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君主有了锦衣卫还要东厂,有了东厂为何还要建立西厂?
厂卫指的是锦衣卫、东厂、西厂的简称，均为明朝特务组织，所执行的职务不尽相同。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司法部门。
明代设锦衣卫，乃是著名的酷政。其实，明代有许多朝廷官僚以外的、直属皇帝的专设监察、刑狱系统，包括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狱等，这类系统，自己有军队、有监狱，又直接向皇帝负责，基本上贯彻于整个明皇朝的始终。《明史·刑法志》把它们与廷杖（皇帝在朝廷打臣僚板子的肉刑）加在一起，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皇朝的特别专制的酷政性质。
东厂为明成祖朱棣所设。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
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权在锦衣卫上。
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用太监汪直为提督，其权力超过东厂，人员为东厂一倍，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后因遭反对，被迫撤销。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正德元年（1506）复置，刘瑾被诛后，即废去。
西厂的成员是由锦衣卫所选拔出来，宪宗定下了所领缇骑（锦衣卫校卫）的人数要比东厂多一倍，又把东厂与锦衣卫的职权包揽起来，它的职权比东厂和锦衣卫更大。而西厂的职务是侦查民臣的言行，并可以对疑犯进行拘留、用刑，西厂又把 监狱以及法庭混为一体，而且可随意逮捕朝中大臣，可不向皇帝奏请。
西厂的成立令汪直的官衔“更上一层楼”，也令他的焰气更高，史书上记载了汪直脚下的党羽其多，每次出府都横行霸道。另外，之前提对西厂可随意逮捕朝中大臣，并不向皇帝奏请，无形之中造成了多宗的冤案，西厂成员也可借厂中的权力陷害异己，残害忠良。其三，西厂所限定的侦查范围不只是区区的北京城，而是全国各地，任何人也会成为西厂所监视、所害的对象。
明朝的三大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以及西厂，成为中央皇权高度集中的表现，由于这三个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权力特别大，生杀予夺，都在一念之间。很多官员和老百姓在这三个特务机构的控制之下，战战兢兢地苟且度日。就连《明史·刑法志》中就说道：“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
最先设立的锦衣卫，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来改称为“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关于锦衣卫的强大之处，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有一个叫做钱宰的大臣，退朝之后在家里面吟了一首打油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但是到了第二天，朱元璋专门召见钱宰，一见面就对他说：“昨日作的好诗啊。”把钱宰吓得个半死。由此可见，朱元璋所建立的锦衣卫将自己的触角都伸到了官员们的家里了。
尽管如此，在明成祖又在永乐十八年设立东缉事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地点位于京师东安门之北。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紧接着，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成化十三年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用太监汪直为提督，其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
如果说锦衣卫还有专门的衙门以及正儿八经的官员坐镇的话，在遇到一些案件的时候还会有一套审理流程的，那么东厂和西厂呢，则没有了这样的流程，不管是不是属实，只要皇帝同意了，任何人都可以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立即处死。可以说是非常变态的了。
那么，锦衣卫和东厂、西厂都作为特务机构，这样的机构设置会不会显得重复和多余呢？其实，这都是帝王之术的一种，为了平衡相互间的关系。就像某些大公司里面一样，针对同一个项目，要同时安排好几组人一起去做，还美其名曰“赛马机制”。除了这方面的考虑之外，还跟当时的环境相关。
在设立东厂的时候，锦衣卫已经不是那么地听皇帝的话了，对于皇帝的许多命令都是阳奉阴违，所以迫切需要一个由皇帝直接管理的机构来执行自己的旨意。于是东厂应运而生，成为皇帝的爪牙，四处兴风作浪。设立西厂的目的同样也是这样，因为锦衣卫和东厂都是前朝皇帝的专制工具，对于继任者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好感，甚至还会拖后腿，所以，为了抗衡，皇帝就只有设置一个能够由自己完全掌控的机构来对抗。因此，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要是明朝的历史再延续几百年的话，那么不只是锦衣卫，东厂，西厂这些特务机构，甚至连南厂北厂也会出现。
特别是每个王朝的后期，外戚和宦官对于皇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在明朝同样也是如此，虽然没有记载明朝的外戚在朝廷弄权，但是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让每一个新登基的皇帝都如坐针毡，如崇祯帝在上台之后就立马收拾了魏忠贤，而明宪宗在扶植汪直成为自己的代言人之后，又因为一些事情将其革职查办，都是皇权和宦官的权力之争。在《明史》中记载了一个叫张永的宦官，就是这一个角色：“张永，保定新城人。正德初，总神机营，与瑾为党。已而恶其所为，瑾亦觉其不附己也，言于帝，将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趋帝前，诉瑾陷己。
帝召瑾与质，方争辩，永辄奋拳殴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为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及寘鐇反，命永及右都御史杨一清往讨。帝戎服送之东华门，赐关防、金瓜、钢斧以行，宠遇甚盛。瑾亦忌之，而帝方永，不能间也。师出，寘鐇已擒，永遂率五百骑抚定余党。还次灵州，与一清言，欲奏瑾不法事。因为永画策，永大喜，语详一清传。是时，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京师籍籍谓瑾将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乱。适永捷疏至，将以是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欲俟事成并擒永。或以告永，永先期入献俘，是夜遂奏诛瑾。”张永原本与刘瑾是一丘之貉，后来政见不一样，互相打击，而明武宗朱厚照正是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最终收拾了刘瑾。
而作为皇帝身边的人，宦官的势力又特别地大，当一个新皇帝上台想要夺回权利的时候，就必须仰仗自己信得过的宦官，与先皇的宦官势力做斗争，于是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死循环，新登基的皇帝培植新的宦官势力向老的宦官势力，等到老的那一批倒台之后，新的这一批又成为了朝廷的祸害，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了！大家说是吗？
东厂出现的原因是：朱棣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西厂出现的原因是明宪宗为了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对臣宦实行有效的控制。
具体原因如下：
（1）东厂：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决定设立一个称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新官署，并一反太祖关于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禁令，重用宦官，命所宠信宦官担任首领。建立东厂还有监视锦衣卫的意图。东厂建立更深的背景是明代加强中央集权。
（2）西厂：全称"西缉事厂"。英宗、景帝、宪宗等皇帝一个个昏馈无能，长期不视朝政，宦官乘机窃夺权势，于是朝臣和宦官之间为争夺权势也在明争暗斗，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日趋激烈。为了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对臣宦实行有效的控制，皇帝便开始采取一种新的监督控制办法，即设立特务机构，通过心腹亲信太监秘密监察朝臣的言行，于是西厂便应运而生。
扩展资料：
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是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以外设置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
西厂的成员和东厂一样都是由锦衣卫中选拔出来，宪宗钦定西厂所领缇骑（即锦衣卫校尉）的人数要比东厂多一倍，又把东厂与锦衣卫的职权包揽起来，它的职权比东厂和锦衣卫更大。
关于东厂和西厂相关作品：
（1）以明朝厂卫制度为题材的剧目，经常出现在银幕中并为大家所熟悉，如2012年《龙门飞甲》。
（2）《西厂与东厂》上下，作者：东方明，中国文联出版社。
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後，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援。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於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後，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於其地址位於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於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於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大厅旁边的小厅，供著岳飞的雕像，厅右的影壁上，刻著胰式芏案的故事。
到了明中後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後来居上。由於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西厂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著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於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後，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物件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後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後为之震惊，於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後，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後，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後的五年裏，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後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东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後，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後，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後，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