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严复晚年思想的演变

Answer 1

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严复的思想贡献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只是由于近代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社会展的实际进程并没有遵循严复的预期，甚至在某些方面与严复的设计正好相反。社会的发展超出了思想家的预料，思想家的理论贡献不能不引起人们在实用价值上的怀疑。尤其是由于严复晚年不愿追随与自己思想主张不符的“新潮流”，学术界对其晚年思想演变的意义评价较低，或认为“严复所提倡的西学已被打败”；或者认为严复一生的心理历程从早年的“全盘西化”逐渐过渡到“中西妥协”，最后演变为“复古”、“以弘扬中国儒家哲学的孔孟为主，几乎全盘否定西方文化”；晚年，严复主张尊孔、读经，甚至主张复辟帝制。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让人们很难理解他晚年思想演变的真正含义，于是有学者断定严复已经从一个先进的启蒙思想家堕落为一个“顽固反动的老头”。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那么严复晚年的思想演变，正如领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他光辉的早期历史，成为近代中国典型的守旧人物。但如果结合严复所处的特殊社会条件，尤其是其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我们不难发现，晚年的严复并不能简单地用“顽固反动”这个概念来评价。


谈到严复晚年，传统评论中最大的困惑之一是严复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即严复之前一直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文化，短短十几年翻译了这么多西方经典。为什么他在晚年变得一反常态地崇尚中国文化，而对西方文化的价值持保留和怀疑的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严复在他早期的翻译和那些充满激情的政治文章中，确实对西方文化表现出了相当的尊重和欢呼。他确实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挽救中国的告别，只有毕恭毕敬地向西方学习才是明智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凡为国谋者，不善化祸为福，臣之罪大于私利。”今天，那些看不到西方繁荣效果的人是盲目的。“不讲富强，中国自可安；也就是说，没有西方的技能，繁荣可能是自己造成的；都说西学东渐，不是真正能明白时局的人才，也不是疯疯癫癫容易迷失的人。”中国只有掌握和运用西方文化，才能真正把中国从泥潭中拯救出来，才能真正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应有的地位。


然而，即使在严复对西方文化最为倾心和渴望的那些年，他也几乎从不相信西方文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良药，具有万能钥匙的意义。因此，严复从一开始就不是无条件地提倡西方文化来救中国，也不是真的提倡“全盘西化”。相反，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西方文化的有限价值。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严复在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时，重点一直放在如何建构未来中国的合理社会上。也就是说，如何借鉴西方的长处，弥补中国的短处。他指出：“去西方的人不能一起用法律，但他们都有能力打败我。从自由平等的观点出发，一个人可以捐出禁忌，可以苛责烦扰，可以绝对压抑，让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宣示自己的话语，上上下下的局面不至于悬置。君不尊，民不贱，合者不能胜。而且是对事物的，而且一个接一个都是这种学术性的；为了它的学术目的，也是一个一个地求真求实，层层上纲，使它建立在最大最精的领域里，不可能坐下来谈几件事。要找原因，加布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自由民主是合理社会的必要条件，西方国家有这些条件，所以强大；中国当时还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衰落了。


那么，是否意味着严复主张“全盘西化”，弃学而学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因为，即使在严复最热衷于介绍西方文化的时候，他也没有对中国文化采取全盘的态度。他认为，以自由平等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说话中肯，但无非是学术上崇尚真理，犯罪政治上把私人利益向公众弯曲。两者都和李导之初的中国一样。他总是擅长他所做的事情，但他总是在做他所做的事情时生病。”换句话说，西方的学术文化和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真理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因为中国一直不具备“真自由”的内外条件，中国那些古老的真理才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真理就不如西方。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完全放弃中国的原则。严复写道：“中国的学说与西方法律的自由最相似，即宽仁、率真。但是，叫相似是可以的，不可能叫真实。什么？中国是宽容有礼的，尤其是在为人和事服务方面。西方人的自由在于可传递的东西，却是真实的东西留住了我。自由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群体一起诞生。一言以蔽之：中国是三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西方人是平等第一；中国吻，西方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方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方富民；中国贵在有风，西方人喜党居邦；中国是多么忌讳，而西方人却批评他。在财政使用上，中国讲究节流，西方人讲究开源；中国追求简单，西方人追求享乐。说到事，中国的美是谦和的，西方人的事是舒服的；中国的尚；而西方人很容易享受。为了学习，中国自诩知识多，西方人尊重新知识。至于灾难，中国的天数有限，而西方人靠的是人力。关系好的话，和中国的理论有矛盾，以至于可以两室共存，但是我真的不敢分辨它的优劣。”更何况，这种平淡的描写，实际上揭示了严复对待中西文化的根本态度，即每一寸都有自己的长处，但每一寸都有自己的短处。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不应该完全忽视中国的“四千年文物申报”。"


