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的科涅夫与朱可夫
科涅夫可以说是在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被朱可夫解救和提拔上来的,但科涅夫和朱可夫的矛盾也是公开的,这里面有他们两位对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不同见解,但更多的是两个个性很强的军人的碰撞的结果。朱可夫元帅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军事统帅,但他性格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是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从而有时没有注意尊重别人的感觉,他很难容忍部下的不同见解。由于朱可夫的杰出历史功绩,他的这些缺点往往被大多数人所忽略,但这不包括个性同样很强的科涅夫,即使在朱可夫元帅的威望处于最顶峰的时期,科涅夫也从不讳言对朱可夫的某些行为的不满。
这两位名将关系产生裂痕的原因当然是在著名的柏林战役中,由于斯大林偏袒有苏军“胜利的象征”称号的朱可夫元帅,这使得科涅夫当时对朱可夫的看法带有了成见。不过这反过来使得科涅夫有机会表达他的性格中十分光彩的一面,如果不提到这点,对他是十分不公平的。那是在1946年,斯大林打算清除在军队中具有太高威望的朱可夫元帅,当时在全体军队高级将领出席的会议上,斯大林向大家出示了有关朱可夫在军队中密谋组织反党组织,阴谋夺取国家权力的“证据”,经历了30年代的大肃反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众人都还沉默犹豫的情况下,完全出人意料的是科涅夫元帅第一个站起来为朱可夫辩护,表示他决不相信朱可夫元帅会参预这样的密谋,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由于科涅夫的带头,其他的将领也纷纷为朱可夫辩护,这使得朱可夫仅仅被贬为奥德萨军区司令。有意思的是,在那以后,科涅夫并没有向朱可夫表示和解,而是继续对朱可夫一些缺点进行指责,到了1950年,他也被降级,调到了喀尔巴阡军区当司令员。在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和科涅夫得到都了升迁的机会,他们共同参与了逮捕贝利亚及其同伙的行动。即使在朱可夫东山再起,再次掌握大权以后,科涅夫仍没有停止对他表示指责,这至少说明科涅夫不是一个背后捅刀子的小人。他和朱可夫在建军道路上的理念有着不同之处,但他们都是为苏联卫国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的军事统帅。
1957年,掌权后的赫鲁晓夫开始对朱可夫下手。不久,《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苏军听从党指挥,与人民心连心》,文章的署名为科涅夫。文章指责朱可夫是波拿巴主义分子,有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野心,同时还罗列了他犯下的条条“罪状”。这篇文章其实并非出自科涅夫之手,而是由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元帅所参与的苏军总政治部炮制的。在此前的某天晚上,有人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科涅夫家,让他在上面署名,并说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科涅夫觉得事情重大,几乎一夜未眠,他尽可能软化了批评的口气。做完这些后,他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希望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但他心里清楚这样做不会有结果,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对朱可夫进行政治攻击。
赫鲁晓夫在电话那头强硬地说:“你想干也罢,不想干也罢!反正文章都得用你的名义发表!” 朱可夫看到这篇文章时简直被气晕过去了。一次在街上巧遇科涅夫时,朱可夫冷冷地对他说:“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请为我写一篇辟谣文章!”科涅夫回答道:“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这是党的决定,在我们国家这就是法律。”
将军们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但在政治斗争领域却一筹莫展,最后彻底沦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据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描述,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懂得一将难求的道理,决不让各方面军司令受屈,而是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威信,并将他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使他们免遭党内官僚的侵扰。但与斯大林不同的是,赫鲁晓夫并不善于倾听将军们的意见。
科涅夫在职时坚决反对大幅裁减军队,反对只顾发展战略火箭军而牺牲其他军种。赫鲁晓夫曾在会上冲科涅夫高声尖叫:“你为什么不在文件上签字?部长都已经签了!”科涅夫回答说:“我不会签字,我有自己的看法。”在他们的一次谈话中,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说:“我会让你低头服输!”对于一位战功显赫的元帅来说,科涅夫一生从未听人对他说过这种狠话。
1961年,民主德国在动荡局势下开始修建柏林墙,赫鲁晓夫当时就放言说:“应该立即采取武装行动。”从而导致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急剧紧张,双方坦克在弗里德里希大街面对面对峙了一昼夜。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赫鲁晓夫才想到了科涅夫。时任美国驻欧洲陆军总司令,正是当年和科涅夫打过交道的布莱德利将军。当科涅夫飞抵柏林后,双方的坦克很快都撤了下来,一场大战危机烟消云散了。
1962年,赫鲁晓夫授意剥夺了科涅夫元帅的权力。这并不是科涅夫见识政治无情的极致。当年在军事法庭受审期间,在对告密证据进行审查时,科涅夫目睹了从前对他的大量告密文件,而这些告密者竟是被他视为最亲密的伙伴和战友的人,这恐怕是令科涅夫元帅终生遗憾和失望的事情,最后,还是为人正直的朱可夫元帅将他从军事法庭的审判台上救了下来。
离任后,科涅夫元帅继续勤奋地学习、研究历史、撰写回忆录。科涅夫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只可惜听众太少。当科涅夫身患重病时,政府要员中只有柯西金来医院探望过,他在元帅床边坐了很长时间,与科涅夫讨论现行政策,并共同追忆往事。
1967年12月28日,在科涅夫70大寿的庆祝仪式上,朱可夫与科涅夫见了最后一面,这成为两位元帅和解的标志。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在书中描写了此次相会:“命运是如此地安排,戏剧性地把他俩彼此长久分隔。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更遥远的过去,战火硝烟却戏剧性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在人民缅怀战争岁月的时候,他们俩的名字比其他人更频繁地并列在一起!”这是元帅们的黄昏,几年之后,两人都相继离开了人世。
科涅夫获得的荣誉
科涅夫曾获列宁勋章7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2枚,一级库图佐夫勋章2枚,红星勋章1枚,奖章及外国勋章多枚,“胜利”最高军功勋章1枚,荣誉武器1件。著有:《1945年》,莫斯科1970年第2版;《方面军司令员笔记》,莫斯科1972年版。
1973年5月21 日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
2024-10-30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