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对东方国家的影响?

Answer 1

　　中国文化对东方世界的影响，最先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这是因为物质文化的影响，直接关系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关系到受影响者的基本的生活和生产需要。因此，物质文化的影响，是最容易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文化影响。

　　最早受到中国物质文化影响的国家，是朝鲜。据传说，周武王灭殷商后，殷王族箕子率领5000族人避居朝鲜，就已带去了中国文化。战国时代，燕赵等国的许多人为避战祸迁居朝鲜，就不是什么传说。而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了。他们最早把中国的金属器具和工具，包括青铜器和铁器，带到朝鲜。两汉时期，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铜镜输入朝鲜。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高句丽诸国居民的生活习俗，也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高句丽贵族的服饰为宽衣博带，妇女的发式亦多仿南朝。隋唐以后，中朝物质文化交往的规模更大。也更为频繁了。

　　由于中朝物质文化交往开始得早，而且，越到后来就越为频繁。中国古代的一些重大发明，往往首先传到朝鲜。朝鲜是世界上最早从中国引入蚕种和养蚕技术的国家之一。早在汉代，朝鲜人就学会了养蚕制丝，中国的造纸方法，在公元4世纪时，就已传入朝鲜。中国的印刷术，在发明后不久，在唐末传入朝鲜。11世纪时，朝鲜的印刷术已相当发达。在60年间雕印了《大藏经》1040部、4740卷。中国的活字印刷在11世纪发明后，也很快传入朝鲜。朝鲜人民又以他们的智慧，改进了泥活字。在13世纪中叶发明了铜活字，并把它传到中国。中国的陶瓷技术，特别是中国宋代的清、白瓷技术，给予朝鲜陶瓷业很大的影响。10世纪以后，朝鲜已有窑厂，仿制中国瓷器。中国的又一大发明——火药，在元代传入朝鲜，到14世纪后半期，朝鲜已能制造火器和各种火炮。朝鲜从中国引进植棉技术，也是在元代。此后，棉花成为朝鲜重要的经济作物。到15世纪时，朝鲜的棉布已输出到日本。

　　朝鲜古代的建筑，也深受中国影响，新罗的都城平壤，就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分宫城、皇城和外部城。

　　日本也是最早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国家。秦代中国已发展了高度的物质文明，而日本文明还处于黎明阶段。秦代已有中国人越海到达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艺。日本传说着，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入海求仙，实际上到了日本不再返回，并说徐福带着的1000余人，是在纪伊熊野浦（现在的和哥山县新宫祠）登陆的。秦汉以后，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更多。应神天皇（公元201—301？年）时代，由于乐浪、带方二郡的秦汉遗民移居日本，日本的养蚕、丝绸等业开始发展起来。《三国志·倭人传》已有倭人种桑养蚕的记载。雄略天皇（公元457—479年）时，接纳中国移民，请他们传授丝织技术，从秦汉到隋代，从中国移植到日本的原始工业。除上述养蚕、织丝外，还有制陶、造船、炼铁、皮革、香料、漆器、琉璃、油脂、酿酒、造纸等。在器物方面，中国的铜铁器、金银器和陶器，大量输入日本。作为日本皇权象征的三种神器——青铜镜、剑、琉璃、制勾玉，都是由中国传去的。在农业上，日本的水稻种植，也是由中国传入的。

　　隋唐时期，中国物质文化更大规模地传入日本。日本的遣隋、遣唐使和中国唐代鉴真和尚的东渡，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总计唐朝时，日本所派出的“遣唐使”共十三次（一说十四次），迎送唐朝到日本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六次，合计共有19次。大规模的入唐使团，一次就有500多人。中国的鉴真和尚，743年到748年六次东渡，最后一次成功地东渡到日本，带去了“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绡师、修文、镌碑”等手工艺人近百人。中国丝绸、瓷器、铜镜、刀、尺、笔、墨、砚、纸张大量输入日本。漏刻、测影等仪器，印刷、水车制造、瓷器、铜镜铸造等技术，均在唐代传入日本。在农业上，中国茶种传入日本。到10世纪时，日本寺院和宫廷的饮茶之风已颇为风行。当时日本人的服饰衣装，也深受唐朝服饰影响。和服的花纹图案，与唐代的花纹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至今和服中的名词如“唐草”“唐花”“唐锦”，都反映了这一关系。
　　在城市建筑中，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就是模仿唐长安城、洛阳城建造起来的。寺院建筑也往往仿唐，如奈良法隆寺，从平面布局到细部构造，都无不模仿唐代寺院式样，其台基、殿身、梁架、斗拱、屋顶以及装饰，几乎都与唐代式样一致。至于奈良的唐招提寺，更是由鉴真大师及其弟子依据唐代寺院的风格式样建造的。

