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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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 Great Wall
由绵亘的城墙和关隘、敌台、烽火台、城堡等组合而成的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从春秋战国到明代的2000多年间,有 8个诸侯国、10多个王朝修筑过长城。其中,横贯中国北部的秦、汉、明长城,均超过5000公里,俗称万里长城。
简史 长城是中国古代诸侯国之间、封建王朝与民族统治集团之间军事斗争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彼此为防御计,先后各在封土边疆筑起数百至数千里的长城。公元前7世纪,楚国在缯关(今河南方城)东北率先兴修方城(即楚长城),随之,齐、魏、韩、燕、赵、秦和中山等国相继兴筑。此后,秦、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辽、金及明等朝代,均兴筑长城,规模最大的当推秦、汉、明三代。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统一六国后,为防止诸侯势力复辟,拆毁了原六国之间的长城;为抗御北方匈奴威胁,命大将蒙恬督率数十万军民,将原秦、赵、燕三国北方的长城,修整连成一体,称秦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见彩图)
西汉初,北方匈奴多次南犯。高祖刘邦率军反击,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围于白登(今大同东北)。文帝时,匈奴一度逼近京畿,威胁长安。武帝为消除北方边患,在主动出击匈奴的同时,大规模重筑长城,包括:复缮秦长城,增筑河西长城(一线自黄河沿岸向西至酒泉、玉门,一说至盐泽;一线起酒泉北折至居延)和塞外列城。汉长城的总长度约 1万公里,是中国古代最长的长城。
明初,元朝统治者后裔伺机南下复辟;中期,蒙古瓦剌部兴起,屡次南犯;后期,又受东北女真族威胁。因此明代多次修筑长城,历时200多年,始完成西起甘肃嘉峪关,经宁夏卫、榆林卫、山海卫向东延伸至鸭绿江边(山海卫至鸭绿江边一段,亦称壕垣)的明长城,长达6300余公里。通常所指的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段,即为明长城的主要部分 (见彩图)。
此外,还有北魏修筑的东起赤城、西至五原和东起居庸关、西至河曲的两道长城,合计达1500余公里。北齐修筑的西起总秦戍(今山西大同附近)东至渤海的长城,达1500余公里。金代曾先后修筑过新旧两道长城。新长城东起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尼基尔镇,西至包头附近,长约2500公里。旧长城位于新长城以北,横亘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长约700公里。
兵要 历史上,鉴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奴隶主和贵族时常南犯,防不胜防,若“屯兵戍守,寡则艰于应敌,多则困于转输”,有的政治家主张筑长城以抗御。西汉晁错提出“高城深堑”,“发卒以治塞”。西汉桑弘羊认为,“不能无城堡而御 *** ”,“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北魏高闾向孝文帝献策:“北狄……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主张“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可见古人对长城之倚重。
长城的布局,主要是根据军事态势、地理形势和地形情况而定。秦、汉两代分别奠都咸阳、长安(今陕西咸阳、西安)。是时,匈奴占河南(今黄河以南之河套地区),据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均威胁京畿,故“所急在西北”,因而秦“收河南,筑长城”;汉北击匈奴。增筑河西长城和塞外列城。明朝迁都北京后,先有蒙古瓦剌部入犯,后有女真进逼,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治)弃守,大宁(今内蒙古宁城以西)沦失,大同、宣府、蓟州 *** ,土木堡之战,英宗被虏,进而危及京师,故“所急在东北”。所指东北,包括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四镇。辽东镇西经山海关与蓟州相连,京师有事,可东西应援。蓟州镇有燕山山脉横贯全境,地势险要,为京师天然藩屏。宣府南望京师,北控沙漠,攻者犯京,首当其冲;大同为东犯京师、南犯山西必窥之地。因而,明代东北部长城,经大同、宣府沿燕山至山海关,再沿辽西走廊西侧,经北镇东折达鸭绿江边。
山西位处京畿左翼,与燕冀互为唇齿。太行山逶迤屏拥于东,黄河蜿蜒阻隔于西,大同蔽护于北,内地山峦起伏,通道少,险隘多,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尤为紧要,古人称:“全晋安危视三关”,三关安,则全晋安;“全晋安,则京师安”。故于三关一线向东经平型、倒马、紫荆至居庸诸关筑内长城。为加强三关防御,在偏头关外筑四道城墙,雁门关外筑大石墙3道,小石墙25道。并在灵丘以南,沿太行山,经今涞源、井陉至邢台以西的黄泽岭,修筑一条南北长城,以为京畿翼侧屏障。
