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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teddybear_1980的回答:
左宗棠不是曾国藩的学生,而且时不时的要怼一下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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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年—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湘乡府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富厚堂(曾国藩故居)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虚岁28岁时,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藉着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李鸿章 http://artist.artxun.com/L/12-11322/info.shtml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 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举。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为抓住展示才能的时机,他经常为一件小事而与人大吵大闹;在当上巡抚,官及三品时,脾气却越来越小。“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这句著名的话就是他说的。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 ) ,组成中法混合军 ,称常捷军 ,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 年 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 。论功 ,封一等恪靖伯 。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 1866 年2月攻灭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镇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 。1865年升任闽浙总督。1866 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 ,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又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旋改任陕甘总督 ,推 荐 原 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67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并助胡雪岩拿到了象征着慈禧太后近臣的黄马褂。却终因胡雪岩满门抄斩而身败名裂,也因李鸿章的镇压而无能为力。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为晚清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省合肥人,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fú],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
李鸿章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其一生中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死后追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1837年9月12日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当时其父张瑛任兴义知府),少时在贵州兴义府署(今安龙)长大。其人博闻强识,文才出众,年方十一,即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作《半山亭记》,名噪一时。此记全文,刻于安龙招堤畔之半山亭。十二岁在贵阳出版第一本诗文集。咸丰三年(1853年),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同治二年(1863年),与贵州人李端棻同为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其间,为清流派重要成员,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吴大澄、张观准、刘恩溥、吴可读、邓承修、何金寿等人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奕䜣、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
1881年(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为任封疆大吏之始。以后政治态度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击败法国军队。同时,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广东水陆师学堂。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1894~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后又以之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培养洋务人才,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1894年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强,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本军队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颇得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戊戌变法时期,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1895年秋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捐金五千为助;未几上海强学分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助办《时务报》;同时对湖南南学会和《湘学新报》亦颇表赞助。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表明与维新派的分歧,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政府对外宣战,乃于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8月间,在汉口通过英国领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设督办政务处,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及调整中法关系十二事,采用西法十一事,为“新政”活动的重要蓝本。1903年,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商办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1905年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在东南地区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因此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次年清政府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受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富厚堂(曾国藩故居)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虚岁28岁时,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藉着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李鸿章 http://artist.artxun.com/L/12-11322/info.shtml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 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举。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为抓住展示才能的时机,他经常为一件小事而与人大吵大闹;在当上巡抚,官及三品时,脾气却越来越小。“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这句著名的话就是他说的。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 ) ,组成中法混合军 ,称常捷军 ,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 年 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 。论功 ,封一等恪靖伯 。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 1866 年2月攻灭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镇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 。1865年升任闽浙总督。1866 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 ,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又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旋改任陕甘总督 ,推 荐 原 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67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并助胡雪岩拿到了象征着慈禧太后近臣的黄马褂。却终因胡雪岩满门抄斩而身败名裂,也因李鸿章的镇压而无能为力。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为晚清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省合肥人,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fú],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
