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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800字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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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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