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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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商鞅之后,法家又出现一位大才,他将强国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变得极具操作性,这个人就是韩非子。
和商鞅一样,韩非子是反民智的。他认为民众的认识是主观的、盲目的、狭隘的,根本分不清是非对错、好坏善恶,因为国家无论出台什么政策,他们都会提出质疑和反驳,如果让他们自己提出建议,往往无言以对。
让他们去开垦荒地,他们会认为太残酷;制定严刑峻法,他们会觉得太严厉;征收赋税钱粮,他们认为太贪婪;要他们服兵役,他们又会觉得太暴虐。国君无论做什么,哪怕最终目的是为百姓好、服务百姓,民众反而会不领情、不高兴。
正是基于上述言论,韩非子认为民智是不可靠的。上古的君王之所以能治驭万民,是因为上古的人民没有其他智慧,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听从国君号令做事。而现在的百姓有了智慧,懂得盘算自己的利益,所以对君主的命令往往不会绝对顺服。
针对这种情况,韩非子提出了以下解决办法:
“劝之以赏,畏之以罚”,用利益诱惑百姓,用刑罚恐吓百姓。
这样的办法其实在商鞅变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罪行发生之前用刑罚惩戒罪犯,奖励检举揭发罪行有功的人,商鞅变法中的告密制度,使民畏刑而归于德,不也是用赏罚之法控制民众思想吗?
除此之外,韩非子还提出了对百姓的思想进行改造的具体办法,目的只为控制民众思想,以达到弱民、愚民的目的。
首先,有五种人需要被清除。他们是学者、纵横家、游侠、工商人士和贵族门掮客客。
这五类人有知识、有学识,可以游走四方,可以聚众讲学,还懂得社会体制的运作。他们如果能为朝廷所用,自然是百利,但是散布在民间,会启发民众智慧,反而不利于国家管理民众,因此需要清除。
这也就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为什么多次大规模焚书的原因,之后的秦王彻底继承了法家这一思想,将秦国的思想统一为法家思想,其他流派的思想著书都要禁止。
其次,有六种人需要被教育。他们是贵生之士(珍惜生命)、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提剑勇武之士、抗拒法令之士。
按照韩非子的理解,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对追求最大限度汲取人力、物力的秦制政权而言是有害的。
韩非子的这种思想,很明显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因为无论是商鞅、韩非,还是战国其他国家的士子,都是属于这六类人中的其中一种,他们通过学识和能力进阶成为统治者,就要杜绝其他同类人也用同样方法进阶,这无疑带有很强烈的排他色彩。
最后,还有六种人必须得到奖赏表彰。他们是赴险殉诚之人、寡闻从令之人、力作而食之人、嘉厚纯粹之人、重命畏事之人、挫贼遏奸之人。
这六种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容易治理的人,所以应当予以嘉奖,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他们在百姓的印象中,是只知道效命官府的蠢人,是见识短浅、服从权力的愚民,是只会耕地别无所长的低能人,是没有智慧、逆来顺受的人,是不敢反抗、只懂尊上的人,是给官府充当耳目的人。
商鞅变法之后,秦军之所以战斗力强悍,除了变法打击了贵族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晋升渠道之外,还在于变法将整个秦国的军队统一了思想,将秦军改造成了只会听君王命令行事的军队。除了改造秦军之外,对于秦国百姓,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
韩非子还提出一系列改造国民思想的办法,这些办法之后都被秦国统治者清一色采纳。
首先是禁止游学经商和著书立说,将法家以外的思想隔离于国门之外。
其次是控制国内舆论资讯,并向国民灌输有利于统治的错误逻辑。
韩非子的思想在《五蠹》《六反》《孤愤》等文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后世王朝的皇帝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后,总结出一套“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从本质上来说,封建王朝的皇帝们是商鞅、韩非治国之道的信徒。
和商鞅一样,韩非子是反民智的。他认为民众的认识是主观的、盲目的、狭隘的,根本分不清是非对错、好坏善恶,因为国家无论出台什么政策,他们都会提出质疑和反驳,如果让他们自己提出建议,往往无言以对。
让他们去开垦荒地,他们会认为太残酷;制定严刑峻法,他们会觉得太严厉;征收赋税钱粮,他们认为太贪婪;要他们服兵役,他们又会觉得太暴虐。国君无论做什么,哪怕最终目的是为百姓好、服务百姓,民众反而会不领情、不高兴。
正是基于上述言论,韩非子认为民智是不可靠的。上古的君王之所以能治驭万民,是因为上古的人民没有其他智慧,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听从国君号令做事。而现在的百姓有了智慧,懂得盘算自己的利益,所以对君主的命令往往不会绝对顺服。
针对这种情况,韩非子提出了以下解决办法:
“劝之以赏,畏之以罚”,用利益诱惑百姓,用刑罚恐吓百姓。
这样的办法其实在商鞅变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罪行发生之前用刑罚惩戒罪犯,奖励检举揭发罪行有功的人,商鞅变法中的告密制度,使民畏刑而归于德,不也是用赏罚之法控制民众思想吗?
除此之外,韩非子还提出了对百姓的思想进行改造的具体办法,目的只为控制民众思想,以达到弱民、愚民的目的。
首先,有五种人需要被清除。他们是学者、纵横家、游侠、工商人士和贵族门掮客客。
这五类人有知识、有学识,可以游走四方,可以聚众讲学,还懂得社会体制的运作。他们如果能为朝廷所用,自然是百利,但是散布在民间,会启发民众智慧,反而不利于国家管理民众,因此需要清除。
这也就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为什么多次大规模焚书的原因,之后的秦王彻底继承了法家这一思想,将秦国的思想统一为法家思想,其他流派的思想著书都要禁止。
其次,有六种人需要被教育。他们是贵生之士(珍惜生命)、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提剑勇武之士、抗拒法令之士。
按照韩非子的理解,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对追求最大限度汲取人力、物力的秦制政权而言是有害的。
韩非子的这种思想,很明显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因为无论是商鞅、韩非,还是战国其他国家的士子,都是属于这六类人中的其中一种,他们通过学识和能力进阶成为统治者,就要杜绝其他同类人也用同样方法进阶,这无疑带有很强烈的排他色彩。
最后,还有六种人必须得到奖赏表彰。他们是赴险殉诚之人、寡闻从令之人、力作而食之人、嘉厚纯粹之人、重命畏事之人、挫贼遏奸之人。
这六种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容易治理的人,所以应当予以嘉奖,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他们在百姓的印象中,是只知道效命官府的蠢人,是见识短浅、服从权力的愚民,是只会耕地别无所长的低能人,是没有智慧、逆来顺受的人,是不敢反抗、只懂尊上的人,是给官府充当耳目的人。
商鞅变法之后,秦军之所以战斗力强悍,除了变法打击了贵族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晋升渠道之外,还在于变法将整个秦国的军队统一了思想,将秦军改造成了只会听君王命令行事的军队。除了改造秦军之外,对于秦国百姓,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
韩非子还提出一系列改造国民思想的办法,这些办法之后都被秦国统治者清一色采纳。
首先是禁止游学经商和著书立说,将法家以外的思想隔离于国门之外。
其次是控制国内舆论资讯,并向国民灌输有利于统治的错误逻辑。
韩非子的思想在《五蠹》《六反》《孤愤》等文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后世王朝的皇帝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后,总结出一套“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从本质上来说,封建王朝的皇帝们是商鞅、韩非治国之道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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