李鸿章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其一生中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死后追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1837年9月12日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当时其父张瑛任兴义知府),少时在贵州兴义府署(今安龙)长大。其人博闻强识,文才出众,年方十一,即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作《半山亭记》,名噪一时。此记全文,刻于安龙招堤畔之半山亭。十二岁在贵阳出版第一本诗文集。咸丰三年(1853年),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同治二年(1863年),与贵州人李端棻同为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其间,为清流派重要成员,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吴大澄、张观准、刘恩溥、吴可读、邓承修、何金寿等人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奕䜣、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
1881年(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为任封疆大吏之始。以后政治态度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击败法国军队。同时,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广东水陆师学堂。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1894~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后又以之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培养洋务人才,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1894年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强,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本军队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颇得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戊戌变法时期,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1895年秋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捐金五千为助;未几上海强学分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助办《时务报》;同时对湖南南学会和《湘学新报》亦颇表赞助。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表明与维新派的分歧,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政府对外宣战,乃于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8月间,在汉口通过英国领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设督办政务处,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及调整中法关系十二事,采用西法十一事,为“新政”活动的重要蓝本。1903年,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商办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1905年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在东南地区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因此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次年清政府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受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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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曾国藩比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张之洞的评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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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兴四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平叛太平天国。李鸿章领导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水师。左宗棠平叛陕甘回乱,收复新疆。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都很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的晚清的灭亡时间。那为什么说曾国藩的评价更高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勤勉藏器,待时而动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的勤勉几乎是无人能及,咸丰八年六月起至于临终之日,曾国藩的日记未曾间断一日,甚至在去世的当天,他还在补写前一天的日记。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的日记说:“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绂生来一坐。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簿。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通过日记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身体已经衰弱到了极点,以致屡次昏睡,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在坚持处理公务,接待访客,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还在阅读《理学宗传》,且不说他的理学修为如何,单是这种至死不渝的学术热情,已经足以让很多自诩为大儒的理学家汗颜了。
第二,广交贤良,陶铸后进
黄侃论学语录说:“读书之人,以读奇书,事通人,居通都,三者为要。”交游对于读书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曾国藩居官京师之时就非常注重选择师友,义理之学师从唐鉴、倭仁,考据之学受益于邵懿辰、莫友芝,辞章之学与梅曾亮、何绍基驰骋,经济之学与江忠源、罗泽南切磋。以上诸人都是当世贤俊,在交往的过程中,曾国藩各方面的能力都有大的提升,为日后的军事斗争储备了丰厚的知识,也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曾国藩也非常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他早年曾撰写《原才》一文,呼吁才士转移风气,为国效力,也曾在《应诏陈言疏》中建议皇帝广纳人才。曾国藩提拔的人才不计其数,其中尤其以江忠源、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为著名,这四人是湘军的水陆统帅,是曾国藩攻城略地、击败太平天国的骨干力量。当然,要说曾国藩最得意的门生,还是以李鸿章为首。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进士,曾李两家是世交,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对于这位年家子,曾国藩颇为垂青,称赞他才可大用。咸丰八年(1858年),李鸿章投奔曾国藩幕府,负责文案工作,尤其擅长奏议之作。李鸿章崭露头角,始于咸丰十年(1860年)。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击败僧格林沁的精锐奇兵和胜保的救援军队,攻占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并发布上谕,命各省督抚、将军速速带兵勤王,八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也接到了上谕,命他派遣鲍超率湘军精锐二三千人克日赴京。这一道上谕使曾国藩陷入了矛盾境地,朝廷遭此大难,作为臣子,勤王护驾是头等大事。可是江南战局也是瞬息万变,鲍超北援,势必削弱湘军实力,对于安庆战局乃至整个江南战局都会有大的影响。曾国藩左思右想,都没有两全之策,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描述焦灼的心情说:“京信危急,弟实忧皇竟日,在室中徘徊私恸,几不能办一事。”在曾国藩进退两难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出了一条妙计。
第三,大巧若拙,刚柔并济
从整体上来讲,曾国藩的性格属于刚强雄直一类,这种性格的形成,受他的祖父曾玉屏的影响很大,他说:“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种倔强之气是曾国藩傲然挺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支撑。它在帮助曾国藩死里图生、困而修德的同时,也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多阻挠。“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的刚硬性格,对于个人修身来说是一种有力的因素,可是用到官场交往中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曾国藩在江西战场上的三年困境(1854—1857年),就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居丧其间,回想在江西遭遇的困境,曾国藩的内心难以平静,一度卧病在床。好友欧阳兆熊推荐名医曹镜初诊视,曹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岐黄之药虽然可以医治身体上的病痛,至于心理上的刚硬之疾,还是要借助黄老柔顺之方。听罢此言,曾国藩恍然大悟,再次出山之后,一改旧习,谦恭和顺,人际关系得到了缓解,处理军务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晚清名臣左宗棠盛气凌人,自视甚高,早年不甚尊重曾国藩。相传曾国藩拜访左宗棠时,左宗棠为了杀一杀曾国藩的傲气,迟迟不肯出来会面,曾国藩问他忙于何事,他说在给小妾洗脚,曾国藩气愤不过,就出了一个上联讽刺他,“为如夫人洗脚”,左宗棠也反唇相讥,应声对了一个下联,“赐同进士出身”,讽刺曾国藩是进士三甲。对于左宗棠的刻薄,改习黄老之术的曾国藩一笑了之。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奉命救援浙江时,就请左宗棠用篆书写了一副对联,即“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两人都不念旧恶,和好如初。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举荐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任浙江巡抚,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收复了杭州,缓解了曾国荃攻陷金陵的军事压力,是彻底击败太平天国的关键一战。
