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的历史贡献
鉴真熟识医方明，当年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时，唯有鉴真所进药方有效验。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他又大力传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知识，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因此，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按照日本汉方野崎药局主席野崎康弘的说法，以下36种药草都是鉴真带往日本推动使用的：
麻黄、细辛、芍药、附子、远志、黄芪、甘草、苦参、当归、柴胡、川芎、玄参、地黄、紫苏、丹参、黄芩、桔梗、旋覆花、苍术、知母、半夏、芜花、栀子、五味子、黄柏、杏仁、厚朴、和厚朴、肉桂、杜仲、唐木瓜、大枣、蜀椒、花椒、吴茱萸。
十七、十八世纪时，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着鉴真的图像，可见影响之深。 鉴真东渡，历时十年。第一次东渡，日方纪念鉴真的文献《挑战与挫折的十一年——六次渡日大作战》中记载是天平15年（743年），鉴真借拜访天台山之机前往日本（当时唐玄宗爱惜鉴真才德，没有批准他东渡的要求）。鉴真的弟子向港口的官员报告前来邀请鉴真的日本和尚实为海盗，于是在官府干预下，东渡胎死腹中；第二次东渡则是743年年末，购买了军用船，鉴真一行包括工匠等85人从扬州出海，在狼沟浦遭遇巨浪，危急中鉴真镇定自若，高诵经文——这对于海潮未必有什么作用，但确实安定了众人的情绪，终于将船驶回；第三次东渡在744年，当地倾慕鉴真的士绅不愿他冒险出发，再次举报日本和尚荣睿和普照是海贼，于是俩日本和尚又被捕，经过鉴真搭救，才以“病死”为名，脱身逃走；第四次东渡在744年，由于长江一线出海控制较严，鉴真前往福州出航，这一次他的弟子再次向官府报告师父的计划，鉴真被官府送还扬州，日本和尚逃亡；看到弟子和崇拜者因为爱自己而阻挠东渡，鉴真花了几年时间做通他们的工作，于748年第五次东渡，这次很不幸，遇到飓风，船被吹到了海南岛，历时一年才返回扬州，负责邀请的日本僧人荣睿病死，鉴真也因病双目失明；753年，65岁的鉴真第六次东渡，乘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返回的船只，终于到达日本。
中方文献内容大同小异，但有鉴真七次东渡的说法。其中多出的一次东渡，是在743年年末，有人认为当时鉴真于12月乘船东下，在狼沟浦遇险后，返回下屿山，第二年曾经再次出发，结果在桑石山海面再次遇到暴风，只得退回。因此应算作两次东渡。
究竟鉴真的东渡应该算六次还是七次呢？在日本，我采访了日本教育学者滨崎昭先生。对此，滨崎先生的解释是双方在史实的认定上并无歧义，采用不同数字是文化背景造成的。日本，七的发音为“XIQI”，与“死”的发音接近，不太吉利，而六则是吉利数字，因此说鉴真“六次东渡”。中国的“七”并无这样的发音避讳，而佛教有“七级浮屠”的说法，所以使用了“七次东渡”，也是吉利的意思。 鉴真东渡前，已经有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睿禅师等唐朝僧侣受邀东渡，日本为何还要执意邀请鉴真呢？而且，到达日本后，鉴真的地位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东渡僧侣，无论其来自中国、印度还是百济，他为何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呢？
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从唐朝邀请高僧东渡传法，主要是为解决日本僧侣戒律不严的问题。日本民间普遍采取自誓自愿的方式出家，对于戒律的理解也五花八门。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宣布自己是和尚，而且没有什么戒律约束，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和尚当得也太自在了。日本当时官民都对佛教很推崇，但对这样随意的僧侣又觉得不能信任，于是，就产生了严格戒律，用受戒的方式规范僧侣的要求。
大多数僧人都要经历受戒的仪式，不过，由于派别不同，受戒的内容也很不相同。一般僧人常受的有五戒、八戒、十戒等，而最为严格的大乘佛教徒，要受二百五十戒，称为“具足戒”，也只有自己受过戒的僧人，才可以为其他僧人受戒。这种严格的戒律日本当时无人了解，所以决心到中国聘请高僧。鉴真与其他赴日僧侣不同，他是一名真正受过“具足戒”的僧人，而且在赴日之前，已经为四万名僧侣受戒，正是日本方面寻找的理想对象。
