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雎不辱使命中唐雎为什么能和秦王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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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雎不辱使命》事出虚妄,当可定论。当代学者缪文远先生在《战国策考辨》一书中断定,是章出自秦末汉初纵横家之“拟托”。朱东润先生也认为:“本文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记载。”
首先,基本情节不合事理。作为一方域仅“五十里”之小国,当天下板荡之际,只能成为臣服大国强国的附庸,事实上是很难作为一个“国家”独立存在的。即令魏国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尚存”,以秦王横扫六合之兵威,但遣偏师一支以击,弹丸之地旦夕可下,何须卑词“易地”,自讨没趣,进行一嘲外交斗争”?秦王举措固然令人费解,而唐雎之行则愚昧至极。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魏国既灭,安陵岂能以“五十里之地”对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换取秦王一纸承诺,在“兵革不修、诈伪并起”“氵昏然道德绝矣”(刘向《战国策书录》)的战国末期,缺少实力保障,这种承诺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战国策》注者鲍彪认为:“唐雎之使愚矣!虽抗言不屈,岂终能沮之乎?”战国策士的游说活动皆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唐雎怎么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呢?
其次,人物形象有欠准确。该文的两个人物唐雎和秦王,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历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纵横捭阖巧舌如簧的策士,并不是专诸、聂政、要离之类的玩命角色。“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吓,“挺剑而起”一拼死活的架势,非唐雎一类的策士所愿为所能为。而作为唐雎对手的秦王嬴政,绝不是懦弱无能易于就范的庸主,那种色厉内荏前踞后恭的性格,和喑口恶叱咤一统天下的嬴政的个性特征难以吻合。只要读一读《史记·刺客列传》就可以知道,面对荆轲锋利的匕首,猝然之间,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见其人身手矫健处变不惊,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那种“色挠,长跪而谢之”的形象,和历史上的秦王嬴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由此观之,《唐雎不辱使命》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作为文学作品,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其文出于虚构“拟托”,而且虚构“拟托”的手法也实在算不上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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