第四,退以保身,俭以养德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惨剧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立下汗马功勋的将帅名臣几乎都难逃身首异处的下场。收复金陵,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贵极人臣,天下瞩目,可是风云突变的局势也将曾氏兄弟逼到了危险境地。曾国荃收复金陵,独占全功,虽说居功甚伟,但是也有三条致命的罪状。第一,天王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福瑱乘乱逃逸;第二,未能奉旨将忠王李秀成押解进京,而是就地处决;第三,太平天国宝藏不知所终,清廷怀疑被曾国荃私吞。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曾国藩决定向清政府妥协,推出了三条应对之策:第一,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交出军事指挥权,回原籍调养;第二,裁撤湘军,仅留刘松山、易开俊统领的六千湘军协防金陵;第三,奏请停解部分厘金,缓解政府的经济压力。通过这三条对策,曾国藩消除了清政府的疑惧之心,也抑制了满汉大臣的妒忌之心,不仅保全了身家性命,还赢得了忠诚体国的美誉。
所以综上所述,历史上对曾国藩的评价更高一点。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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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兴四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平叛太平天国。李鸿章领导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水师。左宗棠平叛陕甘回乱,收复新疆。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都很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的晚清的灭亡时间。那为什么说曾国藩的评价更高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勤勉藏器,待时而动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的勤勉几乎是无人能及,咸丰八年六月起至于临终之日,曾国藩的日记未曾间断一日,甚至在去世的当天,他还在补写前一天的日记。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的日记说:“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绂生来一坐。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簿。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通过日记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身体已经衰弱到了极点,以致屡次昏睡,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在坚持处理公务,接待访客,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还在阅读《理学宗传》,且不说他的理学修为如何,单是这种至死不渝的学术热情,已经足以让很多自诩为大儒的理学家汗颜了。
第二,广交贤良,陶铸后进
黄侃论学语录说:“读书之人,以读奇书,事通人,居通都,三者为要。”交游对于读书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曾国藩居官京师之时就非常注重选择师友,义理之学师从唐鉴、倭仁,考据之学受益于邵懿辰、莫友芝,辞章之学与梅曾亮、何绍基驰骋,经济之学与江忠源、罗泽南切磋。以上诸人都是当世贤俊,在交往的过程中,曾国藩各方面的能力都有大的提升,为日后的军事斗争储备了丰厚的知识,也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曾国藩也非常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他早年曾撰写《原才》一文,呼吁才士转移风气,为国效力,也曾在《应诏陈言疏》中建议皇帝广纳人才。曾国藩提拔的人才不计其数,其中尤其以江忠源、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为著名,这四人是湘军的水陆统帅,是曾国藩攻城略地、击败太平天国的骨干力量。当然,要说曾国藩最得意的门生,还是以李鸿章为首。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进士,曾李两家是世交,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对于这位年家子,曾国藩颇为垂青,称赞他才可大用。咸丰八年(1858年),李鸿章投奔曾国藩幕府,负责文案工作,尤其擅长奏议之作。李鸿章崭露头角,始于咸丰十年(1860年)。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击败僧格林沁的精锐奇兵和胜保的救援军队,攻占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并发布上谕,命各省督抚、将军速速带兵勤王,八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也接到了上谕,命他派遣鲍超率湘军精锐二三千人克日赴京。这一道上谕使曾国藩陷入了矛盾境地,朝廷遭此大难,作为臣子,勤王护驾是头等大事。可是江南战局也是瞬息万变,鲍超北援,势必削弱湘军实力,对于安庆战局乃至整个江南战局都会有大的影响。曾国藩左思右想,都没有两全之策,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描述焦灼的心情说:“京信危急,弟实忧皇竟日,在室中徘徊私恸,几不能办一事。”在曾国藩进退两难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出了一条妙计。
第三,大巧若拙,刚柔并济
从整体上来讲,曾国藩的性格属于刚强雄直一类,这种性格的形成,受他的祖父曾玉屏的影响很大,他说:“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种倔强之气是曾国藩傲然挺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支撑。它在帮助曾国藩死里图生、困而修德的同时,也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多阻挠。“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的刚硬性格,对于个人修身来说是一种有力的因素,可是用到官场交往中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曾国藩在江西战场上的三年困境(1854—1857年),就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居丧其间,回想在江西遭遇的困境,曾国藩的内心难以平静,一度卧病在床。好友欧阳兆熊推荐名医曹镜初诊视,曹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岐黄之药虽然可以医治身体上的病痛,至于心理上的刚硬之疾,还是要借助黄老柔顺之方。听罢此言,曾国藩恍然大悟,再次出山之后,一改旧习,谦恭和顺,人际关系得到了缓解,处理军务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晚清名臣左宗棠盛气凌人,自视甚高,早年不甚尊重曾国藩。相传曾国藩拜访左宗棠时,左宗棠为了杀一杀曾国藩的傲气,迟迟不肯出来会面,曾国藩问他忙于何事,他说在给小妾洗脚,曾国藩气愤不过,就出了一个上联讽刺他,“为如夫人洗脚”,左宗棠也反唇相讥,应声对了一个下联,“赐同进士出身”,讽刺曾国藩是进士三甲。对于左宗棠的刻薄,改习黄老之术的曾国藩一笑了之。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奉命救援浙江时,就请左宗棠用篆书写了一副对联,即“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两人都不念旧恶,和好如初。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举荐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任浙江巡抚,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收复了杭州,缓解了曾国荃攻陷金陵的军事压力,是彻底击败太平天国的关键一战。
第四,退以保身,俭以养德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惨剧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立下汗马功勋的将帅名臣几乎都难逃身首异处的下场。收复金陵,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贵极人臣,天下瞩目,可是风云突变的局势也将曾氏兄弟逼到了危险境地。曾国荃收复金陵,独占全功,虽说居功甚伟,但是也有三条致命的罪状。第一,天王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福瑱乘乱逃逸;第二,未能奉旨将忠王李秀成押解进京,而是就地处决;第三,太平天国宝藏不知所终,清廷怀疑被曾国荃私吞。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曾国藩决定向清政府妥协,推出了三条应对之策:第一,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交出军事指挥权,回原籍调养;第二,裁撤湘军,仅留刘松山、易开俊统领的六千湘军协防金陵;第三,奏请停解部分厘金,缓解政府的经济压力。通过这三条对策,曾国藩消除了清政府的疑惧之心,也抑制了满汉大臣的妒忌之心,不仅保全了身家性命,还赢得了忠诚体国的美誉。
所以综上所述,历史上对曾国藩的评价更高一点。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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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回:贾存周报升郎中任,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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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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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你这SP名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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