正是由于这种对中西社会和学术文化的深刻理解，严复在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时，始终不忘结合中国国情有条件地吸收和接受西方文化。即使他最向往自由和平等，他也不认为自己应该无条件接受。他强调，“连英法这样的先进国家都这么说，而其中民权平等的政治理论家只占大多数。卢梭的《民约》，洛克的《政书》，反驳说认为自己徒劳无功的人只是一两个人！太西人民，有民族思想，文明程度高，现在谈民权还来不及，还很难。为什么四亿人喜欢人民？”在严复看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固然有很多优点，但当应用这种“优长”理论的条件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不具备时，就不能取得积极的效果，往往会导致“混乱”。另一方面，严复认为中国社会还没有成熟到完全接受西方文化的阶段。因此，他在向国人介绍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理论时，重点介绍了中国能够承受的内容，并及时提出了一种新理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如他翻译介绍《天演论》之后，担心国人可能齐心协力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负面效应，于是开始翻译《群学肄言》，弥补《天演论》的一些理论上的不足或者不合适的贴。他说：“在当前形势下的这一点上，当年的改革者大概没有逃脱的责任。虽然仆人知道自己的危险，但是《天演论》出来之后，后面还会有《群学肄言》。想咄咄逼人的，心情有点沉重。可惜形势已成现实，但朝宁之举有悖常理。”所以可以说，这种有选择、有条件地吸收西方文化的思想，并不是严复晚年的新发现，而是他早年一贯的基本思想。


然而，由于戊戌变法后中国政局的剧烈变化，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已经远远超出了严复的预期，甚至在许多方面与严复的预期相反。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严复晚年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毕竟更加强调了西方文化可能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后果。


其实，晚年的严复仍然迷恋西方文化的进步，仍然认为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人模仿，甚至是站在救国保种的立场上。中国的学术并不发达，日本因为对西法的投入而强大。言下之意，严复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也没有从迷恋西方学术文化转变为反对西方文化。因此，当辜鸿铭无条件反对西方文化时，严复肯定了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指出了其明显的不足。严复说：“辜鸿铭的言论有点令人震惊，但也不是没有理想，不能抹杀。屈一生痛恨西学，认为西学是功利主义，会毁了人类。我印象深刻。就他的天演论来说，他不能坐以待毙，听达尔文的理论，也没有意识到天演论就是今天德国人说的天演论。以攻为战为武器的理论，和原著正好相反。西方的人，如萨利裴，已经详细论证出来了，以此来侮辱达尔文和赫胥黎，他们是不会接受的。”由此可见，严复并没有完全抹杀西方文化的价值，而是以公正的态度给了它一个合理的定位。


至于严复晚年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尤其是人们批判最多的《民约平议》，虽然他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卢梭思想持非常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并不意味着严复从西学的立场上退步了，也不意味着他所提倡的西学打了败仗。第一，严复从来没有爱上过卢梭，他的任何一位西方精神导师如斯潘塞、赫胥黎、密尔、甄克思也从来没有无条件地认可过卢梭。其次，如前所述，严复从未主张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虽然他承认中国人一直缺乏自由平等的思想，但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至少应该包括引进和吸收自由平等和民权的思想。但从一开始，严复似乎就厌恶“庸俗的卢梭”。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他引进了《天演论》后面跟着0755。换句话说，严复从来不承认自由平等的绝对意义和价值，只是在肯定秩序和理性的前提下强调自由平等的合理意义。


