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的治国思想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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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汉前期治国思想上儒道的消长，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里指出：“直到武帝初，和窦太后斗争，开始犹两面而倚重于儒，窦氏死后，才清算了道家，立出法度。”这也揭示：在西汉前期治国思想的嬗代中，窦氏卒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代座标，而绝非无足轻重。《辞海》1999年版与《中国历史大辞典》堪称两部权威工具书，均系窦太后卒年为公元前135年或前129年，给人以模棱两可之说，因而有考辨的必要。
关于窦氏卒年，《史》、《汉》绝大部分史料都主建元六年（前135年）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汉书·武帝纪》、《汉书·天文志》，都明确记载窦氏卒于是年。而据《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史记·封禅书》“今天子（按：即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后六年，窦太后崩”云云，也都只能推算出窦氏卒于建元六年。至于《汉书·窦婴田�传》曰：“六年，窦太后崩，丞相（许）昌，御史大夫（严）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上以�为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对照《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明确纪年，再参证《汉书·百官公卿表》以上四人的任免记载，也表明所谓“六年”，只能指建元六年，而绝不可能是元光六年（前129年）。《资治通鉴》当即根据以上史料系年，司马光甚至认为不必特立考异说明。电视剧《汉武大帝》也将窦氏之死安排在建元六年，这是正确的。
元光六年说的史源出自《汉书·外戚传》：“（窦）太后后景帝六岁，凡立五十一岁，元光六年崩。”正是这段自相矛盾的孤证，造成了窦氏卒年问题的混乱。按“后景帝六岁”崩来推算，与建元六年说并不抵牾；但按下文“凡立五十一年”（窦氏是文帝元年，即前179年被立为皇后的），则应是“元光六年崩”。不过，我们首先可以举出一条元光六年说的有力反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汉书·窦婴田�传》述及窦、田权力之争时都说：窦婴“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而据《汉书·武帝纪》，窦婴弃市、田�去世都是元光四年事，如果窦太后是元光六年才死的，上引《史》、《汉》本传又怎么能够说窦婴“失窦太后”呢？
对元光六年说，早有学者怀疑是班固的失误。唐代颜师古在《汉书·外戚传》上引记载下注云：“《武纪》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传云后景帝六岁，是也。而以建元为元光，则是参错；又当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谬，皆是此传误。”唐代司马贞在其《史记索隐》之《外戚世家》“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下，亦针对《汉书·外戚传》曰：“是当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而《汉书》作元光，误。”颜师古认为《汉书·外戚传》的“元光”是建元的参错，是有根据的判断。《汉书·景帝纪》颜氏注引文颖云：“景帝母窦太后，以帝崩后六年乃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不难看出，文颖所说“凡立”以下两句，显然是承袭《汉书·外戚传》的文字。据颜师古《汉书叙例》所列各注家时代，文颖“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可以证明：东汉末年文颖所见到的《汉书·外戚传》还没有误作“元光六年”，而仍是“建元六年”的正确记载。这种年号参错的现象，当是《汉书》在魏晋以后、唐代以前数经传抄中出现的。至于“凡立五十一年”云云，《汉书·景帝纪》所引文颖注文与《汉书·外戚传》相同，这或是班固一时推算错误而趁笔入史，或是班固以后、文颖以前传抄产生的讹误，两者必居其一。然而，上述文颖注文足证今本《汉书·外戚传》“元光六年崩”不足为信，并为窦氏卒于建元六年再次提供了坚强的证据。
窦太后之死，意味着西汉治国思想儒家化的最后一块拦路石被彻底甩掉了。试看有关记载：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而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
“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郊祀志》、《汉书·武帝纪》）
也就在窦氏去世的次年，即元光元年，汉武帝正式采纳了新儒学思想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
窦太后卒年的确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汉武帝前期统治思想的转折点。学术界往往把建元元年作为这一转折的临界点，其主要依据：一是《汉书·武帝纪》班固赞语提到的“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二是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年代错误推定在建元元年（董仲舒上策年代向来也有建元元年与元光元年二说，而实际上只可能是元光元年）。在建元元年的那场统治思想儒家化的运动中，诚然也有罢黜百家的举动，例如武帝同意丞相卫绾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但这种努力旋即因窦太后的干预而中断。故而把西汉治国思想由黄老之学向独尊儒术转折的临界点定于建元元年，显然不妥，而应定于窦太后去世的次年，即元光元年。
