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普通话语音为什么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Answer 1

因为北京是元、明、清800年皇宫的所在地，当时有一种各地官员都会说的官话。到雍正王朝，雍正因不懂广东话，把广东官员上供的荔枝“有”核儿听成了“无”核儿，导致咬着吃荔枝咯着了牙口，因此推行官话，要求做官的要会说官话。不会官话的不能做官。现在的普通话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普通版遂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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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三] 中国古代的汉民族共同语 

                                                       作者：袁钟瑞

“您这大题目不是《话说推普》吗？怎么说了半天方言，还没说到普通话呀？”

是啊，该说说普通话了。可是，因为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所以在说普通话之前，我还想跟大家聊聊古代的汉民族共同语。

我们的民族共同语经历了从雅言、通语、天下通语到官话、国语、普通话的漫长历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而且有记载的方言分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了。当时中原地区管“虎”就叫“虎”，可是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却叫“於菟（读作wūtú）”。《孟子》里说：“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也。”大意是说，有个楚国官员想让他的儿子学会齐国话，请一位齐国人教儿子学齐国话，可是周围的楚国人都说楚国话，实际上是干扰他儿子的学习，虽然每天都严厉地督促他儿子努力学习齐国话，却总是达不到目的。而吧他儿子送到齐国的庄岳住了几年，就学会齐国话了，这时再每天严厉督促他学楚国话，却又学不会了。孟子用这个例子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不以认得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却从这里了解了早在孟子那个时代，方言分歧已经是很严重了，而且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学习语言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与方言同时并存着天下共同语，叫做“雅言”。这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你想啊，当时天下百家争鸣，论辩和游说十分盛行，法家、名家、墨家、儒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派人物周游天下鼓吹自家学说，能说别人不懂的家乡话吗？只能说天下各国都听得懂的雅言。苏秦、张仪奔走七国宣传合纵连横也必须说雅言。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是说雅言而不是说自己的家乡话鲁国方言。孔子有来自天下各国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可以推想孔子在讲台上一定是说雅言而不是说鲁国话。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成集的《诗经》，收集的是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诗歌来自如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各地，大多数来自民间创作，本来应该反映出各地方言语音的差异，但经过文人（例如孔子）的修订和删改，在押韵方面已经很成熟，说明《诗经》是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定稿的。

著名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在《普通话和北京话》一文里告诉我们，从周朝到秦朝，王室每年秋天都要派官员到全国各地去搜集地方歌谣和方言，集中保存在朝廷的“密室”（档案室）里，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是十分重视方言的，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秦末战乱时全部散失了。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扬雄见到一些残存的资料，就以这些资料位基础，向全国各地来长安的人作广泛的方言调查，用27年的时间编成了《方言》，这本书记载了大量的方言词语，并且一一加以解释。全书的第一条是：“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用“知”来解释楚国的“党、晓”和齐、宋之间的“哲”，说明“知”是天下大家都懂得的词，是共同语，而“党、晓、哲”则是方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必是各地方言与天下共同语并存，《方言》也确实多次使用“通语”、“凡语”这些词。这些都能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共同语与方言并存。

当然，古代的共同语（雅言、通语）跟今天的共同语（普通话）还不能说完全是一回事。我们说的不同，并不是说雅言、通语和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有差异，古代的共同语跟今天的共同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当然有巨大的差异；我们所说的不同，是说古代的共同语并没有像今天的普通话一样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有明确的规范标准，只是大家能够听懂即可，而且古代的共同语只为数很少的士大夫阶级服务，只在王室宫廷和读书人的书斋以及一些商贾圈子里流通，跟今天的普通话通行全国各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民生活服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汉代以后至宋代，虽然没有指代共同语的一个名词，但是共同语是一直存在和应用的。今天我们用普通话诵读唐诗宋词，觉得大多数作品在音韵上都是很美的，只是少部分作品好像押韵不太严格，有的平仄有点问题，是不是唐宋的诗人们不太注意诗词格律呢？其实不是。因为古代至现代，语音变化很大，例如古代的入声字在今天的普通话里都分别派入阴阳上去四声了，声母、韵母都有不小的变化。唐宋诗人们用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音韵，而且不管原作者的籍贯是哪里，他们在音韵格律上倒是高度一致，因此我们也能断定唐宋时期仍然存在着一种能跨越方言障碍的天下通语。事实上，从魏晋六朝历经隋唐南北朝到宋朝，虽然没有出现新的类似“通语、凡语”这样的共同语的新名称，但是产生了大量供写作诗词韵文使用的韵书，比较著名的有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梁·沈约的《四声谱》、隋·陆法言的《切韵》、唐·孙愐的《唐韵》、宋·陈彭年等人的《广韵》、丘雍等人的《韵略》等等。韵书的作用是正音，以何为正？当然是通行天下的共同语，决不会是一方之言。

