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孔子在思想上的成就是什么？对后世有何影响

Answer 1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道德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26]  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Answer 2

孔子不仅以其伦理道德思想著称于世,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具有独到之处.以往,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但笔者以为,孔子并不保守,其呼吁“克己复礼”、称赞周礼“文哉”、盼与周公梦中相见等,只是他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孔子时代,国民政治观念在诸子中普遍存在.所谓国民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打破贵族政治垄断.当时,春秋诸侯国的内政由许多大家族垄断.而国民政治思想反对垄断,主张刑无等级,法无贵贱,黜陟开放.孔子顺应了这种趋势,主张用人应该更器重“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他的弟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穷困潦倒的下层人子弟.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角度不同于别人.他培养和鼓励下层弟子发奋好学,苦心修养,乐以忘忧,而不像法墨两家那样指责人主不慧、环境不公,把升迁的希望多寄托在他人身上.在孔子的鼓励下,子路敢称治“千乘之国”；冉求称能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公西赤虽自谦,不敢称为一国之宰,但也给自己安了个为祭祖礼仪做赞礼的重要角色.子贡凭“货殖”本事游走列国,声望不下诸侯.孔子以这种国民政治意识传及后世,无数平民书生自我砥砺,不惧权贵、敢斗恶势力,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说,孔子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等级开放,更要求知识分子们主动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责任.
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以保护人为基点,首先关注人的生命与生存.“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十分同情百姓,反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法家以待狗马禽兽之心态引导民众的物质欲望为君所用,孔子则敬民如神,“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强调“教之”.更需注意的是,在关心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强调人的尊严,关注人格的培育,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上可见,仅仅打破等级封闭,还不能作为政治上进步与落后的最后标准,还要看怎样打破,是在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提高中打破,还是以退化与落后为代价打破.孔子的思想属于前者,所以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层次更高一畴.
诚然,从形态上看孔子的表现似乎有点保守,对等级的开放表现不够激进.但他侧重于人的精神的开放、人格的开放,把精神、人格与身份、财富分开,只以个人的修养论高下,其内涵、角度、层次及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应当说大大超越他人.对周礼等级制,孔子也有实质性的削弱.周礼虽为道德而设,但道德寓于特权之中,贵族们以彼此尊重特权为守道德.孔子凸现周礼中的道德层次,用人格平等的道德代替人格不平等的道德.他强调等级中的高低上下只是角色不同,无人格上的贵贱,并且主张君主在道德关系中履行义务更应该主动,“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虽然没有提出废除特权,但其强调的人格平等精神,为从根本上消除特权打开方便之门.孟子后来能说“途之人可以为尧舜”,并以一介儒生,不顾人主之尊,敢对诸侯王“色勃然”、辞锋激烈,无疑是受到孔子精神的感染.
孔子对旧等级不仅仅是削弱,更有新的建设主张.他主张在传统君臣父子框架之外,另设精神境界等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里,“君子”、“小人”是不同等级,但这等级却与血缘、官品无关.“君子”者不必是贵族、高官,“小人”者未必是贫寒无势的百姓,一切以道德修养水平为准.孔子精神等级的设立,冲击了旧的等级框架,为平民的自尊自信提供了理论根据.如此看来,孔子不但不保守,而且有一定的超前性

Answer 3

孔子不仅以其伦理道德思想著称于世，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具有独到之处。以往，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但笔者以为，孔子并不保守，其呼吁“克己复礼”、称赞周礼“文哉”、盼与周公梦中相见等，只是他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孔子时代，国民政治观念在诸子中普遍存在。所谓国民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打破贵族政治垄断。当时，春秋诸侯国的内政由许多大家族垄断。而国民政治思想反对垄断，主张刑无等级，法无贵贱，黜陟开放。孔子顺应了这种趋势，主张用人应该更器重“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他的弟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穷困潦倒的下层人子弟。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角度不同于别人。他培养和鼓励下层弟子发奋好学，苦心修养，乐以忘忧，而不像法墨两家那样指责人主不慧、环境不公，把升迁的希望多寄托在他人身上。在孔子的鼓励下，子路敢称治“千乘之国”；冉求称能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公西赤虽自谦，不敢称为一国之宰，但也给自己安了个为祭祖礼仪做赞礼的重要角色。子贡凭“货殖”本事游走列国，声望不下诸侯。孔子以这种国民政治意识传及后世，无数平民书生自我砥砺，不惧权贵、敢斗恶势力，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说，孔子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等级开放，更要求知识分子们主动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责任。

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以保护人为基点，首先关注人的生命与生存。“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十分同情百姓，反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法家以待狗马禽兽之心态引导民众的物质欲望为君所用，孔子则敬民如神，“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强调“教之”。更需注意的是，在关心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强调人的尊严，关注人格的培育，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上可见，仅仅打破等级封闭，还不能作为政治上进步与落后的最后标准，还要看怎样打破，是在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提高中打破，还是以退化与落后为代价打破。孔子的思想属于前者，所以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层次更高一畴。

诚然，从形态上看孔子的表现似乎有点保守，对等级的开放表现不够激进。但他侧重于人的精神的开放、人格的开放，把精神、人格与身份、财富分开，只以个人的修养论高下，其内涵、角度、层次及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应当说大大超越他人。对周礼等级制，孔子也有实质性的削弱。周礼虽为道德而设，但道德寓于特权之中，贵族们以彼此尊重特权为守道德。孔子凸现周礼中的道德层次，用人格平等的道德代替人格不平等的道德。他强调等级中的高低上下只是角色不同，无人格上的贵贱，并且主张君主在道德关系中履行义务更应该主动，“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虽然没有提出废除特权，但其强调的人格平等精神，为从根本上消除特权打开方便之门。孟子后来能说“途之人可以为尧舜”，并以一介儒生，不顾人主之尊，敢对诸侯王“色勃然”、辞锋激烈，无疑是受到孔子精神的感染。

孔子对旧等级不仅仅是削弱，更有新的建设主张。他主张在传统君臣父子框架之外，另设精神境界等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里，“君子”、“小人”是不同等级，但这等级却与血缘、官品无关。“君子”者不必是贵族、高官，“小人”者未必是贫寒无势的百姓，一切以道德修养水平为准。孔子精神等级的设立，冲击了旧的等级框架，为平民的自尊自信提供了理论根据。如此看来，孔子不但不保守，而且有一定的超前性。

Answer 4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思想品格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学术贡献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教育贡献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