而且，如果从《群学肄言》的正文来观察，严复对自由平等概念的辨析和重新阐释，并不是为了否定自由平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意义，而是基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药社迷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纠偏和矫正的意义。他思考的重点不是反对自由和平等，而是如何让自由、平等和秩序、理性处于一个恰当的位置。“丈夫口无遮拦，越来越无拘无束，而讲平等却与事实相悖，智者所为也无济于事。不言而喻，今天迫切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每个人失去自由，以国家和善良人民的利益为己任。至于平等，就这个法律来说，诚信是平等的一个要素，但是投票的时候看。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有疑问，就应该服从多数，也是法律的不得已而为之。福利与否取决于公民的程度。通常，一群人的暴政比一个独立的丈夫更危险，更具压迫性，而且不一定有利于专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自由、平等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东西。如果使用不当，其引发的多数人暴政、社会失序等现象，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比单身丈夫更大的灾难。中国人在受到自由、民主、平等的欧洲风格影响后，冷静思考秩序、理性、权力等老问题，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吗？特别是严复晚年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不仅坚定了他早年有条件吸收西方文化的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五四思想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乃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诞生和组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李大钊对精英政治的追求，陈独秀对民主局限性的论述，青年毛泽东的胸怀和抱负，都或多或少与严复晚年的思想相同或相近。


严复晚年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如上所述。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如何？严复是否如传统评论所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抱？


原则上，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论，与早年相比，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或许是因为早年和晚年的思考点不同，表面上看起来，给人一种过度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错觉。他举例说：“我经商近几年，曾偷偷品味和研究哲学，认为它经久不衰，无伤大雅，至今仍是孔子的书。四五经，所以是最丰富的矿藏，但要用新机器去发掘提炼。其次，最好读读历史，注意古今社会的异同。古人读前四史读得好，也是他们的文字。如果研究民众政治习俗的变迁，最好研究一下赵宋史。所以可以断言，今天成为一种现象的中国，善恶之分，她没有理论，只是宋朝人治创造出来的。”虽然这里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评价很高，但其用新机器探索提炼的意蕴和他对赵宋历史的感悟，足以说明他并不主张无条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需要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


传统评论强调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承诺。其中一种说法是，他积极倡导早期经学阅读，反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确，由于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严复在一定程度上厌恶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他既不认为西方文化是解决人类当前困境的唯一灵丹妙药，也不主张落后民族在规划自己的未来蓝图时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抛弃自己所有的民族文化。他显然期待中国新一代年轻学生出国留学。“学了一门科学，他们回来的时候就风华正茂了，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正是应该做的。不过，我宁愿不要太洋气，把中国的旧文明文明一网打尽。”因为他从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深深体会到：“老了，看到智七年的民国和四年的欧罗巴之间史无前例的血战，觉得自己的部落实现了百年进化，只成就了‘利己、杀人、不要脸’四个字。回望孔孟之道，道理与天地同，泽北在寰区。不仅仅是我说的，就是泰西有思想的人也逐渐意识到了。”


概括西方文化的所有价值观，自然过于偏激。但是，当我们结合中国普遍存在的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特别是冷静分析严复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时，不能不承认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认识有其合理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听到我们国家的腐朽的儒家思想时，我说，‘孔子之道将在人类中流行’。”我觉得是骗人的。时至今日，欧美国家的人都在谈论它，研究中国-中国文化的学者越来越多。学院派那么多，他们的珍贵艺术家，蚂蚁蜜蜂蜂拥而至，价值千万年，可见世风日下。“既然连西方人都在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那么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还有什么疑惑呢？


基于这种思想，严复积极倡导“尊孔读经”，只有从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严复所倡导的尊孔读经的真正含义。他说：“我这一代人生来就是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忽视古代。很难说。盖并没有单独进行道德教育。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是基于经典。就连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似乎过去也可以逆转。但是，总之是要求民之义，然后向世人呼吁。”在严复看来，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软肋，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平心而论，中国的文化有一些西方文化无法比拟的劣势。特别是中国的人文思想，比如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格的理想追求，不能说已经涵盖了西方文化的全部内容，但至少西方文化中提出的这些人文思想的命题，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在传统的儒家经典中，都有过类似的表述。因此，严复认为，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应该也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祖先，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相反，他们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阐释，从而完成现代化转型。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对现代人的生活有着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如何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确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课题。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相反，他们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坚持不懈地宣传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顺利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无疑看到了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和可塑性，因而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和继承。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晚年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仅具有“更接近现实”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有助于在理论上彻底认清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


