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柯南道尔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Answer 1

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与阿加莎创作的系列侦探小说至今畅销不衰，他们塑造的福尔摩斯与波罗两大侦探形象至今也仍活跃在电视电影的银幕前，足见他们的艺术魅力。 这两种相去50年的成功无独有偶，但不论在作者还是在作品，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归咎起来大致在于： 一、人物塑造。 首先，柯南道尔的所有侦探小说只围绕着一个侦探即福尔摩斯展开；阿加莎的小说虽广为人知的是波罗探案，但她写马普尔小姐探案的作品几乎同样之多，并且还有其他人物的探案。将人物对比起来，波罗探案中的黑斯庭斯与华生的角色基本相同，但也并不是波罗的每一个案子他都有参与，这与柯南道尔的创作思路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华生是重头至尾都陪伴着福尔摩斯的。所以柯南道尔的创作，人物比较集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提到柯南道尔就想到福尔摩斯，一提到福尔摩斯就想到华生的道理。而当我们提到阿加莎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尼罗河上的惨案》或者《东方快车谋杀案》等一系列她的作品而决不是她塑造出来的人物。 其次，主人公的形态、爱好、性格、身份地位以及价值取向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福尔摩斯是一个瘦高个，不修边幅，而波罗是个又胖又矮，还爱讲究穿着，附庸风雅之士；福尔摩斯爱好收集罪证、小提琴以及烟枪，而波罗更多的是研究美食与欣赏湖光山色；福尔摩斯好静，而波罗好动；从个人气质上看，福尔摩斯是植根于伦敦底层的平民侦探，遇事谦逊冷静，而波罗更像是游走于上流社会的贵族侦探，“习惯于对自己作出良好评价”①；福尔摩斯探案从不计较报酬，更多的是为了兴趣以及正义，而作者赋予波罗探案，更多的是为了一个侦探不容戏谑的自尊、自负以及更为优质的生活。 当然，两位侦探在作者笔下的结局也截然不同。波罗在《帷幕》这最后一案中终于功成身退；尽管柯南道尔几欲放弃福尔摩斯，但终于还是让他在《新探案》中得以重生。与其说这是应读者之邀，不如说是福尔摩斯精神与犯罪的永恒较量。但是波罗的探案从斯泰尔斯开始，终于斯泰尔斯结束，也给人一种善始善终之感。 二、案件性质的选取和情节的发展安排。 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我们读到的案情，题材覆盖面很广，囊括了复仇、金钱利益、恐怖主义等等。比起克里斯蒂，他反映了更为广袤，更为深层次的社会背景，虽然他的创作背景主要锁定在伦敦，福尔摩斯也不像波罗那么喜欢四处游历，而是大部分时间呆在贝克街，等待委托人的函件或是登门造访；克里斯蒂的创作背景较柯南道尔更为广泛，有涉及中东以及非洲的一些地区，如《古墓之谜》、《死亡终局》，案件题材的选择大都围绕金钱，她看到了当时社会虚伪的人际关系，金钱下无情谊的事实，但缺乏柯南道尔那种对人性更深层度的挖掘，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福尔摩斯探案集》时，我们感受到了很多的人情冷暖以及人性关怀，而在初读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时我们会有她超过柯南道尔的错觉，但越读到后就越明白那只是受情节吸引。 这也是柯南道尔作为一个男性的创作手段与一个女性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柯南道尔的创作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辉宏的社会意识，即使不经刻画也显得场面宏大；克里斯蒂的创作透出文雅之气，即使当她写到《波洛圣诞探案记》——她自认为血腥的作品，还是透出文雅之气。 在主角处理案件的方式上，福尔摩斯喜好进行案件比较，他认为无论几十年甚至一百年过去，案件都存在着雷同点，有循环的轨迹。然后他会易容，深入虎穴夺取线索，凭借强势的逻辑推理串联线索，更重要的是他身手敏捷，往往在擒获凶手的最后关头避免不了一场打斗；波罗不同，他多半通过探问，从与所有嫌疑人的谈话中找出破绽，然后窥视他们的一言一行，进一步取得证据，最后聚集所有嫌疑人，做全书最为精彩的结案呈辞，当众揪出凶手。所以拿到一本克里斯蒂探案，我们大可以翻到作品的最后几页，只读侦探的结案呈辞，我们也能对一本书了解个大概。福尔摩斯不同，他的探案环环相扣，没有在案件结束时的大篇幅讲述，顶多是解答华生的一两个疑题，帮助他理清思绪以做备案之用。 所以，福尔摩斯是一位掌握更多技巧的侦探，他将毕生积累与天分相互糅合，体现出更为勤劳的处世态度；波罗则显现出更多的智慧之光，虽然他行动迟缓又挑三拣四，但凭借他的观察入微与与苏格兰场的合作他也能查出真凶，好在克里斯蒂的案件中没有多少亡命之徒，否则一旦波罗孤身一人他就没有能力与之格斗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克里斯蒂的作品透出文雅之气的原因，她的罪犯总是坐在靠背椅上心安理得地被抓，缺乏柯南道尔的罪犯的反抗、逃亡精神。