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介绍一下私塾

条目分明

Answer 1

私塾的定义：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是旧时私立学校，它是古代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塾的种类：
1.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
2.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
3.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

私塾的教育阶段：
一：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
二：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
三：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
四：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
五：温习，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

私塾的教材：
1.初级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等等
2.中级本：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

私塾的教学时数：
1.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
2.“长学”一般是一年或数年，学生学习的内容也多。

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1.注重蒙童的道德教育。
2.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
3.重视复述和背诵。
4.体罚盛行。

私塾的作用：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

Answer 2

私塾相当于现在的私立学校，乃我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施以揪学生的脸皮，以戒尺打手心等惩罚手段以示威严。

Answer 3

私塾 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以经费来源区分，私塾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

私塾的教育阶段可以分为
一：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
二：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
三：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
四：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
五：温习，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

私塾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Answer 4

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

Answer 5

　　私塾 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

　　私塾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000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私塾概述
　　古代私塾教学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创办并任塾师的留下西溪私塾(在今茶市街)，开办时学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时达四十余名。塾师一般多为一人，大的村塾则不定。学生人塾后由塾师个别教授。年幼儿童先识“方块字”(书写在一寸多见方纸上的楷书字)，识至千字左右后，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读“四书”的。教法大多为先教学生熟读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除读书背诵外，有习字课，从教师扶手润字开始，再描红，再写映本，进而临帖。学童粗解字义后，则教以作对，为做诗做准备。“四书”读完后，即读“五经”，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由于科举取士深入人心，学塾也重视制科文字(八股文)的习作，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规极严，订有严厉罚则，体罚为平常事。