长城的选址,是“因地形用险制塞”。凡有险要,劈山筑城,断谷起障,使天然地形与人工筑城互为补充。长城是以关隘、敌台为重点,烽火台为前哨,城墙作依托,点线结合,以点护线而形成的完整防御工程体系。城墙是长城的主体,随地势而筑,在山地多建在山脊或陡崖上,使城墙更加高峻难攀;在平地通常建在江河沿岸,以形成江河和城墙两重障碍。关隘,是长城的要害部位,防守重点,多设在高山峡谷险要之处,或河谷会合转折之地,或平川往来必经之路,以少数兵力扼守,即可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效。敌台骑墙构筑,与城墙连成一体,是戍守长城的重要战斗工程设施。烽火台也称烟墩或烽燧、烽堠,多建于山顶、高阜视野开阔之处,遇有敌情,昼则燃烟,夜则举火,专供传递军情所用。此外,在重要关隘内外交通方便、利于运动、易守难攻之地,还建有独立的城堡,作为屯兵、储粮之处,亦作掩护、支援之用。历代长城各有其特点,惟明代,由于军队装备火器,在长城重要地段南北修筑了许多城堡、敌台和烟墩,并在重要城堡加筑罗城、翼城,以增多防御层次,加大防御纵深;沿长城一线还设置都司和卫所,在配置体系和建筑技术方面更臻完备。
武备 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常在长城沿线设重兵戍守。秦始皇设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12郡,进行戍守和垦殖。汉于河西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在河套地区筑朔方城,移民屯戍。明置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和固原 9镇。每镇辖若干卫、所、关、口、寨、营、堡等。据《读史方舆纪要》和有关史料记载,其中:辽东镇,辖区长城975公里,设卫25、所11、关2、营堡100,守备兵力99875人;蓟州镇,辖区长城600公里,设关113、寨72、营43、城11、堡61,守备兵力78620人;宣府镇,辖区长城606公里,设卫10(一说12)、所1、关堡28,守备兵力126395人;大同镇,辖区长城347公里,设卫8、所7、堡583,守备兵力54150人。长城沿线共设关、寨、营、堡等 1400余个,计有守备兵力60余万,多时达 100万人左右。
长城是中国历代各族劳动人民高度创造力和智慧的结晶。在主要以刀、矛、弓、箭为作战武器的古代,高大坚固的长城,对防御游动不定的骑兵,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发展,保障人民生活安定,发展边远地区农牧生产,以及保护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都曾起过重要作用。但修筑长城,工程浩大,劳民耗资,曾给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繁重劳役和沉重负担,甚至死亡。如今,长城虽已失去其原有军事价值,却仍然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历史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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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 Great Wall
由绵亘的城墙和关隘、敌台、烽火台、城堡等组合而成的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从春秋战国到明代的2000多年间,有 8个诸侯国、10多个王朝修筑过长城。其中,横贯中国北部的秦、汉、明长城,均超过5000公里,俗称万里长城。
简史 长城是中国古代诸侯国之间、封建王朝与民族统治集团之间军事斗争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彼此为防御计,先后各在封土边疆筑起数百至数千里的长城。公元前7世纪,楚国在缯关(今河南方城)东北率先兴修方城(即楚长城),随之,齐、魏、韩、燕、赵、秦和中山等国相继兴筑。此后,秦、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辽、金及明等朝代,均兴筑长城,规模最大的当推秦、汉、明三代。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统一六国后,为防止诸侯势力复辟,拆毁了原六国之间的长城;为抗御北方匈奴威胁,命大将蒙恬督率数十万军民,将原秦、赵、燕三国北方的长城,修整连成一体,称秦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见彩图)
西汉初,北方匈奴多次南犯。高祖刘邦率军反击,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围于白登(今大同东北)。文帝时,匈奴一度逼近京畿,威胁长安。武帝为消除北方边患,在主动出击匈奴的同时,大规模重筑长城,包括:复缮秦长城,增筑河西长城(一线自黄河沿岸向西至酒泉、玉门,一说至盐泽;一线起酒泉北折至居延)和塞外列城。汉长城的总长度约 1万公里,是中国古代最长的长城。
明初,元朝统治者后裔伺机南下复辟;中期,蒙古瓦剌部兴起,屡次南犯;后期,又受东北女真族威胁。因此明代多次修筑长城,历时200多年,始完成西起甘肃嘉峪关,经宁夏卫、榆林卫、山海卫向东延伸至鸭绿江边(山海卫至鸭绿江边一段,亦称壕垣)的明长城,长达6300余公里。通常所指的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段,即为明长城的主要部分 (见彩图)。
此外,还有北魏修筑的东起赤城、西至五原和东起居庸关、西至河曲的两道长城,合计达1500余公里。北齐修筑的西起总秦戍(今山西大同附近)东至渤海的长城,达1500余公里。金代曾先后修筑过新旧两道长城。新长城东起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尼基尔镇,西至包头附近,长约2500公里。旧长城位于新长城以北,横亘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长约700公里。
