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美学家都有谁

Answer 1

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鲁迅、严复等以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美学家们之所以大力引进和鼓吹西方超功利美学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批判封建功利主义美学传统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对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声援。王国维是从叔本华的悲观意志说出发来继承和发挥康德的超功利美学观的。他认为，要摆脱生活之欲带来的苦痛，非求助于美和艺术不可。因为“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1](P435)美和艺术在本质上是超功利的，不涉及物质功利欲求。审美超功利性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他自觉介绍和接受西方超功利美学观并贯之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显露出反对封建美学传统的斗争锋芒，开启一代风气。蔡元培毕生热衷于美学研究，致力于美育实践。在美的本质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审美超功利性的看法，他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中认为：“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2](P70)在《美育和人生》一文中指出，美“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之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2](P221)。梁启超竭力鼓吹的趣味主义和生活的艺术化，骨子里依然是审美的超功利目的性的思想。梁启超认为，要使生活充满趣味，要在生活中感到美就应该具有宇宙不济和人生无我的人生观[3](P435)。这种人生观能使精神从狭隘的功利需要中解脱出来，以无功利的态度对待生活，从中寻找到趣味和美。他这种对趣味主义和生活艺术化的鼓吹实际上是对封建传统的文艺审美观和扼杀人的个性情感的封建社会的愤怒声讨。中国近代美学的反封建意义亦可证之于声势浩大的近代美育思潮。无论是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还是早期鲁迅，都无一例外地倡导美育，甚至身体力行，投身于美学实践。王国维旨在论证“使人之感情发达”的美育思想与传统以来“止乎礼义”的教化思想是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的。梁启超主张“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的高扬人性的美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民主启蒙意义，而且得到陶曾佑、徐念慈、康有为等人的普遍响应，成为民主启蒙时代人们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蔡元培更是把美育提到国家教育方针的高度并确立下来；不仅如此，他把自己的美学思想和美育理论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致力推行美育实践。尤其当他主掌北京大学之时，校园里音乐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美学讲座和各项美育活动蓬勃开展。一时间，上海、杭州等地亦仿效创办美学研究会和美术学校，美育实践活动风行全国。中国近代美学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时代特色还表现在对俗文化的高度重视，为俗文化正名。小说在封建文化中素来被视为“末伎”、“闲书”，为人们所轻视。到了近代，小说的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与传统雅正的“六艺”平起平坐，新小说的创作亦空前繁荣。近代美学对俗文化的重视并不限于小说，源远流长的民间歌谣亦不例外。近代社会对俗文化的重视，反映了近代美学思想的变化和更新。其锋芒所向就是陈腐的封建文化和传统的审美观念，体现了鲜明的反封建意义和时代特征，实质上，这也正是以思想启蒙和服务现实为内容的时代要求向近代美学提出的任务。 朱光潜是一位学贯中西、承前启后的近现代美学家。他沿着王国维的路子，用美学上的表现说来解释艺术意境，着重对“情景交融”这一点进行阐发，比王国维更加深入，更为缜密。朱光潜认为，在诗、艺术的境界中，情感表现于意象，被表现者是情感，表现者是意象。情感、意象经心的综合（即直觉）而融贯为一体，就构成意境。朱光潜以为，不论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都是模仿，都是不对的。他用美学上的表现说来反对摹仿论和典型化理论。因此，朱光潜的意境学说一方面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前提，另一方面又忽视了意境的理想性质。至于1949年以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变化发展，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宗白华在解放前的美学理论主要也是关于意境理论的探索。他不同于梁启超讲“趣味”和朱光潜讲“形相的直觉”，他讲“道表象于艺”，特别强调了意境的理想性。他说：“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6](P60)作为情与景的结晶品，意境无非是借自然景象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以窥见自我最深心灵的律动。宗白华又认为，艺术意境并非单纯地写实，不是平面的再现自然，而是一个有层次的创造。他说：“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6](P63)第一层是写直观的形象，第二层是传神，第三层是妙悟，达到最高灵境就可以把“鸿濛之理”表现出来。他说：“艺术意境之表现于作品，就是要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濛之理闪闪发光。这秩序的网幕是由各个艺术家的意匠组织线、点、光、色、形体、声音或文字成为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以表出意境。”[6](P66)宗白华的意境理论让人感受到诗人的灵气，哲人的睿智。鲁迅从“启蒙主义”立场出发，赞同文艺为人生的思想，认为文艺家要敢于面对现实，对社会不平表示愤怒、抗争，才能创造伟大的作品。因此，他认为，在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理论中的“金刚怒目”式的艺术意境更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据此，鲁迅批评朱光潜讲意境强调静穆的观点。他认为，把平和静穆作为诗的极境，而厌恶那种金刚怒目、忿忿不平的样子，是“徘徊于有无生灭间的文人”的心情的表现。鲁迅还较好地解决了艺术的永久性与相对性的辩证关系，与梁启超讲艺术意境理论强调相对性、朱光潜强调永久性相比，是理论的进步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