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有多惨？最后是怎么熬过来的？

还记得吗？

Answer 1

年轻时一直在广西的小城市做技术服务。98年儿子出世，在家照顾时候捣鼓出一种自发热材料，就是现在使用的热宝，想着北方冷，可以用，带着一万块钱就在99年夏天到了唯一熟悉的西部小城格尔木，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城市。根本没想着那么少的人，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卖产品。
一路两个陕西的兄弟跟着，每天做两书包，做成发热的护膝和鞋垫，背着摆在唯一的一个菜市场的门口，地下还摆着两张A4纸拼起来的广告，广告词很时髦，（哇塞，拆开就热。我靠，还烫手。）
在那么小的城市，每天就卖五十块，够几个穷兄弟吃饭偶尔喝点酒，到广场的打几把台球。
冬天来的很快，只能去租有壁炉的房子住了。
一个流落到那的老头，是国民政府时期青岛税务局的一个小官，发配到青海的农场，后来监狱找不到他的档案了，白坐了34年牢，直到86年德令哈监狱撤销，他也成了没人管的老头了。看着七十多的老人每天靠捡瓶子换馒头，于是也把他收编了。老头好感动，把自己的全部家当一个铝盆，一辆自行车（锅没要他的）拿来入伙。
十一月以后，小城的人慢慢撤离，生意也越来越差，原来承诺的三百元老头的工资也越发艰难，烧煤和吃菜基本靠到隔壁的厂偷，洗澡就只能到工厂一个废热水池了。
十二月二十七号，已经三天没有卖出一点了，身上还有五十块钱。夜里恐惧上来，不能死在这，兄弟必须要带回去。四点趁起床添煤时候说我们撤吧，不行机会活不成了，第二天找个回民收破烂，把所有设备家当抵了六百块钱，带着兄弟就一路逃回。到西安，给朋友买好回柞水的汽车票，我买了回长沙的火车票，剩下了三十多块没人吃一碗羊肉汤，算是告别。
而那个满怀欢喜的流浪税务局长，我还把他的单车和盆打包卖给回民了，还有他眼巴巴的三百块工资，这是我唯一心存内疚的事。
回家的火车在新世纪第一声钟敲响时正好过武汉长江大桥，礼花绽放人们欢呼，而我满心忧愁低头俯瞰没底的江流。
回到长沙是新世纪的四点，一路拖着装有书和没卖完的货走到河东最高的金盆岭，迎来了新世纪的第一轮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