　　教育方式
　　现代私塾所使用的教学工具
　　私塾乃我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 私塾学堂
　　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编辑本段历史变迁
　　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代很少把“私”和“塾”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等，这些字眼都带有几分文雅气或亲情味。私塾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义塾带有免费教育的性质，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族塾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儿童。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过去，私塾多为蒙学程度，以自设馆为最多。塾师文化水平悬殊，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 现代私塾教学，著汉服拜孔子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隶经杂箸》甲编卷下） 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从全国范围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 经馆受废科举的直接冲击，纷纷停闭。时间不长，社会上很少再有经馆，剩下的几乎都属于蒙馆。清末民初，义塾、族塾或者改办小学，或者停办。开办家塾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地方政府不便过问。自设馆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对象。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35年底，全国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经过改良的私塾称为改良私塾，办学介于新旧之间，是从传统私塾向近代小学过渡的教育机构。1915年，商务印书馆为改良私塾设计了一个课程表，其中有修身、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国文、读经采取复式教学形式，其他课则私塾学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对全市私塾进行常识抽考，发现各塾平时对于常识课都不甚注意。其实，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这样的办学水平上：都开国文（后改为国语）课，不少加授算术；部分采用小学教科书，但没有完全放弃传统蒙学教材。国文、算术需要塾师加以讲解，改良私塾为此添置了黑板、粉笔。 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会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检点的地方：对私塾办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私塾改良收效不大，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鲜有改良者。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以及抗战期间，新开办的私塾比较多。中国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崇尚文化知识。遇到战乱，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1949年夏秋间，江苏省仪征县对私塾的处理办法有：1.分区举行塾师甄别试验，合格者发给设塾准许证，不合格者劝其转业。2.组织塾师学习。3.组织少数塾师参加冬学研究会和冬学工作，成绩优良的帮助转为公办小学教师。这一年，仪征县有41名塾师转业，主要是回家务农。然而，受战争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整顿私塾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县还有私塾存在，多者达数百所；有些县私塾所剩无几，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据《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视为一种私立学校，当成了改造的对象。1949年12月，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一般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中国教育年鉴（49—81）》）逐步改造和突击消灭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暂时没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办私立中小学：“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以适应今后国家建设需要，本部已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同上）随后，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学，有的主动关门。到了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了。
　　编辑本段私塾复兴的意义
　　私塾，对现代教育的反思与检讨
　　私塾，这个中国城市人已经隔膜许久的陈年旧词，这个几乎已经被整天盘算着要让孩子进重点学校、出国的城市家长遗忘在历史博物馆的一个“旧社会”象征，依旧活生生地生存在中国农村的土壤上，就象农村大院里常见的千年古藤，在历经风霜之后，依旧顽强地散发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家中开课堂，教学侧重古文经典，学生背诵《论语》、《大学》……，在河北行唐县、湖南平江县，在更多的省份农村地区，私塾已经不再是个案，而是一种常态。而私塾本身，又被冠予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名字——蒙馆。在记者看到的几个蒙馆里，可以发现共同的特点是先生都是五乡四邻德高望重的老者，而学生则大多是没能学好“新书”（现代教育）、无法继续升学、但进入社会又太早的青少年。 蒙馆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学古文、习书法、写作和做对联。而所学的古文除了《增广贤文》和《论语》外，还有《乡党应酬汇编》、《诗经》、《楚辞》、《幼学》、《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等。 最有意思的应该是作文和做对联，作文需要讲求严格的格式和套路，但主题一般却是对乡间最近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 的确，现代私塾除了依旧带有浓浓的、挥之不去的怀旧复古之韵味外，它实际上更象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混合体。不是吗？读《诗经》、《楚辞》、《幼学》、《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其实在一个世纪以前几乎是每个中国少年的必备功课，每个中国人都是从这里开始人生教育的启蒙，而这些传统文化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我们的现代教育模式中被省略了，现代的学生更注重数理化、注重计算机和外语等现代生存必需的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补课”。 但现代私塾毕竟处于当下，它还是添加了不少现代教育元素，它要求作文需要讲求严格的格式和套路，但主题一般却是对乡间最近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其实就是对学生思辩能力、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能力、从现象中归纳总结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能力的大检阅和大练兵，这些能力，其实也是挣扎于当代应试教育的学生们所欠缺的。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私塾的出现会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它是对对现代教育的一次反思与检讨。 私塾，农村教育的宿命所归？
　　私塾教育在农村兴起的原因
　　高中毕业并读过5年老书的南江镇崇义村支书童振武说：现在农村学校教育是为考大学设计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只有读上去考出去，才有出息前途。如果你读不出去，回到农村就非常惨。“文不像相公，武不像关公”，过去学的和生活脱节，根本派不上用场，甚至连起码的待人接物也不会。一切都要从头来过。读老书就不一样，如果你有一笔好字，会做祭文，会写诗联对子，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应酬，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生活，走出去别人看法也不一样。 中国有位革命领袖曾经说过：农民说的话往往充满了真知灼见，因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对脚下的这片黄土地最熟悉和了解，他们也知道必须付出什么，才能收获什么。现代私塾的出现，就在于农民们了解，农村学校教育的根本缺陷所在。 中国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学”一点是要从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按理说，新兴的教育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它一方面通过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次，也只能通过学校的途径来生产。学校教育，其结构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办。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教育所体现的品格，与科举制恰恰是相反的 。然而，在现代教育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幅十分怪异的图画， 教育有变成“科举当之无愧的替代物”的趋势。