定所有的耜都是木斫的；所有的耒都是木揉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古书上的这种记载可能只是制作耒耜的方法之一，而且不是神农时代的制作方法，而是以后某个时期的一种制作方法。实际上早期的耒可以说没有进行“揉”制的；早期的耜多为石制，更用不着“斫”。又如《周书》有这样的话：“神农……破木为耒耜锄耨”。难道能说历史上所有的耒耜锄耨都是“破木”制作的吗？
更准确的说，古书中多处引用的这段话，是源自于《周易•系辞》，原话是这样的：“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也就是说，《系辞》的这个解释，其根据是《周易》的《益卦》。根据《益卦》所显示之形象而附会出来的新的含义。对此张波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略）（张波《〈周易〉农事披拣录》、《古今农业》1988、1、46）由此可见，“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既不是直接来源于《周易》，更不是神农时代农具面貌业的直接写实，而是推断之言、附会之说。这就更加证明，不能用“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作为研究原始耒、耜的依据。
不能抠字眼的原因还因为古文字的记载，并非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这些文字所在的文献，许多并非农学专业著作；写作的内容也大都不是作者的目击记实。既便有些是与农业有关的书，作者也多非农学专业人材。许多文字本身已存在推测的成份，再依此为据往上推，就更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了。例如上面举的“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例，如据此上推原始农业初期的耜也是用木料斫出来的，那么原始农业初期人们才刚刚懂得用尖木棒戳穴播种的时候，有什么外部条件能启发人们一下子就想到用一大块木料砍成一个如后代“铲”形的农具呢？现在有人老是抓住这句话不放，认定耜的出现一定是从木材里砍出来的，就未免有点形而上学了。
运用古文献和古文字考证古农具是重要手段之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古籍文献中对古农具的注释颇多，但并不都是正确的，甚至常常出现注释矛盾的现象。所以应注意避免机械的抠古书上的字眼。对待古书中有关农具的记载，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在古文献中，农具之间相互注释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有的几种农具注来注去却都成了一种农具。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注释古文献的经学大师们对工具的形制和功能并不熟悉，因而两种工具器形相似而混为一物，以今比古，出现钱、铫、耜、插、鈂展转相训，造成工具名实混乱”（陈振中《青铜农具钱》、《农业考古》1987、2）。所以如何运用好这样的资料，是需要认真动一翻脑筋的。
八
“火耕、耜耕、犁耕”的提法比“刀耕、锄耕、犁耕”的提法更确切。
回顾历史，似乎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将古代农业划分为“刀耕、锄耕、犁耕”三个阶段的提法，倒不如用“火耕、耜耕、犁耕”三个阶段更确切。因为刀耕阶段用于砍伐林木的主要不是刀，而是斧、锛。对于砍伐林木，斧、锛的作用要比刀的作用大得多，单就这一点说，称“刀耕”就显得与事实不付。更何况不论刀、斧、锛都没有对土地发生直接作用，直接作用于土地的是火。所以这个阶段称“火耕”阶段更确切。进入熟荒耕作后，用以掘松土地、为播种作准备工作的主要是耒耜类农具，而不是锄。因为从来都是将锄的功能定义为“除草”工具，而除草属中耕，从来都不被看作农业耕作的主要内容。作为锄的一种特殊形式和特定工作方式，能够从事一定的挖刨工作，可具有一定的耕整功能，但这不是锄的主要功能，也不具有锄的象征意义。正如一提到“镢”人们就会想到“刨土”一样，一提到“锄”人们就会想到“锄草”。所以“锄耕”的提法给人的印象是不确切的。但是不论从火耕到耜耕，还是从耜耕到犁耕，它们之间都不存在一条截然的鸿沟；都存在一个交叉过渡期。所以总体上处于火耕阶段并不排除在某些时空已出现耜耕。同样，在犁耕阶段也不排除在某些时空还存在耜耕。进入犁耕阶段后，犁承担了耕垦土地的主要任务，但也不是犁的一统天下，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仍然存在着耜、锸、铫耕和镢耕。所以原始农具（后代农具也是一样）都存在着普遍性和区域性的问题。
在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中火种的获取，初期阶段仍然可能是从保存的天然火种中获取的，后来渐渐过渡到由人工获取火种。过去一般认为最初人工获取火种的方式是采取所谓“钻木取火”，即古书上常说的“隧人氏钻木取火”。按常理推断，人们最早获得人工火种，不可能是从“钻木”中得到的，而很可能是从打制石器中得到的。因为钻木对于原始人并不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和生活中常用的动作，不论当时的生产和生活，都很少有“钻”或“转”的活动和动作。而打制石器则是石器时代人们非常普遍的活动。当人们打制石器的时候，迸发出火花不会是罕见之事。火花迸发到人们穿着的皮毛或树叶上，或者迸发到已经熄灭的灰烬上，由此而引起燃烧，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打石取火要比钻木取火容易得多，所以火的发明和利用的过程中，从开始保存天然火种到获取人工火种，首先应该是从“打制石器”时出现的火种中获取的，“打石取火”应该是获取人工火种的第一方式。其实对于“击石起火”，历史上也有近似神话的传说，如祝融“击石起火”等，按照传说，祝融和隧人氏应该都是同时代人，只是后人只强调了“钻木取火”，而淡忘了“击石起火”。
有关“隧人氏钻木取火” 的议论，过去和现代都曾有过，甚至有人作过钻木取火的实验，对于这些这里均不作任何评论，而且我们绝对没有否定“钻木”或“转木”能够得到火的观点。因为“摩擦生热”这己是经过物理学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条件，石头和空气摩擦都能起火，何况木和木或石和木相互摩擦啊！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隧人氏”时代的客观环境没有让木和木或石和木发生摩擦的实际需要，也没有让木和木或石和木发生摩擦以致达到起火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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