兵要 历史上,鉴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奴隶主和贵族时常南犯,防不胜防,若“屯兵戍守,寡则艰于应敌,多则困于转输”,有的政治家主张筑长城以抗御。西汉晁错提出“高城深堑”,“发卒以治塞”。西汉桑弘羊认为,“不能无城堡而御 *** ”,“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北魏高闾向孝文帝献策:“北狄……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主张“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可见古人对长城之倚重。
长城的布局,主要是根据军事态势、地理形势和地形情况而定。秦、汉两代分别奠都咸阳、长安(今陕西咸阳、西安)。是时,匈奴占河南(今黄河以南之河套地区),据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均威胁京畿,故“所急在西北”,因而秦“收河南,筑长城”;汉北击匈奴。增筑河西长城和塞外列城。明朝迁都北京后,先有蒙古瓦剌部入犯,后有女真进逼,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治)弃守,大宁(今内蒙古宁城以西)沦失,大同、宣府、蓟州 *** ,土木堡之战,英宗被虏,进而危及京师,故“所急在东北”。所指东北,包括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四镇。辽东镇西经山海关与蓟州相连,京师有事,可东西应援。蓟州镇有燕山山脉横贯全境,地势险要,为京师天然藩屏。宣府南望京师,北控沙漠,攻者犯京,首当其冲;大同为东犯京师、南犯山西必窥之地。因而,明代东北部长城,经大同、宣府沿燕山至山海关,再沿辽西走廊西侧,经北镇东折达鸭绿江边。
山西位处京畿左翼,与燕冀互为唇齿。太行山逶迤屏拥于东,黄河蜿蜒阻隔于西,大同蔽护于北,内地山峦起伏,通道少,险隘多,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尤为紧要,古人称:“全晋安危视三关”,三关安,则全晋安;“全晋安,则京师安”。故于三关一线向东经平型、倒马、紫荆至居庸诸关筑内长城。为加强三关防御,在偏头关外筑四道城墙,雁门关外筑大石墙3道,小石墙25道。并在灵丘以南,沿太行山,经今涞源、井陉至邢台以西的黄泽岭,修筑一条南北长城,以为京畿翼侧屏障。
长城的选址,是“因地形用险制塞”。凡有险要,劈山筑城,断谷起障,使天然地形与人工筑城互为补充。长城是以关隘、敌台为重点,烽火台为前哨,城墙作依托,点线结合,以点护线而形成的完整防御工程体系。城墙是长城的主体,随地势而筑,在山地多建在山脊或陡崖上,使城墙更加高峻难攀;在平地通常建在江河沿岸,以形成江河和城墙两重障碍。关隘,是长城的要害部位,防守重点,多设在高山峡谷险要之处,或河谷会合转折之地,或平川往来必经之路,以少数兵力扼守,即可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效。敌台骑墙构筑,与城墙连成一体,是戍守长城的重要战斗工程设施。烽火台也称烟墩或烽燧、烽堠,多建于山顶、高阜视野开阔之处,遇有敌情,昼则燃烟,夜则举火,专供传递军情所用。此外,在重要关隘内外交通方便、利于运动、易守难攻之地,还建有独立的城堡,作为屯兵、储粮之处,亦作掩护、支援之用。历代长城各有其特点,惟明代,由于军队装备火器,在长城重要地段南北修筑了许多城堡、敌台和烟墩,并在重要城堡加筑罗城、翼城,以增多防御层次,加大防御纵深;沿长城一线还设置都司和卫所,在配置体系和建筑技术方面更臻完备。
武备 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常在长城沿线设重兵戍守。秦始皇设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12郡,进行戍守和垦殖。汉于河西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在河套地区筑朔方城,移民屯戍。明置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和固原 9镇。每镇辖若干卫、所、关、口、寨、营、堡等。据《读史方舆纪要》和有关史料记载,其中:辽东镇,辖区长城975公里,设卫25、所11、关2、营堡100,守备兵力99875人;蓟州镇,辖区长城600公里,设关113、寨72、营43、城11、堡61,守备兵力78620人;宣府镇,辖区长城606公里,设卫10(一说12)、所1、关堡28,守备兵力126395人;大同镇,辖区长城347公里,设卫8、所7、堡583,守备兵力54150人。长城沿线共设关、寨、营、堡等 1400余个,计有守备兵力60余万,多时达 100万人左右。
长城是中国历代各族劳动人民高度创造力和智慧的结晶。在主要以刀、矛、弓、箭为作战武器的古代,高大坚固的长城,对防御游动不定的骑兵,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发展,保障人民生活安定,发展边远地区农牧生产,以及保护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都曾起过重要作用。但修筑长城,工程浩大,劳民耗资,曾给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繁重劳役和沉重负担,甚至死亡。如今,长城虽已失去其原有军事价值,却仍然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历史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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