一边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学校的成绩优秀毕业生以相应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头衔，在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大学生所拥有的教育资源相当于几十个农村中小学生所拥有的教育资源，相应的，当大学生走向社会时，大学生获得的收入、待遇和社会地位，又是只有中小学学历的农村进城打工仔所望尘莫及的。于是，几乎所有的农民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博士生相当于进士，硕士生相当于举人，本科生相当于秀才。而所谓的高中乃至初中毕业，在城市的生存机会等同于当年的阿Q。 而私塾教育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个桌子，再有个学究就可以开办。农村的私塾教育功能当然首先是把个别的农村孩子教成读书人，或者说是主要的功能则是教众多的农家子弟认识几个字 。除此以外，私塾还存在着另一种功能，即与传统农村的生活状况紧密相连的。我们都说，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礼俗既是农村日常活动，也是农村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但是，无论是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还是年节庆典的各色风俗活动，都离不开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参与其间，既要主持喊礼，又要从事各种文字事务。显然，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都要靠私塾这种旧教育，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对生活并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实际则不然，农村人不仅日常调解和叙事话语要依赖它，而且乡村组织的活动，农村人的风俗行为没了它也无法正常运转。 教育改革的结果，不仅是吸走了乡村的精英（新教育与旧教育不同，需要师资和设备，学堂办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出息，走得越远，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欧美留学），而且无可挽回地推翻了乡村的传统教育制度。 虽说中国改革推行了二十多年，但当下的中国农村，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村， 其生产方式大多依旧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传统的农村，没了传统的读书人，就等于没有了乡村文化的灵魂，而没有了私塾，传统的读书人也就没了传承的渠道，终有一天会有油尽灯枯的时候。 农村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 中国的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困境。30年代包括 陶行知在内的许多有志之士从事的乡村改良试验，往往从乡学的建设入手，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们的努力无法使乡村世界复原。 鲁迅读过的私塾:三味书屋
　　私塾，映射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方向
　　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陶行知对乡村改造的目标、理想，讲得更具体明确。他批评当时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没有和“农业联合”，“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他希望乡村教育与农业及其他各业联系起来，使乡村学校成为中国改造乡村的中心。 现在的中国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比，依旧是二元隔离的状态。在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约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 ）义务教育投入的大头集中在乡镇，而乡镇又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无心也无力拨款投入义务教育，实际上就变成了民众自己为义务教育“买单”。而由于资金匮乏，农村教师的素质、软硬件设备的配置以及受重视程度，都使得农村教育远远不及城市教育，何况还要经历高考分配资源悬殊的挤压，绝大多数农村青年成为高考的失败者，他们除了部分进入城市打工外，更多地还是要留在农村生存。而现代私塾，就是给这些农村青年重新溶入农村话语体系的归位教育。 除了资金匮乏这个原因，更根本的要害在于，中国教育体系是将农村教育与现代教育合为一体来统筹规划的，其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对学生素质的要求都是完全相同的，惟独教育资源配给完全两样。教育设计者们完全忽视了农村教育的独特性，忽视了在现行条件下，农村教育与精英教育之间的距离，农村教育应当成为一个学习职业技能、学习能够“既走出去、又能扎根本地”的教育形态。 比如，目前中国的职高、技校、中专等职业教育体系，资源基本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青年想要寻求一技之能，往往要背井离乡到城市来求学，而其花费又是无法承受的。结果就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景象：一方面，城市中的职高、技校、中专等职业教育学校年年喊生源人数节节下滑、大量设备和资源被白白浪费；另一方面，众多农村青年被高门槛阻挡，无法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学习。 因此，我们的政府应当要做的是将职业教育体系资源“下放”到农村，扎根于农村，让广大农村青年能够在家门口学习到职业技能。 让职业技能教育体系与普通中高等教育体系结合在一起。 教育与社会需要相结合的原理在于不同时期的具体运用。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的教育。我们的农村教育，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行。 如今中国的义务教育破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穷困地区教师开不出工资，学校负债累累，即使是大城市的“贵族学校”，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高考补习班，学生除了死记硬背、全心全意地对付考试外，对知识的探求、对品德的培养，在教育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教育改革并不是没有。有关部门一直在审视高考的内容和录取标准，地方上也兴起了教育券的试验。可惜，人们偏偏忘了中国最古老的教育体制：私塾。 从孔夫子开始，私塾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最重要的教育“载体”。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大部份读书人是靠私塾、而非政府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明清之际的科举考试败坏了读书的风气，耗尽了中国士人的创造力，但也有些学者针对时弊，通过私塾挑战僵化的正统，多少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一些活力。没有私塾，我们这两千多年的文明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私塾由于规模小，费用低，课程灵活，对教育的普及功不可没。明清时代太湖上飘荡的大渔船上，也设有教室。可见比农民还不如的船民，虽没有定居的地方，但也并非与教育绝缘。清代以后，随着新式学校的兴起，私塾渐渐式微。但不少专家指出，在新式学校费用昂贵、缺乏资源保障的情况下，取消私塾反而降低了国民的识字率。 笔者当然主张严格施行义务教育。然而，以中国之大，官僚体制的行政能力之低，教育资金之寒酸，义务教育不可能在几年内严格落实。即使是在当今的发达国家，公立学校体制完备，资金充足，私立学校也还是公立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补充。更有甚者，在美国，竟有2百万学生，也就是适龄学生的二十五分之一，公立私立学校都不上，自己在家里上学，形成一个价值8.5亿美元的家庭教育市场。 私塾的好处，是灵活、简单，可以随时补义务教育的漏洞。几个家庭凑起来，合请一个老师，或请一个合格的家长讲课，孩子就上学了。这不象建一个学校那样，需要惊官动府和大量的初期投资。如果教育券能够覆盖私塾的费用，对一个家庭而言，私塾的成本就更低了。更何况，当今中国正处于急剧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农村流动人口巨增。这些农村劳工，随着工作机会四处漂流，固定的学校不能跟着他们迁移，子女受教育处处受歧视。私塾则能够给这些人提供一个灵活的教育机会。 私塾在精英教育中，就更大有可为了。美国的家庭学校兴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对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满。不少家长因此放弃自己的职业，在家里教孩子，并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互联网的出现，又使这样的家庭教育如虎添翼。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家庭不仅能够及时沟通经验，共同组织活动，而且还可以网上训练家庭教师，设计课程，制定和贯彻教学标准。美国最近的调查表明，在18-24岁的年轻人中，在家里受中小学教育的人中，有75%修了大学课程，比全国同龄人的平均水平(46%)高出一截。2000年全国单词拼写比赛的前三名，全是在家里上学的孩子。有一个家庭，竟通过家庭教育把三个孩子送进了哈佛。另一个在家里受教育的孩子，没有上大学就出版了长篇小说，并成为最佳畅销书。第一所为受家庭教育的孩子开办的大学，也于2000年开张。 目前的中国，穷孩子许多失学，富孩子白天上学，晚上还要花钱去补习班。私塾难道不应是另一种选择吗？私塾不受僵化的学校课程的束缚，可以专门教学生想学、家长想教的东西，许多大胆的教育哲学可以在私塾里试验。私塾如果普及，我们的教育不仅可以多元化，文化也会因此更有创造力。 笔者希望看到的是，几个有能力但怀才不遇的大学毕业生或海龟，能够暂时放下高薪肥缺的美梦，靠自己的才学，为中国的私塾，开拓出一个硕大的市场。要知道，中国的发展，不能总是指望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有靠基层社会中这种草根式的创造力。