但必须指出的是，严复的认识在当时还处于一个不清晰、不自觉的层面，深藏于个人思想之中。换句话说，他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所遭遇的一系列失败和困境的残酷现实，而不是对传统文化内在代价的深刻思考。正是这些失败和困境促使他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意义，最终让他相信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值得传承和弘扬的内容。但是，由于他的思想还处于一个不明确的阶段，他并没有断然否定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更没有肯定整个中国文化。实际上，他的思想仍然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境地。他曾颇为含糊地说：“读经应该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不如少读书，不删节，不求领悟；至于好言好行，可以列在另一本修养教材里，可能分为两件事：前者是那么严明可敬，后者是那么及时。宗法制进入军事社会，就应该循序渐进，顺其自然。不应该靠强大的人力去改变，比如尊重宗法，巩固宗族，而不是让孩子习惯依赖；孝是长久而坚实的，但不宜让一个八旬老人落在子子孙孙发展的后面。今天的慈善，如果行不通，要么帮助别人，要么害人。西方如斯潘塞等。都熟悉这个理论，而今天的慈善事业仍然是一种浪费。在文人堕落的时代，一切都岌岌可危。要看正义，死法没有一定，只有最好！”尽管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但他不敢假定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严复不敢贸然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价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倡尊孔读经，主张“保持我国四五千年圣贤流传下来的《易论》道德文章不倒”等等，除了表面上带有强烈的复古主义倾向，实质上与当时流行的复古主义情绪有原则上的区别，这就是所谓中国知识分子“以复古为创新”的文化。他辩解说：“韩家的孩子小的时候，都呆在家里，先教语文，传古文，都是读书。他们不知道自己话中的深意，小学生也听不懂。然而，如果它们像祖父的脸，它们就必须被他看见。当他学会了他治理人的气质，他自然要变老，这样他们就可以比较了。四书五经也是如此。根据上流社会必不可少的书籍来看，这个时候，你不妨先教讽刺朗诵。能解决就解决不了。等你年纪大了，见识多了，就不能忽视他们了。这是必要的。而童年的讽刺，也是研究和实践记忆；学习记忆也是教育中最重要的。至于搞西学，必须从很早的十五六年开始。之后学中文的话，到处都可以听孩子自学。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有更好的天赋，老师才能有更好的成绩。不然最后老校太浅，要不要改进，我不敢说。”在这里，严复的读经思想，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复古，倒不如说是他在试图“用我古书收之以诚”，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古书不能光存，使古书光存，其效不存。”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任何恢复过去的努力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基于对中西文化的认知，严复一贯反对政治上的全盘西化和按照西方政治模式的机械套用。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结构不尽如人意，而西方的政治模式有其优势。然而，中西政治制度的差异并不是基于人为的介入，而是中西公民千百年来根据其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国情而自然形成的。


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尽管严复热情宣传“天演论”的哲学，主张变法强国，深刻揭露和批判中国旧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尽人意的方面，但严复从根本上并不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导向西方道路。他在翻译孟德斯鸠的《群己权界论》一书时指出：“夫国之制，公而善之，不可一人之治。所以不能怪一个人的恶和虐。虽然他是叛逆的，但他也继承了他的系统的最后一股流来实施他的暴力。尽管和其他国家一起旅行，却只有一个人无法自拔。圣人危在旦夕，自以为能改，则难为上者，不为下者。他必须拥有最神圣的美德，辅以高世的才能，当他的命运相遇时，他就会成功。否则，什么都做不了。看孟的书，既可以警示专制君主，也可以警示欲戒独霸王朝之人。喔呼！法律不能定，改革谈何容易！说起来容易！”换句话说，严复并不反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是采取了谨慎而稳健的态度。尤其是在民族危机越来越重的时候，他更反对盲目走极端模仿西方。因为经验告诉他，“将取之国，处处走极端。波兰历史，残殷鉴。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欺骗来拯救国家，但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有偿的丈夫。他以后会知道的，但是骂那些崇拜他的人就太晚了


辛亥革命爆发时，严复确实有一段时间感到迷茫和不安，对自己之前的主张产生了一些怀疑。但没过多久，他就清醒地认识到，清朝只能是历史的记忆，中国未来的发展只能另辟蹊径。“此时在皇室为时已晚，但在内阁为时未晚。”所以他期待内阁大臣袁世杰出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为此，他没有避重就轻，而是冒着枪林弹雨只身前往武昌与李会面，显然有着重要的斡旋使命。


