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人类发展史上做出过哪些贡献？
1882年的今天，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逝世。达尔文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开创了生物学发展史上的新纪元，使进化论思想渗透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它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首先，达尔文的进化论确实是推翻了以往的人们都深信的唯心论，把生物的研究放在科学之下，从而对生物学做了一个革命的变革，后来，他的进化论还成为许多生物学家研究生物秘密的依据。同时，达尔文的进化论还对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哲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物种起源》提出了物种是通过自然淘汰而演化的说法。物种演化出特殊的生理器官，以便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愈能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愈能够生存下去，这就是“自然选择学说”。当时人们都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达尔文一系列有关人类起源和自然选择的著作，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后来大家逐渐接受了他的理论。甚至今天，“进化论”依旧是物种演化的基础理论。
它彻底粉碎了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物种不变论，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列宁在谈到达尔文的 贡献时，也称赞他“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 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
它为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奠定了自然科学史的基础。
它从生物学角度揭示了事物发展从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种观点与唯物辩证法的联系与发展的观点相吻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大丰富和 完善了生物科学理论，为现代细胞遗传学、生态学、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古生物学等一系列新兴科 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进化论第一次把生物放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在社会和科学领域引发了一场革命,为其他的科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直至今天，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进化论仍然是生命科学研究的核心，其方法论影响着生命科学的各分支领域，并渗透到其他多个领域中，如量子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达尔文留给人类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教科书上的遗产，达尔文主义还为生物学研究的许多前沿领域注入活力，激励人们对生命科学以及生命本身进行更深刻地思考。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周游世界。一次，他来到非洲的一个原始部落，那里的人住山洞，吃草根野果，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达尔文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了惊人的发现：当气候恶劣人们找不到食物时，就将老弱病残的人分而食之。理由是，被吃掉的都是被认为没有用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达尔文很痛心：世界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而这里的人还这么野蛮残忍，一定要想办法改造他们。
他用高价买下一个当地的男婴，把他带回英国，他要用现代文明的教育方式，使这个非洲血统的小孩变成一个“文明人”。然后，再用这个“文明人”去改造他家乡人吃人的原始现状。16年之后，这个小男孩长成了“文明青年”，达尔文经熟人帮助，把他送回了非洲。
一年后，达尔文又来到非洲，想看看17年后的原始部落有多大进步。可是，他却找不到那个“文明青年”。当地人告诉他，他们把那个青年吃掉了。达尔文大惊：“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吃了?”“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做，留下有什么用?”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他如何“高明”，都不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的现状，在人们还没觉醒的时候，想用自己认为是先进的文明的思想去“统帅”他人，结果只会徒劳无益。达尔文虽然是一位伟大的进化论者，但他违背了最起码的进化规律：一个人吃人的原始部落，你想在短时期内让他们进入高度文明的社会，那是不现实的，从野蛮进化到文明，这其中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这不是单靠一个或几个“文明人”就可以改造的。人类的进化是这样，推而广之，其他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明确提出生物是不断进化而来的观点，指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是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
查理斯·达尔文（1809～1882年）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英国一个小市镇土留兹巴利的世代富有的医生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是当地的名医，祖父还是一个动物学家，早期的生物进化论拥护者和诗人。家庭环境使达尔文从小就受到生物进化思想的影响。