今天日本的佛教流派中，大多数都不排斥吃肉娶妻。而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中的律宗寺僧，依然是日本除临济宗总坛以外仅有的严守戒律的僧侣。这也算是鉴真给日本佛教界留下的一大遗产吧。 鉴真在748年东渡失败后，因为年老体弱，虽然积极筹备再次东渡，却有五年时间无法成行。这时，日本僧人普照带来了好消息——日本向唐朝派来了第十次遣唐使船队。
这使鉴真萌生了随其一同前往日本的想法。但是，唐朝政府继续坚持不同意鉴真东渡的决定，日本遣唐使正使藤原清河不敢带鉴真一行去日本，以至与其部下发生争吵。最后，副使大伴宿弥仲马吕安排作了折中处理——鉴真不乘较大的藤原座舰，而与大伴宿弥仲马吕乘副使坐的船，这样万一被唐朝发现，也可推脱藤原不知情。
出航顺利，但是东渡途中，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由于当时航海水平的限制，遣唐使能够平安航行往返中日之间的，也不过50%。这一次藤原的船队也碰上了风暴，结果鉴真乘坐的副使座舰，得以闯出风暴，以半漂流的状态到达日本，较大的藤原座舰，却被风吹到了南方的越南中部，结果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论打仗当时日本人是不行的，大半船员丧生，藤原仅以身免，返回长安。和他同难的还有一个人很有名，就是李白、王维诗中提到过的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晁衡）。 从日本流传的鉴真弟子所著文献看，鉴真对于东渡，有过两次犹豫。
第一次犹豫，是在748年船只被暴风刮到了海南岛导致东渡失败以后。不过，鉴真当时的犹豫并不是后悔东渡，而是因为这次漂流使他产生了新的想法——海南岛已经是中国当时的最南端，根据当时的地理知识，鉴真明白这里大约是中国从海上去印度最近的地方了。所以，他怀疑是不是佛在指点他前往天竺佛国深修佛法。如此，自己不该向东，而应该向西！
但是，因为长期师奉鉴真的日本僧人荣睿，在这次东渡失败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临终还请求鉴真务必东渡。鉴真感其至诚，遂不再思考天竺之行。
第二次犹豫，是到达日本后，鉴真发现理想和现实存在着相当的差距。的确，他受到日本皇室乃至平民的极大欢迎。两位天皇和一位皇后经他受戒，并任命鉴真为“大僧纲”，总领日本佛教界，日本政府竭力推崇鉴真的精严戒律思想。然而，鉴真满意之余却看出了这背后的端倪。
原来，当时佛教正日益为日本官民各阶层所接受，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同时，又有大批劳动力或真或假地出家为僧——僧人是不用承担田赋和徭役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鉴真带来严格的戒律，提高成为僧人的门槛，从而达到减少僧侣数量，避免劳动力流失的目的。这和鉴真希望在日本弘扬佛法无疑是南辕北辙。
看到自己被利用的鉴真，曾经表达出一定的消极想法，有日本文献称他甚至一度有归国之念，只是，以七旬老病之身，又怎能回得去呢？
然而，这位高僧很快就表现出了他一贯的坚韧不拔精神。他放弃了个人的地位，离开佛教的中心东大寺，不再担任大僧纲，只接受了“大和上”的尊号，与日本佛教界达成接受自誓自戒的协议，自建唐招提寺，通过普及知识，建立贫田院周济平民等方式扩大佛教影响，并创立了日本佛教南六宗之一的律宗，继续自己弘扬佛法的事业。唐招提寺很快因此成为日本佛教圣地。 鉴真到达日本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而且已双目失明。由于不能见物，鉴真通过耳听的方式帮助日本僧人校正了大批佛经，又用舌尝的方式为日本修正了药典。
但是，《奈良新闻》2004年10月29日有一则新的报道，认为鉴真到日本后，双目可能还存在微弱的视力。其依据是757年，鉴真为借经卷曾经向当时的奈良东大寺出具了一张借条，这就是现存正仓院的《鉴真奉请经卷状》。经过奈良国立博物馆的西山厚研究员检证，认为此文与中国所存鉴真相关文献出自同一人手笔，所以，日本研究人员认为，鉴真在东渡时，可能还保有微弱的视力，能够自己书写重要文件，但不能很好地阅读了。
不过，随后就有人提出，由于文献记载鉴真并不是最后一次东渡才失明的，而是此前五年就已经失明。所以在中国保留的所谓相关文献，也未必是鉴真的亲笔，很可能是鉴真失明后由其弟子代写的。
此外，日本的文献记载，鉴真在日期间从未有过哭泣的记载，总是以最和善的微笑面对信徒。
日本天平宝字7年（763年）5月6日，鉴真坐化于唐招提寺，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当时鉴真双脚结跏趺坐，神态安详，死后三日，体温犹在，时人呼为真菩萨。
佛法云，大雄无畏，勇猛精进。大约是鉴真大师最好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