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书主要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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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孟子》，首先要了解孟子其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特点。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影响甚大的儒者。《孟子》一书虽然并非全由孟子所作，却也能够代表孟子本人的思想和风格。
孟子的生平事迹，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篇列传，包括十几个人，始于孟子，终于墨子，是一篇战国学者的合传。重点是孟子和荀卿二人。司马迁对孟子尤其尊重，开头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在这篇包括十几个人的列传中，司马迁独对孟子如此赞叹，可见他对孟子的重视，不同一般。
据这篇列传，孟子的生平事迹大致是：孟子，鲁国邹(现在山东省邹县)人，为子思(孔子孙孔)的弟子(一说是再传弟子)。他曾经去游说齐宣王、梁惠王，都没有成功。晚年回家和他的弟子万章等著《孟子》七篇，记录他的思想和政治言论。
不管孟子是受业于子思，还是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都算是孔子学说的嫡传，是继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大师。朱熹《中庸章句序》称孟子受学于子思，而子思受学于曾子。曾子是孔门之学的重要继承者，《孟子》一书称述曾子之处也较多，说孟子之学源于曾子，也未尝不可。
孟子继承了孔门这一派的学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太符合社会实际了。当时最合时宜的，是兵家、法家腊辩和纵横家。孟子对这几家是深恶痛绝的。尽管如此，孟子却无法转移当时的社会风气。退而著书，实不得已。
《孟子》一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继承孔子的仁政思想。为行仁政，他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话既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孟子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讲人性本善，是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上的依据。这是对孔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孟子讲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起的。《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改局晌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说，这种“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既然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可行“不忍人之政”。如此推论下去，自然可以得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结论。《告子下》就说：“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则当时的诸侯自然都可以成为“圣君”，都可以推行“仁政”了。
孟子“言必称尧舜”者，是以尧舜时代的仁政为标准的。但尧舜时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未必清楚，他只是虚构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而且说得相当具体。例如《梁惠王上》讲到“发政施仁”的时候，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孟子所谓仁政的一个理想轮廓。
这一套理想虽多属虚构的，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当时的现实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孟子才构想出一套“不忍人”的仁政来。
孟子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具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与民同乐”。这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样的思想是从孔子那里承袭下来的。不过，到了孟子，更为强烈。《尽心下》甚至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认为民贵君轻，社稷也可变置。这是新的观念，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新的变革，这比《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又进一步。说“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前人所不曾说，后人也不敢说的。和同代各家相比，法家主张君权至上，纵横家宣传贵士，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
《孟子》很有自己的特点。
1善于论辩。前面说过，《孟子》并非全由孟子自著，而善于论辩，则全书皆然。当时公都子曾问孟核锋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见《滕文公下》)“不得已”而“好辩”，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点。《告子上》之辩人性，《滕文公上》之驳许行，都可为例。其驳许行有云：“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像这样的一问一答，形式上仍是对话体，和《论语》的某些篇章有些相似；但这样的对话，又和《论语》有所不同。《论语》的对话，多是侃侃而谈，这里则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这是《孟子》文风的一个新的特点。
2极有气势。这也和时代有关。战国之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一般游士，都肆无忌惮，说话比较随便。虽在王公大人面前，也敢于掌而谈。写成文章，多有气势磅礴的特点。孟子虽非一般的游士，而周游列国，也不免要游说的。他在《尽心下》里就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藐视王公大人，无所畏惧，也与孟子的个人修养有关。在《滕文公下》里，孟子谈到“大丈夫”的人品时，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了这样的修养，也就无所畏惧。在《公孙丑上》里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由此看来，《孟子》文章之有气势，同个人修养颇有关系。能够无所畏惧，才敢放言无忌。形成文章，才沛然而不可御。当时的游士之辞，虽然都能放言无惮，而《孟子》之文，则又自有个人修养的特点。
3富于形象。战国文章具有富于形象的特征。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曾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但《孟子》之“深于取象”，又与各家之文不尽相同，其取譬设喻，多讲世俗故事。《离娄下》之讲“齐人有一妻一妾”，即是显例。这样的故事，也许得之民间，也许出于虚构，而孟子用来说明事理，不仅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而且富有生活气息。这样的文章，既有时代特征，又有个性特点。