即使是罪犯也应该赋有这种精神，因为他是人。 在罪犯的塑造上，柯南道尔喜欢赋予罪犯情非得已的苦衷，往往他们都是被逼上梁山，他们杀人反倒是在为社会除暴安良；克里斯蒂的犯案动机就是图谋不轨，往往是出于金钱利益。然后在罪犯的性别上，柯南道尔体现出一种男子主义，在他的作品中女子往往是美貌、柔弱的淑女，是受害人，是需要福尔摩斯保护的对象，与犯罪相隔八丈远，即使在类如《波西米亚丑闻》中有例外，他也着重强调女人的智慧而非强调女人的丑恶；克里斯蒂的罪犯男女皆可，她笔下的女罪人有傲慢的冒险者——《人性记录》，有为情人的大无畏牺牲者——《尼罗河上的惨案》，显出更多的公平色彩，告嘱世人女人的潜在能力，犯罪也是一种能力。 三、作品的形式体裁，与继承问题。 柯南道尔善写短篇，偶有四篇中篇而已；阿加莎·克里斯蒂善写长篇，偶有几部短中篇集子。虽然在长篇小说上她是颇有建树，但在短篇小说的写法上还是有效仿柯南道尔之处。例如《蒙面女人》一本短篇集子，大多数篇幅均以黑斯庭斯的第一人称进行叙述，而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我们看到几乎所有案件都是以华生的第一人称进行记载，这一反阿加莎在她众多长篇小说中惯用的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但柯南道尔对侦探自叙的尝试，克里斯蒂便从未涉及；像《舞会谜案》、《克拉珀姆厨师奇遇记》等的开场白都提到对话、报纸、来访，这也是与《福尔摩斯探案集》开场白的相似之处；由于短篇篇幅有限，所以在阿加莎特有的叙述套路上也有所向柯南道尔靠拢。此外在语言上，两者语言均无华丽之处，但克里斯蒂似乎赋有一定的法语才能，在波罗的言谈中经常会掺杂几句“Moi ami"、"En bien"这样的话，所以会经常被人混淆国籍，误认为是法国侦探。 克里斯蒂在继承上亦有创新，加入了自己的处事态度——双方共同运用了“苏格兰场”一词，但在所持的态度上截然不同。柯南道尔持的是嘲讽态度，福尔摩斯在书中不止一次说到苏格兰场只有坏事的份，他愿意对他们提供帮助，但他要求单独行动；克里斯蒂的波罗与苏格兰场的关系相处甚欢，彼此合作——“波罗对贾普的能力一直很赞赏，尽管对贾普缺乏条理性深表遗憾”。② 在探案题材的继承上有一个主角失手的问题：除了福尔摩斯在《波西米亚丑闻》中有过失手之外，波罗在《巧克力盒谜案》中也有过失手。 在作者的创作技巧上，无疑柯南道尔更为变化多样。这不单在他从叙事角度所做的尝试，在故事情节上，他后期有很多作品并不触及犯罪，只是情节离奇而已。纵观他的案件，可以发现他的才能不单单只局限在构拟案情的领域，还涉及了心理学、逻辑学、医学、化学、生物学等多方面的领域；克里斯蒂对非犯罪的案件也有继承，但是以“伪装成谋杀的自杀”来代替柯南道尔的情节离奇，《幽巷谋杀案》就是典型一例，用波罗自己的话说：“谋杀有时看起来相当正义，但它总归是谋杀”；“我们可以可怜她，但事实还是——她自己做的——不是别人”。③ 四、作者反映在作品中的情感倾向。 《福尔摩斯探案集》并不全然是供人闲暇消遣，它也笼罩着一层人道主义的光辉。华生与福尔摩斯之间的友谊，不单单只是合作伙伴，他们是朋友，虽然福尔摩斯总是指责华生犯下的一些推理上的低级错误，但华生了解福尔摩斯，关怀福尔摩斯，当福尔摩斯遇到危难时他不愿与他分开，勇敢陪同他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冒险，目睹他侦破一个又一个大案，以刚劲之笔记载下他为人类做的贡献。而华生也是福尔摩斯最信任的人。 福尔摩斯自身存在在着的许多闪光的地方更体现出了这种人道主义光辉。他的破案向来只为对职业兴趣的追求，从来不从中牟利，更提升一步地说，是他对正义与社会道德的维护以及探索。他屡次将功劳让给苏格兰场以及拒绝皇家爵士封号也可看出他鄙夷凡夫俗子的世俗偏见。 波罗不同。首先，虽然我们知道他与黑斯庭斯是好朋友的关系，黑斯庭斯也陪伴他侦破了不少案件，但作者没有给机会他们一同出生入死。人们的定义总是只有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感情才是成熟的感情，只有一同经历了出生入死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 其次在波罗探案中，我们也很少听到他要阻止犯罪这样的话，更很少听到他要为正义而战的话，更多的时候他是说：“他竞敢戏弄大名鼎鼎的赫尔克里·波罗。”仿佛他的探案只为证实他的个人才能，并不是为受害的劳苦大众服务。 这么，区别两者的精髓所在就不难了，一个是闪烁出强烈的人道主义之光，一个是对情节的构造运筹帷幄。 侦探小说本身就是一种追求情节性的文学形式，为了这一点它可以忽视语言上的精雕细凿，形式上的谋篇布局。总的来说，柯南道尔与阿加莎·克里斯蒂都是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两位大家，他们同出英国，即使在创作思路、创作手段、作者带到作品中的情感倾向上有所不同，都不能影响他们之间谁的作品畅销全世界。我们说许多世界名著即使会在它被创作的那个时代受到曲解，但只要它经受得住时间长流对历史尘封记忆的荡涤，它终究会漂泊到我们面前，取得我们的公正对待。可以说，柯南道尔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的艺术价值决没有英国迪更斯或者哈代的作品的艺术价值那么卓越，更可以说侦探小说根本没什么艺术价值，但他们也能顶得住时间的长流的洗刷，漂泊到我们面前，并做到妇孺皆知，已经很能看出它们的艺术生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