汉代以前的共同语有“雅言、通语、凡语”之称，明清以后的共同语有“官话”之称，而这中间自魏晋六朝至唐宋之间却没有对共同语的称呼，我想这原因是，汉代以前（具体说是汉武帝之前），天下一直处于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状态之中，社会盛行“合纵、连横”、周游列国游说辩论、聚天下才子论道讲学，而且人才靠的是自由竞争，因而口才之学繁盛发展，孔子、老子、晏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许行、孙武子、孙膑、蔺相如、毛遂、曹刿等等，无一不是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孟子》、《战国策》、《史记》等典籍都记录了不少论辩的精彩场面。然而汉代以后，大一统的封建制度日趋牢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益发达，人们的横向交往越来越少，人才的选拔也越来越不重视口才（从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的举荐到索性以一篇八股文定终身），共同语的社会需求相对减少，共同语的社会影响自然渐趋缩小，以致缩小到没有一个固定的称呼。到了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开始萌动，城市、商业、戏剧、小说乃至对外贸易都日益繁荣，甚至西方殖民主义者或者炮舰相见，或者教会传教，西方科学渐渐东来，我国社会对于民族共同语的需求再次上升，民族共同语终于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了一个“官话”的称呼。

古代共同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虽无明确的标准和规范，但一定是以当时的统治中心的方言为基础的。自商周直到北宋，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中游的长安、洛阳一带，因此雅言、通语应该是以长安、洛阳方言为基础，或者说大体是当时的长安话、洛阳话。到了北宋、南宋以及同时代的辽、金，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东移，而元、明、清以来的800多年间北京一直是首都，所以中古以后的共同语，有了较大的变化。普通话就是元代以后的共同语发展而来的结果。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中原，原指长安、洛阳一带，这时的中原已经扩大到以大都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了。

明清两代的共同语称作“官话”。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担心读书人“拘于方言，无以达于上下”（使用方言不利于上下级沟通的意思），命人编纂《洪武正韵》并颁行天下，这是官定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语音标准。“官话”的名称出现在明代中叶。“官话”可以解释成官员在官场上说的话，也可以理解成是大众公用的话，因为“官”有时也当“公共”讲，如围棋中双方均未占领的地盘叫“官”，因而有“收官、官子”之说，旧时称“公路”为“官道”，称“公共厕所”为“官茅房”。“官话”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早期形式初步形成。当然，官话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统一的规范，只要是不说家乡话，改说官场里通行的话就算是说官话。由于官场上通行官话，所以文人墨客也愿意学说官话，以会说官话为时尚。“官话”甚至都有了个mandarin的外国名字（据说因为满清官员都说官话，所以mandarin是“满大人”的音译）。外国人称官话为mandarin，葡萄牙传教士称满清官员为“满大人”，于是连“满大人”说的官话也叫“满大人”，mandarin就是这么来的。

电视剧《雍正皇帝》有这么一个情节：广东一潮州籍的巡抚向皇帝进贡荔枝，太监把剥开外皮的荔枝果递给皇上，皇上手持荔枝肉问巡抚：“有核儿（húr）没有？”巡抚答：“wú。”皇上把荔枝肉搁进嘴里，一咬，荔枝核儿硌得牙生疼。皇上大怒：“朕问你有没有核儿，你怎么说‘无’？”巡抚吓得够戗，说不出话。旁有懂得潮州话的人赶紧解释说：“皇上，这潮州话就是把‘有’叫做wú，咱们的‘无’呢，他们叫做móu。”皇上虽然生气，但由此联想到官员不会说官话太耽误事，于是下旨要求广东、福建的官员要说官话。电视剧字幕告诉观众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推广普通话的官方文件。

颁布命令要求广东福建的官员说官话，这是史实。雍正六年八月甲申日（公元1728年9月9日），雍正在招待朝廷官员的宴席上，专门对官员要说官话一事发出训谕。训谕说：官员每每异地任职，不讲官话而用方音，结果是“官民上下语言不通”，老百姓“不能明白官长之意”，“胥吏从中代为传述”，“添饰假借，百弊丛生”，“事理之贻误者多矣”。因此他要求各级官员在执行公务的场合（如陈奏、宣读、审断等）必须使用官话，不得“仍前习为乡音”。他还责成方言障碍特别严重的广东、福建两省的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雍正皇帝是个明白人，他也注意到，语言问题固然重大，但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于是他又指示说“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

雍正这篇上谕的正文有355字，对官员为什么要掌握官话、什么场合应该使用官话、怎样才能学会官话等问题阐述得相当到位。如此明确地要求“公务员”必须把共同语作为公务用语，这在历代皇帝中的确是第一人。在这片上谕发布之后，朝廷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各地设立“正音书院”、“正音蒙馆”（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培训班），向读书求官者进行官话培训。当时甚至还有“举人生员贡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的规定。由于福建比广东的方言阻隔更加严重，所以福建在这方面做得比广东更认真，因此今天普通话在福建的流通程度高于广东，与此大概不无关系。

     在雍正之后的乾隆年间问世的《红楼梦》可以看作是当时官话的范本。如果你觉得读《红楼梦》在语言上没有多大障碍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红楼梦》的语言就是200多年前的普通话，或者说是普通话的前身。

上文摘自 中国语言文字网—语文博物馆：

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63/2008_3_10/1_63_3389_0_12051245883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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