关于窦氏卒年，《史》、《汉》绝大部分史料都主建元六年（前135年）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汉书·武帝纪》、《汉书·天文志》，都明确记载窦氏卒于是年。而据《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史记·封禅书》“今天子（按：即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后六年，窦太后崩”云云，也都只能推算出窦氏卒于建元六年。至于《汉书·窦婴田�传》曰：“六年，窦太后崩，丞相（许）昌，御史大夫（严）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上以�为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对照《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明确纪年，再参证《汉书·百官公卿表》以上四人的任免记载，也表明所谓“六年”，只能指建元六年，而绝不可能是元光六年（前129年）。《资治通鉴》当即根据以上史料系年，司马光甚至认为不必特立考异说明。电视剧《汉武大帝》也将窦氏之死安排在建元六年，这是正确的。
元光六年说的史源出自《汉书·外戚传》：“（窦）太后后景帝六岁，凡立五十一岁，元光六年崩。”正是这段自相矛盾的孤证，造成了窦氏卒年问题的混乱。按“后景帝六岁”崩来推算，与建元六年说并不抵牾；但按下文“凡立五十一年”（窦氏是文帝元年，即前179年被立为皇后的），则应是“元光六年崩”。不过，我们首先可以举出一条元光六年说的有力反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汉书·窦婴田�传》述及窦、田权力之争时都说：窦婴“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而据《汉书·武帝纪》，窦婴弃市、田�去世都是元光四年事，如果窦太后是元光六年才死的，上引《史》、《汉》本传又怎么能够说窦婴“失窦太后”呢？
对元光六年说，早有学者怀疑是班固的失误。唐代颜师古在《汉书·外戚传》上引记载下注云：“《武纪》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传云后景帝六岁，是也。而以建元为元光，则是参错；又当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谬，皆是此传误。”唐代司马贞在其《史记索隐》之《外戚世家》“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下，亦针对《汉书·外戚传》曰：“是当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而《汉书》作元光，误。”颜师古认为《汉书·外戚传》的“元光”是建元的参错，是有根据的判断。《汉书·景帝纪》颜氏注引文颖云：“景帝母窦太后，以帝崩后六年乃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不难看出，文颖所说“凡立”以下两句，显然是承袭《汉书·外戚传》的文字。据颜师古《汉书叙例》所列各注家时代，文颖“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可以证明：东汉末年文颖所见到的《汉书·外戚传》还没有误作“元光六年”，而仍是“建元六年”的正确记载。这种年号参错的现象，当是《汉书》在魏晋以后、唐代以前数经传抄中出现的。至于“凡立五十一年”云云，《汉书·景帝纪》所引文颖注文与《汉书·外戚传》相同，这或是班固一时推算错误而趁笔入史，或是班固以后、文颖以前传抄产生的讹误，两者必居其一。然而，上述文颖注文足证今本《汉书·外戚传》“元光六年崩”不足为信，并为窦氏卒于建元六年再次提供了坚强的证据。
窦太后之死，意味着西汉治国思想儒家化的最后一块拦路石被彻底甩掉了。试看有关记载：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而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
“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郊祀志》、《汉书·武帝纪》）
也就在窦氏去世的次年，即元光元年，汉武帝正式采纳了新儒学思想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
窦太后卒年的确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汉武帝前期统治思想的转折点。学术界往往把建元元年作为这一转折的临界点，其主要依据：一是《汉书·武帝纪》班固赞语提到的“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二是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年代错误推定在建元元年（董仲舒上策年代向来也有建元元年与元光元年二说，而实际上只可能是元光元年）。在建元元年的那场统治思想儒家化的运动中，诚然也有罢黜百家的举动，例如武帝同意丞相卫绾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但这种努力旋即因窦太后的干预而中断。故而把西汉治国思想由黄老之学向独尊儒术转折的临界点定于建元元年，显然不妥，而应定于窦太后去世的次年，即元光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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