　　中国的围棋，也在唐代传入日本，并在日本民间流传发展，盛行不衰。

　　宋代以后，中国物质文化继续传入日本。日本人在消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注意给予发展和创造。12世纪时，日本荣西禅师来华，当时宋朝人饮茶之风甚盛。荣西回国后，著《吃茶养生记》，提倡饮茶养生益寿之道，对于唐式茶会在日本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6世纪时，千利休居士（公元1521—1591年）在日本创茶道。1223年，日本加藤四郎来中国学习制陶，长达六年，回国后在日本尾张、濑户制造黑粙瓷器。14世纪中叶，又有日本人伊势五郎，专门到景德镇学习青花瓷技术，到70岁才回国。后来他在日本制造的瓷器“纸薄磬声”。宋元时期来中国学习医学的日本人更多。吉田意休到中国七年，学习针刺，回国后著有《刺针家鉴》。药物学家阿部照任在福建18年，精于本草学，后来被日本人尊为药物学的鼻祖。元明以后，日本的造园艺术，也受到中国影响。明末中国学者朱舜水到日本，传去了中国江南风格的园林艺术。

　　在东南亚，最早受到中国物质文化影响的，是越南，而且这种影响不亚于朝鲜和日本。实际上，从秦始皇置象郡到公元939年吴权建国前，越南北方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地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原的铁制农具、牛耕和手工技术，就开始传入越南北方。秦末汉初，用转盘制陶的技术传入越南。养蚕缫丝的技术，也至迟在汉代传入越南。公元3世纪，造纸技术也传到越南。越南人用密香树皮等，制造出“交趾密香纸”，质量很高，且带有香味，很受中原士人欢迎。魏晋时期，在中国制陶术的影响下，越南已能生产精湛的彩釉陶和羊陶半瓷的过渡性陶瓷品。越南的印刷术，也是从中国传去的。前黎朝应天14年（公元1007年），越南黎朝皇帝黎龙铤派遣使团到宋朝，求得雕印本的《九经》和《大藏经》。以后宋朝和元朝所刻印的《藏经），都曾送给越南。越南人学到印刷术后，也刊刻了不少汉译佛经和儒家经典。

　　在器物方面，中国的产品通过贸易大量进入越南。宋朝时输入占城（今越南中部）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等。中国的器物如瓷碗、绫绢、纻丝等，都深受当地居民欢迎越南的古建筑，如城市、宫殿、亭台楼阁等，也深受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越南古都升龙，就是在古代城市龙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设交州刺史冶龙编，公元866年，唐将高骈筑大罗城于龙编。后来的升龙，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近代称为河内。

　　中国物质文化传入柬埔寨，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公元3世纪初，吴国孙权曾派遣康秦和朱应到扶南国（在今柬埔寨境内）。由于康泰和朱应的建议，当地居民的一些习俗有很大的改变，腰间开始围“横幅”。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纺织品、麻织品、陶器、金属制品，已大量输往柬埔寨。唐宋时期，中国又向柬埔寨出口金银、瓷器、缎锦、凉伞、皮鼓、酒、糖等，这些物品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极受欢迎，以致追逐“唐货”（中国货）成为一时风尚。元代中国与柬埔寨的物质文化交流，规模更大。温州人周达观在1296年到1297年到真腊（今柬埔寨），目睹了中国物质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他说，柬埔寨人以中国的金银饰物为第一等珍品，其次是五色缣帛、江苏的锡镴。其他物品如温州的漆盘、泉州的青瓷、明州的草席，以及纸张、麻布、雨伞、铁锅、木梳、簸箕、硫黄、硝石、桐油、针线杂货等，都无不受当地居民喜爱。当地人盛饭，也喜欢用中国的瓷盘和铜盘。明代皇帝以回赠礼品的形式，把大量的丝、棉织品和瓷器，交流到柬埔寨，仅在朱元璋当皇帝时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使团就给真腊国王带去金文绮32匹，瓷器19000件。

　　中国的物质文化传入缅甸，也是相当早的事情。距今两千多年前开辟的由四川经云南进入缅甸、印度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传入缅甸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中国丝绸很早就输出到缅甸，用中国丝绸缝制的衣服，在古代就为缅甸人民所喜爱。中国唐代的古籍中就已有“骠国（公元1至9世纪的缅甸古国）妇女披罗缎”的记载。古代缅甸手工业不发达，钢、铣、铜镙、铁锅、剪刀、缝衣针、瓷器等，也大量从中国输入，尤以明清两代为盛，直接方便了缅甸人民的生产、生活。两国人民频繁交往，许多瓜果蔬菜，如石榴、辣椒、卷心菜等，都由中国传入缅甸。有的瓜果蔬菜，还直接冠以缅语“德由”（意为“中国”），以示来自中国，如芹菜、韭菜、油菜、蚕豆及荔枝、红枣、枇杷、杨梅、柿子等。“包子”“饵鈌”“米线”等食品的名称，则借用了云南方言，说明其传自云南。从中国传入的这些瓜果、蔬菜、食品，大大地丰富了缅甸人民的物质生活。