孟子的生平事迹，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篇列传，包括十几个人，始于孟子，终于墨子，是一篇战国学者的合传。重点是孟子和荀卿二人。司马迁对孟子尤其尊重，开头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在这篇包括十几个人的列传中，司马迁独对孟子如此赞叹，可见他对孟子的重视，不同一般。
据这篇列传，孟子的生平事迹大致是：孟子，鲁国邹(现在山东省邹县)人，为子思(孔子孙孔)的弟子(一说是再传弟子)。他曾经去游说齐宣王、梁惠王，都没有成功。晚年回家和他的弟子万章等著《孟子》七篇，记录他的思想和政治言论。
不管孟子是受业于子思，还是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都算是孔子学说的嫡传，是继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大师。朱熹《中庸章句序》称孟子受学于子思，而子思受学于曾子。曾子是孔门之学的重要继承者，《孟子》一书称述曾子之处也较多，说孟子之学源于曾子，也未尝不可。
孟子继承了孔门这一派的学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太符合社会实际了。当时最合时宜的，是兵家、法家腊辩和纵横家。孟子对这几家是深恶痛绝的。尽管如此，孟子却无法转移当时的社会风气。退而著书，实不得已。
《孟子》一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继承孔子的仁政思想。为行仁政，他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话既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孟子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讲人性本善，是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上的依据。这是对孔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孟子讲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起的。《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改局晌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说，这种“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既然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可行“不忍人之政”。如此推论下去，自然可以得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结论。《告子下》就说：“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则当时的诸侯自然都可以成为“圣君”，都可以推行“仁政”了。
孟子“言必称尧舜”者，是以尧舜时代的仁政为标准的。但尧舜时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未必清楚，他只是虚构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而且说得相当具体。例如《梁惠王上》讲到“发政施仁”的时候，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孟子所谓仁政的一个理想轮廓。
这一套理想虽多属虚构的，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当时的现实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孟子才构想出一套“不忍人”的仁政来。
孟子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具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与民同乐”。这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样的思想是从孔子那里承袭下来的。不过，到了孟子，更为强烈。《尽心下》甚至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认为民贵君轻，社稷也可变置。这是新的观念，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新的变革，这比《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又进一步。说“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前人所不曾说，后人也不敢说的。和同代各家相比，法家主张君权至上，纵横家宣传贵士，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
《孟子》很有自己的特点。
1善于论辩。前面说过，《孟子》并非全由孟子自著，而善于论辩，则全书皆然。当时公都子曾问孟核锋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见《滕文公下》)“不得已”而“好辩”，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点。《告子上》之辩人性，《滕文公上》之驳许行，都可为例。其驳许行有云：“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像这样的一问一答，形式上仍是对话体，和《论语》的某些篇章有些相似；但这样的对话，又和《论语》有所不同。《论语》的对话，多是侃侃而谈，这里则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这是《孟子》文风的一个新的特点。
2极有气势。这也和时代有关。战国之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一般游士，都肆无忌惮，说话比较随便。虽在王公大人面前，也敢于掌而谈。写成文章，多有气势磅礴的特点。孟子虽非一般的游士，而周游列国，也不免要游说的。他在《尽心下》里就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藐视王公大人，无所畏惧，也与孟子的个人修养有关。在《滕文公下》里，孟子谈到“大丈夫”的人品时，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了这样的修养，也就无所畏惧。在《公孙丑上》里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由此看来，《孟子》文章之有气势，同个人修养颇有关系。能够无所畏惧，才敢放言无忌。形成文章，才沛然而不可御。当时的游士之辞，虽然都能放言无惮，而《孟子》之文，则又自有个人修养的特点。
3富于形象。战国文章具有富于形象的特征。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曾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但《孟子》之“深于取象”，又与各家之文不尽相同，其取譬设喻，多讲世俗故事。《离娄下》之讲“齐人有一妻一妾”，即是显例。这样的故事，也许得之民间，也许出于虚构，而孟子用来说明事理，不仅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而且富有生活气息。这样的文章，既有时代特征，又有个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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