虽然辛亥革命造成的民生共和不是严复的理想，但在民国初期，他并没有太反对这场革命。他甚至希望中国能以这次革命为契机，重新规划未来的蓝图。不幸的是，由于这场革命的迅速发展和不成熟的领导，很难恢复秩序，中国的未来仍然是无望的。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严复才逐渐开始重新认定自己原来的政治观点。“说实话，这个世界还是要专制的。否则，如果秩序不能恢复，怎么可能繁荣？旧清政府像一条稻草狗，对陈不够重视，却产生了。不知道是哪里生的，担心云真的很让人担心！”他指出：“中国的未来确实是未知的。尽管它的麻烦很大，学者们什么都是学别人的，没有一个政府是负责任的，负责任的。齐国的实力派是管仲，秦国的实力派是尚宫，其他如申不害、赵奢、李悝、吴起，降为诸葛武侯、王景略、唐朝的姚崇、明朝的章太岳，他们都很有权势，一般都被任命为法。而中国以情取胜，却不改他的调教。有什么问题吗？”希望真正的强人从中国出来，依法恢复秩序。


宋案和二次革命后，严复逐渐感到这种期望仍难以成为现实，于是开始从根本上怀疑民主共和在中国的可能性，并由此认定民主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所有的王公们都如此沉迷于他人，一句话，十有八九，他们的物质文明已经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不知道国家的阶级，就要以国民性和国民素质为重，身体素质差的都不重要。中国的国民性根植于宏大，所以不能诬告。他们国家的人民素质，被千百年来圣贤君王的陶冶逐渐浸染，有了思想基础。需要注意的是，4亿黄种人要成为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所以他们开始行动，他们会放慢前进的速度，他们的样子很小。至于行程，他们控制不了。但是，已经是原因了，结果经过几百年的变化，还是会输给几千年的传承。如果我们的人民受制于古人，无话可说，即使我们的国家有几百个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思想的革命巨人，对于生存仍然是无用的。”由于怀疑“国民性与国民素质”根本不同，民主政权中的强人政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


在严复看来，既然“共和制不适合我类”，既然“我国的情况和习惯与共和制不相符”，那么由共和制改为帝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恢复君主制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从理论上讲，君主制比共和制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但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推行，也不可能有什么积极的效果。他指出：“复辟的提议很好，但遭到民主党和留学生的反对。辛亥还是可行的，今天召开这个提案。对非外交有很大帮助，所以不敢做。”虽然，“现在复辟中存在着一线生机，但这是极其危险的，这导致了它的失败。后来只是内斗分裂，这是必然的结果。总的来说，历史是极其重要的，是有天意的。真是超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耳朵了。”这说明像严复一样聪明的人也是c


理论上，严复并不怀疑帝制复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实践中，严复知道或预见到帝制复辟难以成功。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导致严复不愿意主动参与筹委会的活动，也不愿意主动公开宣示自己与筹委会的真实关系。这时，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未知的“天意”和一个幸运的机会上。“所以我们在它的国家体系中，一种时尚是难以确定的。独裁新思潮之际，舆论大潮，自然趋于极端，也是共和国的本分；过了几个小时，我看不可行，就妥协了，当了立宪君主。这都是鄙视，是它的历史国情推测出来的。不敢说，就会变成事实。”


可惜严复的愿望没能实现。不仅袁世凯的帝国复辟以失败告终，张勋的宣彤复辟更是昙花一现。经过这次痛苦的经历，严复似乎更加坚信自己的进步改良主义，说：“当你知道世间一切规律，都有弊端，福利的多少还是以人的道德和智慧为准。使其德智体成就高，新方法不可行，即旧方法也会生病。我想，在我们国家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该组织所做的努力将会付之东流。”回过头来看，“被旧世界入侵”的严复越来越觉得，中国的未来应该是中西合璧。就连人物也应该是“都有新知，却都游于旧道，对其行为没有讨论”的人。“想了想，总觉得二三十年，没有和平的希望。有生之年，病入膏肓，幸之，而悲之。”“总而言之，我绝不会以共和为中国之正当治理，而会竭力主张其控制，做四万人之罪人，九幽十八重，不足以其魂。然而今日之苦，虽为共和国与人民所不能，亦如佛说，只能坐视不管，任其自然。”


回顾这些年发生的事实的责任，严复认为：“我国曾经是一个极其和平的世界，外交失败，错误不全在军队。既然光明和宣传，当路不远，而我又没有意识到中西的巨大差异，我觉得你提倡军训和武术。然而，那天聚集的人们仍然在‘利用一个不公正的丈夫杀人’。这就是我们国家之所以乱，万劫不复的原因。”基于这种思考，严复不禁想起当年翻译《民约平议》等书的动机，更相信“社会进化易功德共享，互为生存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