　　泰国也在很早就受到中国物质文明的影响。从元代到清代，中泰海路贸易的规模一直很大，超过同期中国与越南、缅甸的贸易。泰国宫廷和民间所需的物资，特别是丝绸、瓷器和铜，都从中国输入。泰国古代的手工业技术，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元代，中国工匠到泰国，传入烧制瓷器的技术。后来泰国有名的宋加禄瓷器，就是在吸收中国烧瓷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初至清中叶，中国造船工业发达，高超的运船技艺由华侨传到泰国。当时泰国的木船设计和制造都模仿中国。泰国民间使用的器物特别是铜器，也特请中国广东等地的工匠代为加工打制。'

　　中南半岛上的内陆国家——老挝，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国物质文明的影响。在古代中老贸易中，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输入老挝；酿酒、养蚕、烘茶、丝织等技术，也从中国传入老挝。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物质文化，也受到中国文明的广泛影响。19世纪以后，中国福建、广东两省的居民，大批来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带去了中国的物质文明。现在，在新加坡总人口中，华人占了3/4，马来西亚华人也占人口总数的1/3。

　　对东方制度文明的影响

　　古代中国在制度文明方面，也是先进的，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特别是中国唐代所确立的制度文明，包括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田制和税制，为周边国家主要是日本、朝鲜和越南所欣赏、羡慕、学习和模仿。中国制度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是中国文化对东方文明影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对被影响国家的历史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日本是最早较为全面地学习和模仿中国唐代制度文明的国家。日本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唐代的先进制度，确立适应当时日本封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制度。这次革新从公元650年（大化元年）开始，到701年（大宝元年）颁布《大宝律令》才告完成。大化革新所确立的各项制度，明显地受到唐代法令、制度的巨大影。

　　在官制方向，日本在大化革新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中央设置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相当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中央设有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也采纳了唐朝的三省八部制而又有改进。此外，大纳言、弹正台、五卫府、国司、郡司等，都直接根据唐制移植到日本。地方官员如国司、郡司等，都由中央政府任命。

　　在教育制度方面，早在公元3世纪末，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汉学家王仁到日本，带去《论语》等著作，入日本宫廷为汉学教师，日本古代比较正规的宫廷教育由此兴起。但比较完整的学制，形成于大化革新时期。大中兄皇子即位（天智天皇）后，始设大学于京都，隶属于式部，入学者称博士学生；国有国学，隶属于国司。大学内设明经道和纪传道等课程，教育内容从汉文书籍如《礼记》、《春秋》、《左传）、《毛诗》、《周礼》、《周易》、《论语》、《文选》、《史记》、《汉书》等为主。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以后，汉文教育曾趋衰落，但在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8年），儒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对日本教育仍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中古时代的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等，又有六议（议亲、故、贤、能、功、贵）八虐（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等，均由唐代的五刑、八议、十恶蜕化而来，不过较为简约。

　　大化革新所确立的田制与税制，也力效唐制，规定全国土地为天皇（国家）公地，实行班田收授法，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为田租，交纳稻米；庸为徭役，调为贡物，一般交纳绢布。
　　日本中古时代的礼制，也仿唐制。嵯峨天皇在公元818年下诏说，“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

　　古代朝鲜的制度，也深受中国制度文明的影响。早在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公元6世纪，百济曾派人见梁武帝，请求梁朝派遣讲授《三礼》、《毛诗》的博士。唐时，这三个国家更加主动地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公元648年，新罗女王真德派子文王、侄春秋来中国，“请改章服，从中国制。”来唐的朝鲜留学生也络绎不绝。仅在840年，新罗在唐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10世纪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后，在各方面都积极吸收中国唐、宋时代的制度。

　　在行政制度方面，新罗也仿效唐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官有宰相、侍中、司农卿、太府令等。高丽时期，确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机关的核心是三省，即内史门下省、尚书都省和三司，执行机关为六部，即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地方行政为道、府、郡、县四级制，分别以按察使、府使、郡守、县令为各级地方官。这套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几乎完全同于唐制。

　　在教育制度方面，公元4世纪时，高句丽就设太学，教贵族子弟学汉字和懦家经典。公元682年，新罗在首都设立国学。高丽王朝时期（公元918——1392年），儒学成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科举制度成为基本的教育制度。公元930年，太祖王建在西京创立学校，设立学博士，实施儒家教育。958年，王建采纳留居朝鲜的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双冀的建议，开科取士，施行科举制度。此后数百年，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官员的主要方式。992年，高丽又在首都开京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1109年，又扩充国子监，设立7个专业。1392年李朝建立后，基本上承袭了高丽时的教育制度。

　　朝鲜封建社会的田制和税制，也深受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影响。公元722年，新罗对国家直接管辖的农民实行丁田制（以丁授田）和租庸调制。高丽立国后，竭力加强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用法律固定下来，于926年起实行田柴科制度，对全部耕地和山林进行登记，统一规定了各级官员和其他吏员的收租权，也规定了授予每个服兵役者的府兵团为十五结（三十三步见方为一结）。

　　越南中古时代的许多制度，也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中国制度文明对中古越南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对日本、朝鲜的影响。这种情况，与越南北方地区在公元10世纪之前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郡县，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