当时，学校里的课程全是经院式的，枯燥无味，所以达尔文根本不重视它，而幼年和青年时代的达尔文对于自然界很有兴趣，经常和他的哥哥一起研究化学，采集生物标本，旅行和打猎，并且阅读有关书籍。所以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中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场所我想，我所学到的一切知识，都是我自学的。”
1826年，达尔文根据他父亲的意见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医，但医学同样引不起他的兴趣，在进行外科手术时引起他的恐惧，从此他就放弃学医。在爱丁堡大学的两年中，在课余时间里，他专心于自修自然科学，并结识了许多爱好自然科学，特别是爱好生物学的青年朋友。他们一块到海滨捕捉动物，收集标本，参加一个以普林尼（古罗马博物学家）命名的学会的活动。他们还经常讨论拉马克的《动物学的哲学》，由此，进化论文化思想在他的脑子里逐渐加深了印象。
达尔文的父亲见他的儿子无意学医，于是又想把他培养成当时社会上“受人尊敬的牧师”。1828年，又送他进了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开始时，他还细心地阅读了教义和神学书籍，并曾经认为“我们的教条是要全部接受的”。但很快就对神学厌烦了，仍旧喜爱地质学、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在那里，结识了薛德维克、赫胥黎、汉斯留等著名的地质学和生物学教授，并参加生物、地质等野外考察活动，写了一些有关动物学的小册子。
1830年，巴黎科学院里进行的居维叶和圣提雷尔有关进化论和神创论的大辩论消息传到达尔文的耳朵里，使他感到无比兴趣。于是他利用各种书籍资料开始研究进化论。这时候，他虽然在剑桥大学神学系毕业了，可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宗教活动。
1831年，由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留的介绍，22岁的达尔文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航行。于1831年12月27日开航，1836年10月2日回到英国，旅行期间近5年之久。先是横渡大西洋，沿南美海岸航期达两年左右，进行海岸调查并研究当地的动物和植物。以后，又经加拉帕戈斯群岛，横渡太平洋，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海岸，再巡游了印度洋的许多岛屿，在非洲绕行一年而重返南美海岸，返回英国。
达尔文在三个洲和许多海岛上研究了地质、化石、火山、珊瑚礁以及生物。每到一处，都详细地进行了野外记录，成为他回国后著述进化论的素材，同时，还精读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每当对这些调查材料有所体会时，他随时将心得或要思考的问题都做了笔记。因此，这段将近5年的海外考察生活，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许多原来分不清是非的科学上的见解，也逐步有所澄清。后来，他在晚年写《自传》时，记下了这段不平凡航行生活的美好回忆：“贝格尔号的环球旅行是我生平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
在旅途开始的时候，达尔文企图运用当时盛行的灾变论来解释遇到的生物或化石问题，但是许多客观事实却无法用灾变论作出满意的回答。比如
1832年8月在南美阿根廷彭塔阿尔塔地方的红色粘土沉积层中发现的大量动物化石，非常像现生于当地的犰狳、食蚁兽、树懒等，在澳大利亚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于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相信在同一洲内，已绝迹的动物与现代动物之间这一令人惊异的共同点，总有一天由于另外一些事实，会使地面上有机体的发生与消失的问题大白于世。”他想：南美洲现代动物应起源于当地古代动物的这些类型，用居维叶的灾变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
特别是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所看到的动物，使达尔文感到十分惊讶。该群岛距南美大陆950公里，位于赤道附近，群岛内的各个岛上的动物都不完全相同，但都有些相似，也和美洲大陆上所见到的相似，而群岛的地质特征表明并不是古老的。因此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很明显，类似这样的事实，不管它是那一方面的，只有下述假定能够解释，那就是动物和植物的种是在不断地改变着，这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后来，他又写道：“在南美我找到了很多完整的大块甲壳，这些甲壳完全像小犰狳的甲壳放大了一样；我还找到了和现代树懒牙齿相似的大牙齿；和海豚骨胳相似的骨胳。在非洲也同样观察到了类似的形态变异。所有这些事实，依照我的意见都说明遗传性变异是新物种产生的唯一方法。”
1836年“贝格尔号”回国以后，达尔文着手整理航行期间的收获，同年
7月开始写第一本物种起源的事实笔记。1839年结婚以后，就迁出伦敦，定居在伦敦郊外的小镇达温村。在这里，达尔文度过了一生，专心从事他的著述工作。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了科学的生物进化学说，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论，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推翻了特创论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使生物学发生了一个革命变革。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他认为，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斗争，适应者生存下来，不适者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的选择。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
以上几点，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在基因学诞生之生，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事实上，物竞天择，竞的是“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