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被贬谪
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 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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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苏轼
二十一岁,苏轼就考中进士,如果能够谨小慎微,前途是不得了的。但问题是要那样,苏轼就不再是苏轼了,而应该是一个当官当得非常不错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什么人。
首先是反对变法。要说苏轼与王安石同为文人,应该是很容易走到一起的。王安石变法的本意也是想富国强兵。可是文人办事总有一种浪漫的想法,有些问题欠考虑,变法太急,就产生了一些弊端,事情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了。这时苏轼站出来了,反对新法。于是就遭到多次贬谪。两次被贬杭州,他也不以为意,而是认真地做起了小官,领人在西湖筑堤,这就是有名的“苏堤”。从杭州他又到过密州、徐州、湖州。就在湖州,苏堤被捉拿到御史台审问。原来,一些反对苏轼的人在他的诗文里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些句子对其设计陷害。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后来还是王安石一句话:“哪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得以出狱。
出狱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表面上,虽然是个小官,实际上处于地方官的监管之下。言论行为都受到束缚。他的散文代表作前后《赤璧赋》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写成的,“必深藏之不出也”,一般人是难以见到的。
后来,哲宗即位,太后听政,司马光掌权,苏轼被召回朝廷。司马光全盘否定变法内容,这时,苏轼又站出来了,认为变法中有些内容还是值得参考的。结果是,他又被下放。
七年后,太后死,哲宗亲政。宰相是从前主张变法的章敦,于是,又打击司马光那一派的人。苏轼因为在司马光时代被召回朝廷做过翰林,因是又被当作了打击的对象,被贬到惠州。因为看到苏轼字子瞻,紧接着又被贬到了儋州(现海南)。
一直到六十六岁才遇到大赦天下才被调回。但是还没有走到朝廷就死在江苏常州。
在死前两个月,北归途中,途经镇江,看到李龙眠为他画的像,即席写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以被贬的三个主要地方的地名来作为自己平生功业的总结,其中的悲苦是难以言传的,同时也显得是那么的潇洒、从容、寡淡、旷达、幽默。这就是苏轼,历经艰难而始终不失真率之心,始终向权贵高昂不屈的头颅。我想这可能就是苏轼以及作品千古不朽的原因。在苏轼的作品始终存在着一种永恒的东西。他总是能让人们从个体与时代的局限中跳出来,从而沉入广袤无垠的宇宙和历史大背景之中。从而在真的、善的、美的诗意中痛快地活着。
苏轼就没想过,历史上没有他苏轼,历史一点不受影响,如果某些时期少了某个大将军,历史就肯定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